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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樂尚嘉：地理環境與國家制度——讀《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作者： 樂尚嘉
把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分為族群、部落、酋長管轄地、國家四個社會形態的慨念。這是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明確提出。
這個人類史的說法，與過去在各社會主義國家官定的歷史敘述是不一樣的。社會形態梯段式發展。在中國大陸，具體的歷史敘述就是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的史觀史論，不得越雷池半步。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雖然不再禁絕范郭翦以外的史觀史論，但是二代人以上的史學認識灌輸都被禁錮於此，大陸即使少有的突破性見識也仍然帶著范郭翦的痕迹。
戴蒙德的史識大開我們眼界。
戴蒙德認為，族群人數不多，主要靠狩獵採集生活；部落人口稍多，出現了最簡單的農業，這樣粗糙簡單的農業還不足以養活部落的人群，甚至有的主要還得依靠狩獵採集才得以生存下去；酋長管轄地階段人們基本已經定居，生活主要依靠農業，因為農業才能養活更多的人，也需要更多的人；國家則是酋長管轄地的成熟階段。
酋長管轄地開始，有了被馴化的植物動物，有了穩定的農業，有了較為富裕的糧食，也有了定居生活和定居社會。從此，人群中有了等級，酋長除了有公共管理權力，更有分配生存資源的權力。
因為穩定的生活和較大密度的人口，病菌也易滋長繁衍演化，反噬人們。
地理環境決定了人類史前史
本書開頭，作者戴蒙德就告訴我們一個問題，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新幾內亞島考察，當地一個政治家（酋長，長老，元老，知名人物？）耶利問他：”為什麼你們白人製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將它們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第3頁）
這個問題很大，它可以放在歐洲與新大陸的關係上，可以放在歐洲與非洲與澳洲的關係上，也可以放在中國與歐洲關係上，中國與周邊國家與東南亞與各太平洋群島關係上……，牽涉面甚廣，但也可以一句話解決。
那就是，上述的各個社會形態的差異所致。
戴蒙德詳細分析了人類史發展的歷程。
“糧食生產是槍炮、病菌和鋼鐵發展的先決條件。”（第64頁）
“糧食生產使農民能夠生產出多餘的糧食，……除了養活抄寫員和發明家外，糧食生產還使農民能夠養活政治家。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流動人群相對而言都是平等主義者，他們的活動範圍局限於自己的地區以及改變與鄰近人群的結盟關係。隨著稠密的、定居的、從事糧食生產的人口出現，酋長、國王和官員也出現了。”（第22頁）
我原來以外，猴群、猩猩群都有猴王、猩王，狩獵採集人群就沒有頭人嗎？人類的平等民主，可能在地中海邊產生的。人們要渡過地中海那個不太遠對岸，需要強壯的個人通力合作，那就必須平等協商合作。
戴蒙德認為，族群與部落中的人們是平等的，即使部落中已經有了頭人，其權力並不能凌駕於他人，族群和部落的生存資源依然沒有多餘，族群和部落重大決策必須平等商量，因為必須要合作實行。
看來，他是對的。
人類的糧食生產來源於可以馴化的植物。地球上有五個馴化植物成糧食的原始發源地。東半球的新月沃地帶（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中國，西半球美洲中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下和北美東部。
新月沃地帶和中國同時有可以馴化的大小動物，可美洲幾乎沒有稍微大一點的可馴化動物。
歐亞大陸通道同一緯度，生物生長所需條件相仿，傳播很快，當然病菌傳播也快。在馴化植物和動物交替發揮（畜力助糧食生產，糧食增多助馴化牲畜發展），人類屢經病菌淘汰與自身抗疫，自身得到多種免疫力。
而西半球整個美洲雖然有三個糧食生產的原始發源地，可是美洲大陸中間的狹窄地峽和南北緯度不同氣候不同，相互基本沒有傳播交流，再加沒有馴化畜力，糧食生產增長有限，病菌也少，自身免疫力不能與歐亞大陸人群相比。
由糧食生產開始的”這些差異，構成了歐亞大陸社會與印第安社會之間差異的一個重要的終極原因。在由此而產生的實現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術、政治組織和文字方面的差異。”（第383頁）
“皮薩羅俘虜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這件事，表明了導致歐洲人向新大陸移民而不是美洲土著向歐洲移民的那組近似的因素。皮薩羅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槍炮、鋼鐵武器和馬匹為基礎的軍事技術；歐亞大陸的傳染性流行病；歐洲的航海技術；歐洲國家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和文字。”（第58頁）
