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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宋永毅訪談：毛體制的形成與「新中國」政治運動的運行邏輯
作者： 波士頓書評
對文革研究來說、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身上，有兩個繞不開的學術成就。
第一個研究文革的學者、哈佛大學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1930–2019）教授曾說過，整個研究領域都欠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一份沉甸甸的感激之情」，因為他的工作給給整個當代中國研究奠定一個宏大的基石。麥克法誇爾教授指的是宋永毅教授主持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1966-1976）》、《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等四個資料庫，並由此建構而成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19980-2016）這一浩大學術工程。
同樣無法繞過去的是，宋永毅教授與資料庫同時進行的、建立在紮實史料基礎之上的學術研究。其著作在微觀與宏觀交織中，同樣建構出一部中國當代政治史：在其早期研究階段，在投入大量精力建構資料庫的同時，他專註于某段具體歷史的研究，先後推出《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想》（1997）、《文革大屠殺》（2002）、《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2007年）、《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2019年）等專史研究，用紮實的實證研究撕開動亂年代中暴行與反抗的真相。
在2016年資料庫建成之後，宋永毅教授開始把思考轉向對中國當代政治史深層的權力邏輯探索，最近幾年他先後推出兩部著作：《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聯經出版，2021年）和《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聯經出版2026年1月），試圖從政治心理、文化基因與戰爭思維的高度，系統性地解構毛澤東時代至今的政治運行邏輯。
為紀念文化大革命爆發六十周年、結束五十周年，波士頓書評特約記者盧吾川，對宋永毅教授教授進行了深度訪談。宋永毅教授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不僅分析了毛澤東體制的形成和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性質和特點，還就具體的歷史現象逐一進行了分析，最後還特別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異端思想以及後文革時期進行了分析，亦如其學術著作，在宏觀與微觀交織中，勾勒出中國當代政治運動的毛體制本質與種種政治現象
訪談分為五個部分，一 毛體制的形成與政治運動的「惡性循環」；二 毛澤東獨裁者的心理與對知識分子、農民和接班人的態度；三 「夫人政治」與「秘書政治」；四 文革中的武鬥與異端思想；五 作為記憶與政治遺產的文革在今天的影響。分為《毛體制的形成與「新中國」政治運動的運行邏輯》和《「新中國」政治運動的種種現象》上下兩篇刊發，此為訪談上篇。
特稿 | 宋永毅：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是否會發生文革呢？
宋永毅訪談（上） | 毛體制的形成與「新中國」政治運動的運行邏輯
沒有毛澤東，會有文化大革命嗎？以此前溯，為什麼「新中國」會出現延綿不斷的各種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背後運行的邏輯是什麼？它們和毛澤東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正是在建立完資料庫后，宋永毅教授試圖從一個更深層的角度思考「新中國」的政治運動
在《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中，宋永毅跳出了傳統的政治路線鬥爭解釋框架，轉而剖析毛澤東個人的權力偏執與中國傳統皇權文化基因的結合。宋永毅指出，文革不僅是體制的異化，更是獨裁者病態扭曲心理投影，將複雜的歷史事件還原為領袖人格特質與深層文化結構的互動產物。而在最新出版的著作《毛澤東和「新中國」》中，宋永毅提出「新中國」初期的各項政治運動（如土改、鎮反、大躍進）本質上是戰爭邏輯在和平時期的延續。宋永毅認為毛澤東始終未能從「指揮員」轉型為「建設者」，而是將國家治理異化為一場場尋找並消滅「敵人」的戰役。這種深層的戰爭思維導致了社會結構的軍事化和動員式的暴力常態化，從根本上解釋了為何政治運動在毛時代始終處於「延綿不斷」的惡性循環之中，而其最頂峰便是文化大革命。對此，斯坦福大學吳國光教授評價道：「在浩如煙海的研究中共的文獻中，包括國際學術界對毛時代中國政治的研究中，卻找不到對於政治運動的系統研究。這樣一個巨大兒致命的空白，如今為宋永毅教授的新著所填補。」在吳國光教授看來，這不僅是這部著作的首要意義，更是這本著作不可替代的價值。
作者： 波士頓書評
在這部分的訪談中，宋永毅便從毛澤東的政治心理與思維模式出發，談論了毛體制形成與政治運動背後的深層邏輯。
宋永毅在2026年台北國際書展
一 毛體制的形成與政治運動的「惡性循環」
