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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劉孔伏-評高翔《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
作者： 劉孔伏
中國最有權威的歷史刊物、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出版《歷史研究》雜誌2022年第3期發表了高翔〈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以下簡稱「新探」）一文，該文表示，明清朝的閉門政策並非「閉關鎖國」，而僅僅是「自主限關」，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等做法，並沒有阻斷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交流，引起人們廣泛關注與議論。
由於作者為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該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屬的所謂國家頂級研究機構，並且2019年成立時習近平曾發來賀信，故此該文被認為是在釋放中國轉向「閉關鎖國」的訊號，不少聯想都指向習近平的左轉政策。不少網友認為，這是在洗白和美化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論」，為其翻案，並認為該文作者是為習近平的「自力更生」、「內循環」之說洗地的馬屁文章。
同年9月5日，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長子胡德平通過「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微信公眾號發表了名為《看看馬克思、恩格斯對「閉關鎖國」是怎麼說的》一文，其主要依據來自馬克思恩格斯的言論。胡德平在文章中援引馬恩的觀點包括：中國必然會「門戶開放」，中國「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中國開放最大阻力是「全盤排外」，「全盤排外」的優劣將由「中國人最鄰近的敵人的戰爭來結束」等等。
「新探」作者高翔是何許人也？根據《百度百科》高翔條目：高翔（1963年10月—），男，漢族，四川南部人，生於四川鹽亭，中國歷史學家、政治人物。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歷史學博士學位。1988年9月起，高翔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助教、講師、副教授。1994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6年10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1999年起，兼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2002年8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2006年7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2012年7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2013年7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秘書長，按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級待遇。2016年3月，擔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兼省社科聯主席。2017年12月，出任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次月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2018年12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19年1月，兼任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院長。2021年4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明確為正部長級，繼續兼任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職務。2022年12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
這簡歷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高翔是在習近平上台後得到提拔重用的，於2016年罕見地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宣傳部部長；二、高翔發表「新探」數月後，就受到習近平賞識，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這樣赤裸裸的學術研究與政治升遷的腐敗交易，只能出現在習近平個人獨裁專制之下，前所未有，令人瞠目結舌！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生前就發出了世紀之問：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其實答案是簡單清楚的，因為中共建國后一直以「政治挂帥」，無所不在，特別是政治對教育、文化學術的影響和干預尤為嚴重。早在上世紀八十年，筆者踏入學術界后就發現了一個普遍的問題：中共建政后培養出來的走上官場的學者都打上了階級鬥爭思想的烙印，這就影響了他們在學術研究上的造詣與成就，不可能成為一流甚至二流學者。「六四」天安門學生運動被鎮壓后，腐敗伴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道德的崩潰如江河日下，新千年後已是「工夫在學術之外了」，中國已無學術象牙塔。
筆者與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頗有交誼，曾書信往來言及此事，他在2011年1月8日覆信雲：孔伏先生：大札奉悉，謝謝你對我的理解。
那篇發言後面還有兩大段文字，尖銳地批評了當下五十歲上下及三、四十歲的學者在知識結構與精神境界上的問題。最後發表時全部刪去。或許是害怕得罪現在學術界的權勢者以及未來學術界的權勢者吧。我的發言大概是觸犯了當今學術界的「潛規則」了。
我已退出學術界，自然說話沒有顧慮，但別人還要在學術界混飯吃，就只有讓我噤聲了。
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可是，只有向你發發牢騷了。
匆匆寫此致
新春的祝福！
錢理群
1、8
