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燕十三
2025年7月28日，于凱拿回執照后第11天，再次向全國人大法工委郵寄第二份廢除尋釁滋事罪建議書。2026年3月26日，于凱在朋友圈實名控告青島市司法局局長鄧煥禮，指控其涉嫌濫用職權、徇私舞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2026年3月27日，于凱失聯。隨後確認：他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被帶走調查。同行律師趕去了解情況，據稱」未出示任何執法文書」。
CDT編輯注：本文由CDT編輯根據文章截圖轉錄。
一個建議廢除模糊條款的律師，被用模糊條款懲處。
一個控告司法局長的律師，被沒有文書地帶走。
沒有哪個環節看起來是錯的，但結果是荒謬的。
其理由是：這個罪名罪狀表述模糊，成為選擇性執法的兜底條款，與罪刑法定原則衝突，司法實踐中存在濫用。
這是公民的法定權利。《立法法》第一百一十條寫得清清楚楚。
2024年7月，青島市司法局認定此舉屬於」炒作案件」，對於凱作出停業一年的行政處罰，對其所在律所停業六個月。
2025年7月，停業期滿。于凱的執照沒有被如期歸還——司法局以」流程延遲」的方式，在處罰期屆滿後繼續剝奪他的執業資格。
2025年7月28日，于凱拿回執照后第11天，再次向全國人大法工委郵寄第二份廢除尋釁滋事罪建議書。
2026年3月26日，于凱在朋友圈實名控告青島市司法局局長鄧煥禮，指控其涉嫌濫用職權、徇私舞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2026年3月27日，于凱失聯。隨後確認：他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被帶走調查。同行律師趕去了解情況，據稱」未出示任何執法文書」。
1、這是一道邏輯題，答案已經自動揭曉
你可能覺得這個故事有些奇怪。讓我把它翻譯成更簡單的版本：一個律師說，某條法律過於模糊，可以被用來懲罰任何人，所以建議廢除它。
然後，他被這條法律——或者與它邏輯結構完全相同的另一條法律——懲罰了。
這在修辭學上叫」自我證明」。在法學上叫」惡例」。在日常語言里，叫做：你說得對，我用行動證明給你看。
于凱在建議書里寫：尋釁滋事罪」邊界不清，易泛化」，」成為選擇性執法的兜底條款」。
青島市司法局的回應是：把他舉例論證的行為定性為」炒作案件」，停業一年。青島市的執法機關隨後的回應是：把他站在大院門口舉牌的行為定性為」擾亂公共秩序」，帶走調查。
「炒作案件」。」擾亂公共秩序」。」尋釁滋事」。
請注意這三個詞的共同特徵：它們都沒有清晰的邊界。沒有人能告訴你，哪種程度的表達是」炒作」，哪種程度的站立是」擾亂」，哪種程度的建議是」滋事」。而這正是于凱在建議書里要廢除的那種東西。
所以，于凱用自己的遭遇，完成了他建議書最有力的補充論據。只是這個補充論據，是被迫寫就的，寫在他的人身自由上。
2、」炒作案件」這個定性，本身值得被炒作
青島市司法局2024年的處罰決定書里，把向全國人大提交立法建議定性為」炒作案件」。
這個定性需要被認真對待，不是因為它正確，而是因為它太有創意了。
向人大提立法建議，是《立法法》明確保護的公民權利。在建議書中舉例論證，是人類使用邏輯數千年以來的基本方式。你要證明一個規定有問題，你就得舉出它造成了什麼問題的例子。否則你在證明什麼？
但青島市司法局找到了一條精妙的處理路徑：不去碰」提立法建議是否合法」這個問題（這個沒法碰），而是把」舉例論證」這個動作單獨切割出來，定性為」炒作」。
這個邏輯如果成立，推論鏈條相當壯觀：所有法學論文引用判例討論立法問題，都是」炒作」。所有律師在辯護詞中援引類案，都是」炒作」。
最高法刑事審判第四庭2023年發布的調研報告，指出尋釁滋事罪存在五大問題並列舉具體情形——那也是在」炒作案件」。