戴蒙德認為，各大陸人群非但不會同時處於同一個人類社會形態中，也不認為族群-部落-酋長管轄地-國家必須是循序前進的，農業定居的生活也可以倒退回到狩獵採集的生活去。同一個種族，可以在不同的生活、社會形態中。
新幾內亞人可能都是從華南逐島移居過來的，生活在高原的人群是農業定居社會，已是酋長管轄地式的社會形態，可生活在新幾內亞島沿海岸邊的人群則又放棄了農業定居生活，又以狩獵採集為主少有農業，他們又回到了族群和部落的社會形態去了。
澳洲土著，不管是從印度尼西亞群島還是從新幾內亞島移居過來的，其祖先都是東南亞過來的華南人，也就是都有過農業糧食生產的歷史，可是整個澳洲大陸的土著在十六世紀歐洲人來臨之前，都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
“地理和生態條件影響了人類發明的傳播。”（第241頁）
“各大陸民族長期歷史之間的顯著差異，不是由於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異，而是由於他們環境的差異。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能夠使澳大利亞土著人口和歐亞大陸土著人口互換位置，那麼，原來的澳大利亞土著現在可能不但佔領了歐亞大陸，而且也佔領了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而原來的歐亞大陸土著現在可能已淪為澳大利亞的一些遭受蹂躪的零星分散人口。”（第436頁）
我在瞎想，既然一切是從人類馴化動植物、人類從事農業糧食生產開始分化發展的，也就是人類從3萬年前到1萬3千年前起開始分化發展的，那麼在各自形成社會生活形態的同時，人類各自的身體是否也會跟著有不同的發展？人類的智力和腦力是否經過3萬年-1萬3千年隨著自然環境、食物數量與種類、社會習慣和思維腦力的運用的不同，在生理上也發生較大的差距？
當然，五百多年前歐洲人開始的大航海時代，一切都能在各大陸傳播，自然環境不應再是地球上各人群發展的障礙。
全球化開始以後地理環境不再是終極原因
戴蒙德雖然認為，”商人階級、資本主義和對發明專利保護以及未能產生專制獨裁的君主和使人不堪重負的稅收，還有它的希臘-猶太教-基督教的批判經驗主義調查研究的傳統。……”他還認為這些都只是”直接原因，人們一定會提出終極原因的問題：為什麼這些直接因素出現在歐洲，而不是出現在中國或新月沃地？”（第441頁）
戴蒙德認為是歐洲的自然環境、生態因素使歐洲逐漸走向那麼一條路，而中國或新月沃地的自然環境、生態因素走向了不能持續保持領先的道路。當然，戴蒙德承認每一次發展、每一個轉向都有偶然性，但他已點明”終極原因”在此。
我承認，戴蒙德說得有一定道理。
但是，十五世紀開始的全球化，澳洲那個不適於農業定居的大陸，在全球化——從信息、技術、、貿易直到人群流動的加持下，澳洲已經成為農業大國。這就充分證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能否保持持久的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保持其民眾持久的幸福，自然環境、生態因素不是終極原因。
2024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提出，制度決定成敗。包容性制度才能使一個國家持久的經濟增長，而榨取性制度則相反。三位獲獎者中的兩位合作寫了本《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書，大致概括了他們的觀點。
戴蒙德似不以為然，他客氣的說：”愛上此書，可能出自三個原因。首先，它討論了當代世界各個國家國民收入的差距——這大概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其次，它充滿引人入勝的故事，讀之可以使你成為在雞尾酒會上侃侃而談的雄辯之士——比如可以高談闊論波札那為什麼欣欣向榮而獅子山卻沒有。最後，這本書論述精妙，十分耐讀。諸位可能像我一樣，初讀不忍釋卷，一氣呵成；而後又會一讀再讀，反覆琢磨。”
而二位獲獎者在書中則公開批判戴蒙德的地理假說。
我以為，在人類史前史時代（注意：各人群、族群、部落，不是同時處於同一個社會形態的，即使在十五世紀開始直到現在甚至在將來很長一段時期內的全球化時代，都有人群仍然處於史前時代），即在戴蒙德所說的族群、部落甚至酋長管轄地時代，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形態是一果多因的，但其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環境所決定。
一旦進入國家形態，那麼決定經濟是否持久增長、民眾是否幸福，就是由國家制度決定，由是否存在包容性制度決定。當然，這個制度的產生和接受以及接受的快慢，與各國家的文化傳統有密切關係，而文化傳統的產生非但與地理環境攸關，就是文化傳統能夠保持至今仍然與其所處自然地理環境有關。
文明時代、全球化時代仍然是一果多因的，但是全球化能夠衝破一切，包括各自的封閉的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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