盧：在前一本《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和新近出版的《毛澤東和新中國》中，您都聚焦了毛澤東本人的政治心理和思維模式（比如戰爭思維），對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和運作方式的影響。共產極權國家的政治體制中，領袖的個人風格和政治思維往往決定了體制的特色乃至歷史的發展。在您看來，毛澤東的個性和思維方式，多大程度上改造了之前移植自國際共運和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
宋：我認為可以從三個層次出發來解釋毛澤東的獨裁體制的形成與改造。那就是意識形態、政治格局與手段形式。
首先，我們要從意識形態上看。斯大林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普加喬夫式的農民領袖，這有正確的成分，但也低估了毛澤東。毛是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無產階級領袖，獨裁者有意識形態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涉及範圍是整個國家與社會。中國古代的皇帝很少有意識形態，中國古代庸庸碌碌的皇帝很多，但他們大都不會搞社會運動。因為皇帝的合法性來自自己的血緣。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一言以蔽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
毛澤東的御用文人陳伯達、張春橋、王力稱之為「馬列主義發展的三個裡程碑」。我們歸納一下這套理論就是打破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的傳統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解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列寧與斯大林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他們使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向作用力，得到了初步的認識。毛澤東則把這套理論發展到了極端，他把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向作用力發展推到了極端，甚至把這種反向力視作一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東西：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
因此，他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理論上就大大突破了列寧-斯大林主義，敵人不只是在黨外，而且還就在黨內：革命不再僅僅針對舊社會的剝削階級，還要針對黨內「走資派」。他斷言，「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在馬克思與列寧的經典理論中，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毛澤東揚言要反覆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有所突破，還為之建立起了一套極具蠱惑力的意識形態。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一個馬列主義的黨，而是一個毛澤東主義的黨。
作者： 波士頓書評
其次，就是毛澤東從八大之後試圖開始建立的新的政治格局（盧注：中共八大分為兩次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1956年9月15日至9月27日；第二次會議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制度上試圖限制個人權力、強化集體領導的一次嘗試，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擴充，旨在分權），這可以說是對傳統馬列主義下的政黨理論、群眾專政理論的一種突破和發展：變政治局「一班人」的專政為毛一個人的專政。列寧的學說是群眾產生政黨，政黨產生領袖，領袖是一批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八大的政治格局變為毛澤東成為最高領袖，政治局的其他人都是毛澤東意志的執行者。中國古代有「治統」和「道統」的區別，皇帝不見得代表「道統」，「道統」的代表反而是以宰相為首的士大夫集團。文革初期，林彪吹捧毛澤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說他只選「偉大的導師」，導師就代表「道統」。毛澤東經常以教員自比，其實教員在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中反而是最有影響力的。毛澤東對頂層政治的改造，其實也被今天的中共體制繼承。
第三，就是毛澤東的手段形式，其進行「繼續革命」的手段形式是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如「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奪回被「資產階級」奪取的權力，凈化群眾隊伍的。當然，這種方式也僅僅停留在文革的前三年。這也說明群眾運動即便是毛澤東這樣的梟雄，也是難以控制。所以文革中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毛澤東對於群眾運動的了解與掌握，也不過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已，根本沒有所謂規劃與部署。我有一位專研黨史的好朋友，曾經在中央檔案館沉浸式地讀過毛晚年的文件與檔案，我問他你對毛晚年是一種怎樣的感覺。他的感受是毛晚年極其無聊，完全沒有了繼續革命的雄心壯志。所以為什麼毛晚年文革會走向失控？那是因為毛澤東對於文革已經心力交瘁，這是群眾運動對他的衝擊造成的。經常有人說是軍隊結束了文革、老帥們結束了文革、民間反抗結束了文革，在我看來，其實是上帝結束了文革。沒有毛澤東自然生命的結束，文革依舊會持續。
