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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蘇暁康：改革一場，流血翻船；經濟起飛，巨嬰滿國
作者： 蘇暁康
【按：三十四年前此文標題是《半吊子的市民社會》，而今網見「黑豹」的經紀人「四哥」都走了，再貼它竟然找不出好的標題了，然而這篇二十七年前的舊文，仍可提供一點我們來路的脈絡——大伙兒跟著鄧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門翻了船，可中國卻連一個「半吊子」都沒整成：資本主義「半吊子」不是、社會主義「半吊子」更不是、傳統社會「半吊子」沒資格了、現代社會「半吊子」湊不上……
“六四”一劫，把中國撥到另一條道上，一條非驢非馬的道：農民已經不靠土地生活，幾千萬年輕的農民工都苟活在大城市邊緣，陳勝吳廣還在搵食；中產階級已是一個利益集團了，卻無改變制度的意向；城市市民被股市房產牢牢捆綁在體制的戰車上成為市場奴隸，知識界則亂鬨哄的，思潮就十種之多，從最左的”回到文革”可以到最右的”回到民國”，也可以從主張復辟斯大林直到主張復辟儒家；所謂「奇迹」的發生不在經濟，而在中國鑄成一”巨嬰國”，貪婪物慾膨脹而毫無權利意識，皇權觀念肆意回潮，傳統沉渣泛起，看客文化盛行，若遭歐美施壓制裁，只會加劇民眾民族主義升高而擁戴集權，進一步淪喪自由。】
今年（1992年）過年期間，毛澤東像在山東某地賣了三百萬張。毛澤東也成了北京計程車司機們的保護神，”紅太陽頌”錄音帶在上海的銷量突破百萬。四月，麥當勞在北京開業那天，創下一萬六千名顧客的世界紀錄。當年南京蔣介石總統府對面，正在矗立起一座台灣大飯店。五月，”搖滾皇帝”崔鍵在南京登台，黑市票價達84元，北京出現十多個搖滾樂團。在深圳，一張卡拉OK的門票是150元。特區己有億萬富翁；全國邊遠山區還有五千萬人年平均收入在200元以下。上海人均住房面積在四平方米以下的困難戶為23萬戶。高幹子弟在香港爭購洋樓遊艇，北京人當中的”大款”也講究”開寶馬，持金卡”了。酒店裡出現跪式服務，個體戶燒”死人票”（百元一張的人民幣）玩……。
一恍三年，許多人都對大陸的變化失去了判斷，但有一點卻也直接間接地感覺到了，那就是：資本主義不僅在沿海特區，也住全國規模上”軟著陸”了。
十年開放，一場流血，再加上這三年的”掛羊頭賣狗肉”，中國人得到些什麼呢？自然，沒能像東歐和俄國人那樣得到民主，卻也換來一些社會的改變，比如，過去一直能夠控制到人們內心的那種全能主義式的統治已逐漸疲軟，過去管住每個人吃喝拉睡婚喪嫁娶的那個單位制度，也慢慢失去人身控制的功能。藉著國家的失效，社會開始有了空隙。也可以認為，這些空隙就是所謂”私的領域”，它當然首先表現在私有財產已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被默認了，股票在大陸的風靡，就是證明。其他還有一些現象，比如：一一人們的經濟收入已不只依賴全民所有制（國家）一個來源，從市場經濟得到的收入佔了相當比例（城市裡，”一家兩制”越來越多，住房、醫療保險靠國營，掙錢靠私營和外資合資）；
一一國家財政收入的將近一半來自私營或半私營的企業；
一一農民同國家的關係基本回復到傳統社會”交皇糧”的關係；
這都顯示，大陸正向”私性社會”演變。這大概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重要的變化，因為在四九以前，中國就是一個很私性化的社會，當共產主義終於猶如一層血紅從中國大地消退後，社會的原形便漸漸露出，一切私的性格都在復甦。去年的”焦裕祿熱”，大概是一個失敗的共產社會的最後嘆息；而今年的”毛澤東熱”，則是人們舞著死去的巨靈、半喜半憂地迎接陌生的時代。
自”文革”以後，中國人就對共產主義和被它所褻瀆的”公”的觀念失去了信心。人們吃夠了平均主義、一平二調、窮過渡的苦頭，也被虛偽的”一大二公”、無私奉獻、雷鋒精神等等捉弄夠了，以致”公”成為萬惡之源，”私”反而倒成了社會發展的槓桿。鄧小平的”貓論”，便是剷除公有制及其觀念的政治宣言，它和”摸論”、”闖論”，構成中國人向資本主義”大躍進”的”新老三篇”，這一基本價值的大顛倒，引起大陸社會的劇烈振蕩，甚至爆發流血衝突，原是不足為奇的。還記得嗎？老毛在二十多年前就絮禁叨叨不斷預言，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一定會人頭落地的，這話如今聼來，似乎也有點道理，只不過社會主義也讓數千萬人頭落地就是了。
大伙兒跟著鄧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門翻了船。這一翻船倒好，把先前羞羞答答的東西都翻掉了，乾脆脫了褲子干資本主義。
“六四”以後，中共把四面八方都堵上，只給大伙兒留一條道：發財去。在毛澤東時代，發財是最大的罪行，而關心國家大事是最高的覺悟。如今這也來了個大顛倒，全社會都掉到錢眼兒里去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卻在不知不覺中瘋狂進行，那就是”魚湯正在重新變成魚”，即國家正在退出的那些空閑，包括各種社會資源，都在被重新分配著，一九四九年中園已經歷過一次流血的再分配，那是把魚變成魚湯，要想變囘來談何容易？如今東歐和崩潰的蘇聯都正在這痛苦之中，今日中國大陸彷彿沒有這種痛苦，雖然老百姓也在抱怨所渭”白毛女與黃世仁新編”，也在嫉妒暴發戶和企望分到一杯羹的矛盾心情中掙扎，但大家都知道中國在被”瓜分”，誰搶到一塊就算誰的，這是一次次世紀末的大分臧，一次沒有法律程序的再分配，一種借公有制崩潰而實現的私人佔有，比如，把承包權、管理權漸漸蛻變為占有權；又比如，太子黨們所鼓吹的”黨有制”。這種”渾水摸魚”的後果引起公平傾斜，絕不可能使財產私有制循合法途經被社會接受，反而是為社會製造更多平均主羲和烏托邦的政治資源，為下一輪亂世和共產提供道德前提。