當今在習近平獨裁專制之下，出現「新探」這種荒誕不經的奇葩歷史文章，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令歷史學家側目，嗤之以鼻，不值一駁。筆者曾研究撰文破解「李約瑟之謎」，與此問題緊密相關，故對「新探」略加批駁之，點出其荒誕不經之處。
所謂「李約瑟之謎」是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的中心議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這裏所說的「近代」，實際上指中國歷史上的明清時代。換言之，也就是說明清時代以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走在世界前列，而明清時代開始中國科學技術落後於世界而不自知。
中國史學界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明末和清朝的閉關自守，隔斷了中交流，使中國逐漸落後而不自知。其實，這種說法不嚴謹。事實上，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嚴於夷夏之防，就開始實行「閉關自守」政策。與元代以前中國開放的情況不同，明朝不允許外國人出入中國，甚至不允許沿海居民進行海外貿易，朱元璋曾下令不準「片帆出海」。這就從根本上隔斷了中外交流，使中國成為了自我封閉的國家，中國科學技術落後於世界始於明末。
明初國力強盛，科學技術仍在世界前列，故有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七下西洋的壯舉。筆者拙作〈鄭和下西洋所用船隻與寶船辨析〉（刊《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一文末指出：由於鄭和七次下西洋耗費巨大，加上眾多朝臣的強烈反對，明宣宗在宣德八年不得不詔罷下西洋事。這樣的結局，也給中國人留下諸多遺憾。特別是中國古代一直領先於世界的航海造船技術，從此開始了衰落，以至於在中國近代飽受外國「船堅炮利」的危害與苦難。
中共海軍有一少將研究鄭和下西洋課題，也非常贊同這一說法。
顯而易見，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的「閉關自守」政策，與「新探」所言的尚未出生的「西方殖民主義者」，毫不相關，其前題條件就是牛頭不對馬嘴，風馬牛不相及，非常荒誕不經。
事實上，明清時代「閉關自守」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夷夏之防」，即中原王朝嚴防周邊的「四夷」。先秦時代沒有「夷夏之防」，夷入夏則為夏，出夏則為夷。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建立起中原王期，後來「四夷」不斷侵擾，才有了「夷夏之防」。
雖然「夷夏之防」出現了，但明朝之前卻並沒有「閉關自守」，中國仍然是開放的，甚至還允許外國人在朝中讀書做官。明太祖朱元璋為什麼要制定「閉關自守」政策呢？筆者拙著〈為何破解不了李約瑟之謎〉（刊《博覽群書》2011年2月號，以下簡稱拙著）一文指出：在元代以前，少數民政權侵擾中原雖然屢見不鮮，但從未入主中原，建立統一天下的王朝。蒙古族政權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卻開了歷史的先例。過去史家大多注意到蒙古族鐵蹄對中原的踐踏破壞，其落後的統治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不少陰影，甚至使歷史車輪發生了一些停滯與倒轉；然而卻忽略了它給漢族人心靈上留下了極大的傷害，羞恥與屈辱令人刻骨銘心，難以彌合。正因為有這種難以彌合的傷害，才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
這就揭示了朱元璋「閉關自守」政策的原因。在閉關鎖國之下，明清朝廷體制更加集權專制，控制社會更加嚴密，「吃人的禮教」更多、更殘酷，造成奴性精神等問題，窒息整個社會，消滅人們的創造力，導致了中國科學技術逐漸落後而不自知！
「新探」言「閉關自守」是當政者「自主限關」，這就「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園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鑒」。這就有點滿嘴跑火車了。拙著指出：當然，明朝允許朝貢貿易，即外國使團朝貢可帶一些土特產進行貿易。明成祖朱棣曾將朝貢貿易推向了極致，故有鄭和七下西洋之壯舉。但是，這種朝貢貿易是官方之間的，外國使團由明朝廷派官員迎送。因此，朝貢貿易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甚小，它只是滿足了明朝皇帝做天下共主的虛榮心，不能改變「中國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國家」這一事實
。明末曾破例允許一些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造成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這僅是曇花一現而已。清朝不允許朝貢貿易，只是在廣州開設對外商埠，做一點中外貿易。
官方的對外交往與中外民間交往是兩回事，效果截然不同，大相逕庭。「新探」為何不言毛澤東統治中國三十年，官方對外交往頻繁不斷，當上了第三世界的頭，結果是國家一窮二白，民眾吃不飽穿不暖，造成大飢荒餓死幾干萬人！
綜上所述，從中國歷史發展事實來看，開放與世界聯繫交流，才使中國經濟科技的發展與世界同步，甚至領先於世界。「閉關自守」造成中國經濟科技逐漸落而不自知，以至於才有「李約瑟之謎」的遺憾，也給中國帶來了災難！當今人們應該清楚地知道，開放才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必由之路，舍此別無他途！
附記：
高翔拍習近平的馬屁文章在《歷史研究》發表后，使該刊蒙羞，權威性大大降低，該刊編輯人員議論紛紛。這次紀念抗戰八十周年，高翔親自出面組稿吹捧，史學家無人應聲，只好用南京理工大學馬列主義副教授郭洋的馬屁文章充數。高翔自知再難找《歷史研究》發文，就將其發表在自已掌管的中國歷史研究院主辦的《歷史評論》上。該文指摘史學家誇大了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功績，對歷史抱虛無主義態度。對此，筆若在推特上發一貼文：習近平高喊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郭洋文是馬屁文章，不值一駁。什麼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就是漠視歷史事實，歪曲歷史資料，掩蓋歷史真相，編造歷史敘事。由此可知，習近平和中共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玩弄賊喊捉賊的伎倆而已。因此，中國不少所謂專家學者，早已工夫在學術之外，成為了馬屁精！
作者系史學研究者、作家，曾在《香港作家》、《文綜》等雜誌發表文學作品，現客居泰國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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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