此外，無論是從起意識形態、政治格局，還是手段形式，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貫穿始終的特點，那就是毛澤東的戰爭思維。他在「反右」運動中所運用的「陽謀」，在政治上是極其不道德的種種行為等。我的解釋是，毛澤東對於「反右」的決策和領導，都是用戰爭統帥的思維來理解和想象的。這些大學學生和大學教師對共產黨提出的意見，在毛澤東看來就像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向共產党進攻一樣。因此在「反右」運動「引蛇出洞」的部署中，毛澤東運用的是戰場上的「兵道」和「詭道」。戰爭的道德和政治的道德是天然對立的，政治道德要講妥協和信用，戰爭的最高追求就是為了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因此，毛澤東用戰爭道德取代了政治道德。從這個角度，你就可以理解毛澤東在鎮反中按比例殺人，對知識分子的「陽謀」的思維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 波士頓書評
盧：我觀察到您在書中所描寫的政治運動，運作的機制和過程其實對文革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無論是土改還是反右，中共所打擊的對象都是特定的下層階級或階層。甚至當打擊面過寬之後還要主動進行「糾左」。哪怕是對待高崗，毛澤東其實也並不存在斬盡殺絕的心態。那是是什麼原因，讓毛澤東在文革中，主動把黨內的高層矛盾擴散到全社會的所有階層？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黨內鬥爭起源的解釋，您認為文革的發動是否也有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改變的判斷？
宋：毛澤東搞的這些政治運動，在時空上不僅延綿不絕，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常常有一種令人吃驚的重複性。陳雲說毛有四句話：「建黨他有份；建國他有功；治國他無能；文革他有罪」。此中「治國無能」是要害。比如說毛澤東至少搞過三次「三反」運動、兩次「五反」運動。「整風」運動，則一直從延安整風到文革後期「批林整風」，中共黨內的整風運動搞了一次又一次，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個重複，不是一種良性的循環，而是一種極端惡性的輪迴。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縣和廣西對所謂「地富反壞右」的大屠殺，我發現不過就是中共建國「暴力土改」的惡性發展；廣西文革中「為革命吃人」的萬人吃人運動，也正是大飢荒中間「人相食」的惡性重演。
為什麼惡性循環？就是因為毛氏的政治運動輪迴怪圈，常常是最高領袖為了掩蓋自己造成的惡果，以一個新的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那箇舊的相對比較小的錯誤。毛澤東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都要搞複查與平反，唯恐打擊面過廣。「反右」以後，就變成另一種形式。比如說「反右」是由於毛澤東對批評「肅反」感到不滿，還因為「肅反」中有人猛烈地批判統購統銷。毛澤東要翻「大躍進」和「大飢荒」的案，要掩蓋在「七千人大會」上他被迫做的一點點檢討，就發動了文革這樣砸爛一切的浩劫。他就是不肯下「罪己詔」，他比歷代皇帝都不如！更不用說大躍進期間的廬山會議，他本來是準備上山反「左」的，結果卻是反了彭德懷的「右」，最後結果就造成了更多人的餓死，本來一年半左右可以止住的大飢荒，結果變成了三、四年的更長期慘禍，慘絕人寰！所以文革不只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還是毛澤東錯誤的頂峰。因為文革中，高級幹部幾乎沒有人能夠倖免，因此毛死後這種運動模式就立即終止了。但是共產黨的領導人能不能記住這種歷史教訓？我看未必，這就是我們這些研究者存在的意義。
若是要追究溯源，恐怕還是要回到我的書《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中所討論的，所有的獨裁者在性格上都是病態與扭曲的。獨裁者最懷疑的人，反而是自己身邊最活躍和跟自己最緊的人。中國大陸官場流行過一句話：「離黨越近越危險」。我們正常人認為「跟得緊」是忠誠的表現，但在獨裁者看來，這可能是要政變的預演。
其實，劉少奇、鄧小平與彭真對毛澤東是「忠誠」的，最主要的還是政治上的忠誠。而在經濟政策上，尤其是在「大躍進」和三年「大飢荒」時期，他們出於常識進行過政策調整，不得不對毛的政策進行扭轉。比如西樓會議（盧注：西樓會議即於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樓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因在武漢，未出席這次會議。）以來，劉少奇等人一直在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因為他們出於常識和經驗就知道，地里產不出數萬斤糧食。1966年2月，北京市長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主張把《海瑞罷官》的問題局限於學術討論範圍。彭真親自把文件帶到杭州讓毛澤東簽字。可是在毛澤東看來，彭真沒有領會到自己的真實意圖，尤其是毛澤東準備打倒吳晗的時候，彭真居然還特意保護吳晗，還向毛彙報吳晗政治上一向靠得住。這就是不忠誠的表現。所以，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銷了《二月提綱》和「五人小組」。隨後，彭真被指控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首要分子，被撤銷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文革正式爆發。