幾年前，我曾到溫州去看過”資本主羲萌芽”，從東海毆江口進去，只見兩岸青山都被剝出岩體，魚鱗般地排列著無數椅子墳。一眼望去，覺得這世界的人好像消受不了陽間，己經在安排陰間了。街市每天只在太陽落山後才醒來，醉醺醺的通霄夜市所有人都在談發財的事，聽到許多関于暴發戶的故事，但也讓我碰到另外兩件事：一是有個村辦煙花作坊失火，十五個做工的兒童被炸得血肉模糊；一是有家地下錢莊倒閉，一個青年保鏢死於亂刀之下，從手指到腳筋都被砍斷。當時，我對這樣一個社會感到很陌生，知道未見得比先前更壞，卻也好不到哪裡。
同時，不僅這種私域不是依據法律程序建立起來的，而且大陸社會也不會因為私域的擴大而產生所謂公域，或稱公共空閑。
前十年的商品化過程有一個看不見的後果，即它以階級為框架的”新社會”逐漸瓦解成為各種利益集團，並漸漸都從舊式政治格局中撤離出來。雖然大陸毫無民主基礎，但是各種利益集團若要形成新的政治勢力，勢必要從發展托克維爾所說的具有”公共性格”的一個社會做起一一參与政治過程的民間的組合、形成民間團體。然而，以當前中共的膽戰心驚，為防堵政治反對組織的出現，不惜社絕一切民間組合的可能性，令社會在脫出共崖主羲的桎梏之後，根本不能培養出”公共性格”。
“六四”一劫，把中國撥到另一條道上，”蘇東波”后，人人開口都談”公民社會”，彷彿那是救中國的唯一藥方，三年來大陸果然有一個類似的”社會”出現，但那離東歐的”公民社會”差了十萬八千里，卻有它自已的一些特徵：一一國家意識形態騰出的那些空隙，正在被傳統的宗法、宗教和各種民間幫會乃至黑社會所填補；
一一政治參与降到最低點（或許有秘密結社）;
一一社會公德基本瓦解。
公安部透露的資料稱，全國有黑社會組織、幫會、聯會一千八百多個，規模大的擁有上萬人，跨越省區設立分支組織；黑社會分子在農村控制土地、農產品和生產工具的價格、銷售，組織抗稅、逃稅活動，放高利貸，建立地方武裝和執法隊，處理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以地下網路組織偷渡，從事販賣槍支、毒品和走私，並且已輿港台黑社會連成一片。這幾年，大陸不僅成為向東南亞地區輸出黑槍的最大策源，也對港台和世界各地最大的難民輸出國，也逐漸從世界較大的毒品輸出國變成毒品進口國。
與此同時，這三年裡被禁立和破壞的正當民間活動又有多少，也是公安部的資料說，從九〇年到九一年，全國各地的集會、遊行、請願申請就有一千多起被禁止，另有非官方申請的二十八起學術活動全部未被批准。
這就是一種暗示：在中國只有黑道走得通。
此外，為化解民眾的政治參与熱情，政府勢必放蹤消費，特別是放縱傳播媒體以庸俗、反智和非理性的資訊和情趣潛移默化影響大眾，塑造社會，使低劣、貪婪、粗鄙的精神垃圾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這種對文化的利用和誤導，也將傷害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
這些年來，中共以高消費和”繁榮文藝”來穩定社會的結果，使GNP一兩萬美元的消費文化傳入GNP只有幾百美元的大陸，等於把世界性的南北差距”國內化”，它出現這樣的景觀：彩電在城市的普及率已達最發達國家水平，所謂”三種神器”直追日本，而大學普及率処于最不發達國家之列，消費結構偏離國際常態，食衣家用超前，教育通訊落後，精神文化層面迅速商業化、港台化、美國化，大眾消費文化膨脹。
我們沒有得到民主，卻已經得到了在民主社會裡喪失自由的那種文化，以電視為例，官方對屏幕的控制和審查比過去更嚴格，對轉播外國的節目也更苛刻，但空下的時段縂得有節目來填補，於是肥皂劇開始風靡，它既是對嚴肅文學衰落的補充，也是對經過一場追求民主而幻派的人們以嘲弄一切的快感，因此，即使從政治穩定的功利角度考慮，中共也情願把電視屏幕讓給王朔筆下那些反崇高的”痞子”。
大陸已經出現一個半吊子的市民社會，這個社會就象北京的”黑豹”搖滾樂隊唱的那樣：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相互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裝著正派面帶笑容
不必過分多說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不必在乎許多也不必難過
終究有一天你會明白我
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什麼道理
人們已經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憶
回憶什麼過去
現在已不是從前的我
——《民主中國》1992年11月號”卷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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