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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可見的抗議與不可見的信息：中國異議監測數據的結構性解讀
作者： 未央
前言
本文是一篇評論性分析，依據的是 Freedom House發布的《中國異議監測》（China Dissent Monitor）第11期（2025年10月–12月）報告的原始數據。原報告由 Freedom House研究團隊撰寫，於2026年2月發布（全文鏈接：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6-02/CDM_Issue11_2.18.26_0.pdf）。
需要指出的是，報告中呈現的抗議數量，並不等同於社會不滿的真實規模，而只是那些在高度審查的數字環境短暫浮現、隨後迅速消失的事件記錄。抗議之所以顯得分散、零碎，更多源於信息傳播被系統性切斷，而非公共情緒本身缺乏連續性。
在這一意義上，抗議的「存在」與抗議信息的「不可見」構成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張力。本文嘗試將抗議數據與平台審查、信息刪除和可見性控制並置考察，指出穩定越來越依賴於對「是否被看見」的管理。文中評論與判斷，為編譯者基於原始資料的獨立分析。
一、抗議在增加，但問題並不止於數量
Freedom House的《中國異議監測》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共記錄5,343起抗議事件，同比上升44%。其中，勞動抗議佔比超過一半，過年前因拖欠工資引發的抗議更同比增長60%。
如果只從數字變化理解，這一趨勢容易被歸結為經濟下行帶來的社會反應。然而，將數據拉長觀察，會發現問題並不在於「抗議突然增多」，而在於抗議長期積累、集中顯現。
官方數據顯示，2007年至2024年間，中國勞動報酬糾紛增長超過五倍，而同期就業人口並未增加。這意味著，抗議的上升並非來自「更多勞動者」，而是來自更密集的不滿。
在制度層面，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持續擴大私營經濟規模，卻始終缺乏獨立、有效的勞資協商機制。當經濟放緩、房地產下行、企業現金流承壓時，風險被系統性地向下轉移，勞動者缺乏制度化談判渠道，公共抗議便成為最後的表達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抗議的多頻出現並不意味著是當前政治經濟局面的短期反應，而意味著制度吸納衝突的能力越來越低。
二、過年前的欠薪抗議：時間節點與情緒結構
過年前欠薪抗議的反覆出現，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種高度穩定發生的社會現象。
過年對農民工而言，不只是節日，更是家庭責任、社會體面與個人尊嚴的集中時刻。「能否帶錢回家」本身就構成一種道德判斷。一旦工資被拖欠，經濟糾紛迅速轉化為尊嚴受損與情緒動員。
因此，過年前的抗議具有明顯的結構特徵：它既是經濟問題的集中爆發，也是社會情緒的周期性釋放。
三、抗議存在，但抗議信息正在消失
如果說抗議數量的上升反映的是經濟與制度壓力，那麼 CDM的另一組數據則揭示了更關鍵的問題——抗議信息的系統性消失。
在對2025年6至12月間2,970條抖音抗議相關帖文的追蹤中，約三分之二已被刪除。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刪除比例最高的，並非單純的經濟訴求，而是包括下列特點：由上訪者發起
抗議主體是受害者及其家屬
發生在北京和新疆
展示拘留或暴力執法的內容
這表明，審查的重點並不在於抗議是否存在，而在於抗議可能引起的後果以及政治敏感性。
四、審查的核心目標：阻斷結構性解釋
從政治傳播角度看，這種做法並非簡單的信息封鎖，而是一種「去結構化」的傳播策略。
個體不滿可以被容忍，經濟糾紛可以被討論，但如果是批評制度或者官員，或者這種抗議能夠引起廣泛共情導致大規模抗議發生，那麼這種信息則被系統性壓制。
尤其是「受害者」「家屬」「上訪者」等角色，本身具有強烈的道德動員潛力，更容易將個案轉化為公共議題。因此，它們在審查體系中被視為高風險信息。
換言之，審查並非要消除所有問題，而是要防止問題在公共輿論中被公眾追問而形成問責壓力。
五、從內容審查到「可見性治理」
CDM數據還顯示，2024—2025年間，約四分之一的勞動抗議伴隨不同形式的壓制，高於此前年份。
這意味著中共治理方式正在發生變化：抗議未必被徹底阻止，但其公共可見性被嚴格控制。哪怕線下抗議可以容忍發生，但線上信息則被壓制而迅速消失。同時，事件被切割為孤立個案，導致公共討論難以持續。
在這種機制下，社會矛盾並未消解，只是被壓縮進更狹窄的表達空間。
結語：當「不可見」成為治理工具
《中國異議監測》的價值，並不只在於展示抗議的數量變化，而在於揭示一個更深層的現實：在高度數字化的社會中，「穩定」越來越不是通過解決問題實現，而是通過管理問題是否「被看見」來維持。
抗議可以存在，但是否被記錄、被傳播、被理解為公共問題，決定了它的政治含義。當可見性本身成為治理工具時，沉默，也就不再只是缺席，而成為一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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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