因此，在獨裁者面前，無論你表現得如何忠誠，其實都會變成被懷疑的對象。所以毛澤東無論是與所謂官僚集團的反目，還是後期與林彪的決裂，其實都是自己病態人格的體現。
文革爆發后，彭真多次被拉到紅衛兵集會上公開批鬥。這張著名的、彭真在工人體育館被反扣雙手（坐噴氣式）的照片，就是那一時期的縮影。
二 毛澤東獨裁者的心理與對知識分子、農民和接班人的態度
盧：所以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其實也是不信任的。在您的書中，以相當的篇幅描述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還有摧殘。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似乎格外重視知識分子的改造和思想控制。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每當毛澤東在發起政治運動前，都要在文藝界和社會科學界預先「放風」乃至「試點」。比如反右運動前的「反胡風運動」和胡適批判，再比如文革前的批鬼戲、指使戚本禹寫的批判《清宮秘史》以及批判李秀成。毛澤東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行為模式，對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的這種持續摧殘，隱藏著他怎樣的心理？
作者： 波士頓書評
宋：毛澤東是一個出身於農村，具有餘英時先生所說的「邊緣知識分子性格」的獨裁者，類似於宋江、黃巢這種底層讀書人。他們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反智主義的傾向，與知識階層的矛盾是天然不可調和的。這一點與今天美國的特朗普頗為類似，比如他對大學和媒體的態度。這是由他們接受的教育與代表的階層的決定的。同時，毛澤東本人的經歷，也讓他對知識分子既有仇恨，也有自卑的心態。因為年輕時在北大被冷遇的經歷，所以毛澤東在建國后一次北大都沒有去過。毛澤東對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導師的態度就體現了這種心態，1954年批《紅樓夢》和批胡適，都是把象牙塔里的學術問題變成了意識形態鬥爭。這都是毛澤東內心自卑演變成的自戀，自戀演變成的自大的體現。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其獨裁者的非理性與病態人格出發，理解這種「推己及人」的心態。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來自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而在他看來，能造成輿論的就是知識分子。因此，一方面，毛澤東需要知識分子來製造輿論，雖然他看不起知識分子（如上所說），尤其是留洋回來的。所謂「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另一方面，他的「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的理論，又自然決定了他要把知識分子放在共產政權的對立面，他擔心這些人也可能和他一樣造反成功，所以他要先下手為強。這方面我在《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有過詳細的論述。毛澤東時代，其實除了毛自己，沒有人有能力和意願來搞政變。比如1966年5月，在毛澤東授意下林彪作了所謂「政變經」的講話（盧注：又稱五·一八講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林彪於1966年5月18日講的一篇關於防止政變的講話），但是之後，毛澤東反而覺得林彪要針對他搞政變。可見，毛澤東的高度緊張和病態。
盧：毛澤東對農民的態度也是頗為複雜和曖昧的。比如1953年9月 ，毛澤東直接批判梁漱溟提出的對農民工的「大仁政」和「小仁政」；他對在「大躍進」時期對收到的民間反映基層狀況的上書，也大發雷霆。但是在比如張耀祠的回憶中，我們也會看到毛澤東為了農民實際的悲慘遭遇而落淚。或許毛澤東也知道，為了所謂的現代化，農民是不得不進行犧牲的對象。因此在對待農民問題上，毛澤東彷彿具有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個是農村大家族的慈父，另一個是天威莫測的暴君。您認為毛澤東為什麼會有這樣反差的態度？
宋：農民一開始就是毛和中共搞革命、奪天下的利用對象，這一點至今都未變。中國傳統時代的農村社會分層，只有立足於生活和財富水平的「大農」、「中農」和「小農」的概念。即便是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革命，「地主」也只不過是具有物權歸屬者的寬泛意義。國民黨偶爾也提到「封建地主階級」，但這都特指為「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在國民革命中，地主只是農民階級中的一個分層、而非一個獨立的階級，尤其是敵對階級。連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也從沒有提出過地主和農民對立的階級理論。構建這一階級對立理論的是毛澤東。他的立論基礎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其中中農、貧農、僱農合佔百分之九十。把只佔百分之八左右的地主富農划為被消滅和被剝奪財產的革命目標，「具有動員絕大多數農民群眾走向革命的天然基礎。」
