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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污名、嘲諷與制度恐懼——從「中國議會」被圍攻談中共與民運的輿論戰
作者： 澳大利亞選區召集人楊純華
從中國議會（臨時）籌備委員會成立的那天起，每當「中國議會（臨時）」在其平台發布文宣后，評論區就迅速出現大量污名化、標籤化與人格侮辱式留言。我們還發現，很多以不同賬號出現留言驚人地一致，甚至幾十個賬號留下的是一個模子的話語。這種現象本身，比留言內容更值得分析。它不是偶發情緒宣洩，而是一種高度制度化的輿論操作模式，是威權政治在數字空間中的延伸。發起「中國議會（臨時）」倡議的，是1989年天安門學運領袖之一的王丹。三十余年來，圍繞「六四」的公共記憶始終處於壓制與抗爭的拉鋸狀態。每逢相關紀念或政治討論出現，便伴隨系統性抹黑與「動機論」攻擊。這種模式化反應，恰恰揭示了一個事實：權力最害怕的，不是情緒化的吶喊，而是制度化的表達。一、污名化的邏輯：從「境外勢力」到「失敗者敘事」上述出現的污名民運的留言呈現出三種典型話語策略：境外代理人標籤：例如「幫美爹搞臭中國」。——這是一種「主權焦慮話語」。它將所有民主討論等同於外部操控，從而避免討論政治制度本身的正當性問題。失敗決定論：例如「從來沒有成功過」。——這是一種歷史虛無化的敘事，將任何未即刻實現目標的政治努力視為「假命題」，否認漸進式制度建設的價值。人格污名化：例如「討食的野狗」。——通過羞辱與去人化語言，使理性討論無法展開。這種三段式結構，並非偶然拼湊，而是高度一致的輿論模板。在中國大陸官方與半官方輿論環境中，「顏色革命」「境外勢力」「民運失敗論」等詞彙，長期作為政治防禦機制的一部分。二、為什麼制度化嘗試會觸發高度敵意？「中國議會（臨時）」聲明中的關鍵句在於「讓抗爭不只是停留在記憶與吶喊，也開始走向制度化的討論、協商與實踐。」這句話觸及了威權政治的核心敏感點——替代性合法性框架。在政治學意義上，一個政權的穩定依賴於三種要素：強制力、經濟績效、合法性敘事。當民間開始進行「制度預演」，即提前討論憲政設計、議會規則、權力分立等問題時，它並非簡單的情緒表達，而是在構建一種「未來國家形態的草圖」。這種草圖本身，即構成對現存權力結構的象徵性挑戰。歷史經驗亦可參照。1980年代的波蘭團結工會（Solidarity），最初並非暴力革命組織，而是以制度討論和自治實踐為核心。當它逐漸形成替代性公共空間時，便引發政權的高度壓制。團結工會的核心人物之一是LechWałęsa，後來成為民主轉型后的總統。威權體制往往對「制度討論」比對「街頭吶喊」更警惕，因為前者更具持續性與結構性。三、數字時代的「外宣水軍」機制在中國大陸語境中，常見的網路輿論干預形式包括：有組織的評論刷屏；關鍵詞情緒引導；人格抹黑與動機質疑；通過嘲諷製造「沉默螺旋」。這種操作方式與蘇聯時代的宣傳技術有相似之處，只是載體從報刊轉向社交媒體。在現代傳播理論中，這屬於「議程干擾」——不必反駁論點，只需製造噪音，使嚴肅議題難以持續。更重要的是，它製造一種心理效果：「你們是少數，是失敗者，是被時代淘汰的人。」這是一種情緒侮辱，而非事實論證。四、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什麼？與其回應辱罵，不如回到核心議題：民間是否有權討論未來制度設計？海外華人是否有政治表達的正當性？六四記憶是否仍具現實意義？這些問題本身，才是評論區刻意迴避的焦點。歷史上，任何民主轉型都經歷過漫長的準備期。西班牙從佛朗哥體制過渡至民主，經歷了制度談判；韓國從威權走向民主，也經歷長期民間組織化。韓國民主運動的重要象徵人物之一是KimDae-jung，他曾長期流亡海外，卻在轉型后成為總統。流亡與失敗，並不等同於政治不正當。五、嘲諷的背後：制度自信還是制度焦慮？如果一個體制真正自信，它無需組織性嘲諷來壓制替代性討論。當「制度化探索」觸發密集攻擊時，反而說明：記憶仍在，議題仍具穿透力；未來的想象仍未被完全封鎖。在社會學層面，這種現象顯示出一種「合法性緊張狀態」。官方敘事強調歷史終結與政治穩定，但民間仍持續提出制度替代方案，這種張力無法通過辱罵消除。我最後要說的是，「中國議會（臨時）籌備委員會」的倡議是否成熟、路徑是否可行，可以討論，也應當討論。但將其簡化為「討食」「境外代理人」，不過是逃避論證。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評論區的辱罵，而在於一個社會是否允許人們為未來設計制度？是否允許不同政治路徑的公開討論？是否承認歷史記憶的延續價值？三十多年過去，六四已從事件轉化為歷史記憶與政治象徵。記憶可以被壓制，但制度問題不會自動消失。在數字時代，圍攻與污名或許會製造噪音，但無法壓制制度論證。真正決定未來的，從來不是辱罵的音量，而是制度設計的深度與社會支持的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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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議會（臨時）籌備委員會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