當然，最高法刑四庭不會被停業，因為他們不是于凱。
所以，這個邏輯真正的含義不是」舉例論證等於炒作」，而是」在不該說話的時候說話，叫做炒作」。這是一個簡潔的結論，只是不能寫進正式文件里，所以需要繞一個彎。
繞這個彎的代價是：法律文書本身變成了一個笑話，只是沒有人在笑。
3、11天：這個數字需要被記住
停業一年，執照還被拖延歸還。在於凱公開發出律師函施壓之後，他終於拿回了證書。
然後是11天。11天後，他再次向全國人大郵寄了廢除尋釁滋事罪的建議書。
有人說這是」任性」。有人說這是」硬漢」。我覺得這兩個詞都不夠準確。
任性是一種不計後果的衝動，它不需要理解代價。于凱顯然理解代價，他剛剛付出了整整一年。」硬漢」這個詞帶有一種審美化的色彩，好像這是一種值得欣賞的氣質展示。但于凱做的事情，其實沒有那麼浪漫。
他只是認為這件事是對的，然後繼續做了。
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環境里，這種行為甚至不需要任何勇氣，就像你認為紅綠燈設置有問題、寫信給交管部門建議改進，不需要勇氣，只需要一個信封和郵票。
11天這個數字令人心情複雜的地方恰恰在這裏：它揭示的不是于凱有多特別，而是他做的事情本來應該有多普通。
一個公民，拿回自己的證件，繼續行使法律賦予他的權利。這件事如果需要被以」11天」來強調、以」鐵骨錚錚」來形容，那出問題的地方，不在於凱身上。
4、沒有壞人的荒謬劇
于凱這個案子，可能讓很多人想找一個具體的壞人。
但你仔細看整個鏈條：青島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員執行上級意志；執法辦案中心的人走程序；每一個環節的人，大概都有文件可以援引，有依據可以出示。沒有哪個人會在事後說」是我做錯了」。每個人都只是在做」該做的事」。
這就是制度性問題的核心特徵：它不需要任何一個壞人，只需要每一個人都照章辦事。章，是可以被寫成任何形狀的。
一個建議廢除模糊條款的律師，被用模糊條款懲處。一個控告司法局長的律師，被沒有文書地帶走。沒有哪個環節看起來是錯的，但結果是荒謬的。
這種荒謬，是系統性的。它不會因為某一個具體官員被處分而消失，因為它存在於規則的結構本身。
于凱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指著這個結構說：這裡有問題。然後這個結構回應：是你有問題。
5、沉默是一種投票
于凱這個案子，有人會說：我不是律師，和我沒什麼關係。
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尋釁滋事」」炒作案件」」擾亂公共秩序」這類詞彙存在的最大價值所在。模糊，意味著它可以適用於任何人。
而讓大多數人覺得」和我沒關係」，它就可以一次只適用於一個人，直到輪到你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在旁邊了。
于凱被帶走的理由，是」擾亂公共秩序」。他做的事是：一個人，站在大院門口，舉了一塊牌子，上面寫了幾句話。
一個人。
沒有聚眾。
沒有煽動。
周遭連第二個人都沒有。
如果這叫」擾亂公共秩序」，那這個」秩序」本身，可能才是需要被討論的問題。
一個律師，行使法律明確賦予的權利——提立法建議、控告官員——然後消失了。沒有文書，沒有通報，沒有任何正式的告知。消失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表態。
于凱試圖提議廢除的，是一種可以懲罰任何人的模糊性。他現在正在親身證明這種模糊性的威力。而我們能做的，至少是記住這件事，記住它發生過，記住它正在發生。
記住，是最低限度的不服從。而最低限度的不服從，在某些時刻，也是唯一有意義的事。
來源：微信公眾號「新史記Rec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