說得透徹一點，毛所構建的「地主階級理論」就是為了煽動原來農民階層內的「多數人」（90%左右的貧下農等）對「少數人」（8%左右的地富）的內鬥和暴政。冠冕堂皇的「革命」就是要製造出原來農民群體之間的仇恨和殺戮。就像秦暉教授說的，土地改革就是要讓農民手上沾血，先交投名狀。其「天然基礎」就是激發出種種人性之惡，如妒財嫉富的紅眼病和謀財害命的暴力狂。毛的理論完全是實用主義的，只要能夠煽動絕大多數的農民來參加他的「革命」，最終把他送上獨裁者的寶座，理論的常識性和資料的真實性都是不屑一顧的。農民是毛和中共戰爭時期的「兵源」和建設時期的「糧源」。所以毛和中共的這種高度實用主義的策略，一貫是犧牲農民利益，一直到現在，比如改革開放之後，過得最慘的不就是農民工群體嗎？雖然中國的經濟騰飛還有比肩歐美的高層建築都是他們的付出。
作者： 波士頓書評
毛對農民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態度正表現了他獨裁者病態人格的兩重性和欺騙性。我很懷疑毛澤東在聽到農民在「大躍進」中的境遇所留下的眼淚是不是鱷魚的眼淚，尤其是毛去世后，身邊的衛士與工作人員寫的回憶錄，其實是為了襯托他們心目中的領袖的偉大和所謂的人性，不盡可信。當然儘管是獨裁者，他也不希望底下的官吏都是貪官污吏。這就像前幾天特朗普將國土安全部長諾姆解職，這也是一種推卸責任。我們評價這種政治人物，還是應該從政策與理念出發。這種偶爾流露出的「人性」，無非是一種政治家的即興表演。
盧：文革前，毛澤東青睞高崗、柯慶施等領導人。甚至在他們面前不止一次表露出對當時公認的「接班人」劉少奇的不滿。而在林彪事件之後，我們都知道毛澤東真正傾心的接班人是張春橋，甚至不惜因為張春橋與陳伯達和林彪決裂。在您看來，毛澤東真正傾心的接班人具有什麼樣的特徵？
宋：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選擇，其實也是有很大的實用性在裏面的。比如他提拔林彪，就是在與劉少奇的鬥爭中，需要林彪代表的軍隊的勢力的介入。之後他覺得林彪勢力的擴張威脅到自身，又開始在九大后敲打林彪，尤其是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提出，讓張春橋做林彪的接班人的敲打。如果我們以張春橋作為毛澤東相對來說比較屬意的接班人，我認為有三個特徵，第一，不僅忠於毛個人，還忠於他的理論；尤其是還有一些所謂創造性的發揮。而文革中所謂創造性理論的發源地，十有八九離不開上海。第二，具有管理一方的行政能力，而不僅是一介武夫，比如吳法憲、黃永勝只是一介武夫。當時張春橋在上海管理的還是不錯，起碼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武鬥。第三，接班人最好和軍隊有一定的淵源和關係。當然張春橋在這一方面是他的弱點。所以毛就直接指派他當解放軍的總政治部主任，為他創造條件。因為毛澤東不僅參与建黨，而且他還是軍隊的締造者。這一點恰恰是張春橋欠缺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過《張春橋獄中家書》，我是審稿人。我當時在審稿意見中寫到，研究張春橋的思想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講過一個小故事，有一年她在北京父親的辦公室拿起一杯水就要喝，張春橋阻止了她。另外給她倒了一杯水。出於高幹子弟的敏感性，她一下就意識到，這杯水是汪東興所在中央警備局提供的，汪東興並不可靠。她後來問父親，你既然對汪東興不放心，為什麼不讓毛主席換掉他？張春橋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和毛主席提過多次。主席說這個人我已經用慣了。
張春橋是毛澤東屬意的接班人，而汪東興不過是毛澤東的（大）內務總管而已。後來果不其然，是汪東興主導了抓捕「四人幫」。因此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實用主義，即便是自己最看重的接班人，他們的政治生命乃至肉體生命，都不是毛澤東最主要的考量。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完全有能力為四人幫之後的掌權鋪平道路，但是他沒有這麼做。而是「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對當時的黨內的政治鬥爭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毛澤東是極端自私的人格，他沒有為四人幫的政治生命考慮過，所以在他死後，四人幫反而以政變的方式被逮捕。
盧：毛澤東在發動巨大的政治運動之前，都會反覆試探地方領導人的意見。比如大躍進前的南寧會議，再比如對劉少奇、林彪動手前也要反覆向地方放風。這與我們印象中毛澤東以中央掌握地方的絕對權威有著不小的反差。在您看來，毛時代的地方與中央有著怎樣的關係？地方領導人的意志是否會對毛的政治行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約？
宋：這和毛要樹立的毛中央的絕對權威並不絕對矛盾，毛在具體發動和執行他的一個大決定前同時強調「調查研究」，這可以看作是一種毛式的「調查研究」；無論是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候，還是在井岡山時期，毛在他的工作方法里都強調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的過程關係，地方領導人會對他的決策有一定影響。毛澤東在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裏面，提了很多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更多體現的是他的一種特殊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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