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奎德
摘要
冷戰結束后，在國際學界政界出現了某種「反冷戰」的逆向思潮，認為二戰後80年，從冷戰的兩極世界，轉向了美國治世的自由主義秩序；而現在已進入多極世界，美國人應當把頭轉向17-19世紀諸民族國家的多極化歐洲歷史，淡化意識形態，擺脫冷戰思維。這一觀點完全沒有看到冷戰在人類歷史上享有的獨特地位——它是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人類命運對決，奠定了戰後國家制度是非善惡的標準。共產主義在冷戰中的失敗是不可逆轉的。在反冷戰思潮出現后不久的當下世界，潮流正在轉向，意識形態之爭重新泛起。歷史邏輯內生出結構性張力，推動國際社會重新走向兩極裂變，走向新冷戰，即冷戰殘局。
冷戰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1989-1991年，橫跨歐亞大陸的紅色帝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轟然解體，冷戰結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風行全球。那是人類歷史的高光時刻。
此後是近二十年「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的單極世界，俄國與東歐國家則經歷了一段轉型的艱難時期。至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及中國站隊美國，並於年底加入世貿組織，意識形態對峙淡化，共產主義似已墮入塵埃。冷戰勝利的熱潮隨之降溫。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北京在全球化經貿大勢中崛起，並舉辦聲光盛宴式的世界奧運會。在國際學界、商界和政界，潮流開始靜悄悄轉向，放棄「冷戰思維」的聲音冒出地面並匯成一股逆向潮流，是為「反冷戰潮」。
反冷戰潮
反冷戰潮的主旋律聲稱：冷戰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兩大陣營對抗，平白無故造成高強度對抗甚至核戰風險。冷戰並無是非，任何一方都不佔據道德優勢，雙方半斤八兩而已。其潛台詞是：冷戰對雙方而言都是歷史性錯誤，其結局並沒有任何勝負。
仔細考察後人們不難發現，北京當局是抨擊「冷戰思維」的主要輿論推手。冷戰甫一結束，北京就開始步步為營推動這股反冷戰潮。不過，北京早期放低姿態韜光養晦，近年來卻日益凸顯猙獰。2020年7月10日《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厲聲疾呼「冷戰思維當休矣」：「美國反華勢力正在綁架美國的外交政策，試圖將中美關係推向所謂『新冷戰』，這種企圖開歷史倒車的做法必將付出沉重代價」。
北京所稱的冷戰及冷戰思維，向來語焉不詳。對冷戰，北京只強調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不提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不提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對峙；不提自由開放國家與封閉的極權國家的衝突；忌諱提及冷戰結局柏林牆倒，更不願涉及冷戰雙方是否有正邪、是非、善惡之分，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習近平對前蘇聯解體的一句「更無一人是男兒」，露了馬腳。無可置疑，習在哀悼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塌。他上台伊始即自稱「絕不做亡國之君」，就是企圖「挽狂瀾于既倒」，救共產主義于崩潰。這正是如假包換的「冷戰思維」。
一個充斥冷戰思維的政權指責北約有冷戰思維，本是很奇怪的事。恰如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傑夫·史密斯（Jeff Smith）表示：中國自己多年來一直採用冷戰策略和戰術對抗美國，卻動輒指責美國有冷戰思維，「指責別人所做的事，其實正是他們自己在對別人做的」。1
不唯北京如此，甚至在西方學界、商界、傳媒界和政界，反對「冷戰思維」也有相當市場。
究其成因，似乎源出勝利者的寬容。他們小心翼翼，唯恐刺激到失敗的一方。從北京到莫斯科，學者、商人、政客競相以抨擊「冷戰思維」為時髦。其基調是，當今已經全球化，擯棄「冷戰思維」自是現實需求。
不可否認，上述反冷戰思維，前些年已經蔚成潮流，是值得我們認真檢視的。
冷戰陷阱？
2023年7月23日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官網發布了一篇頗具代表性的「反新冷戰」的文章，題為「冷戰陷阱：美國霸權時代的記憶如何阻礙美國外交政策」，明確反對所謂「冷戰思維」。2
其基本觀點大體如下：我們不能濫用歷史類比，特別不能濫用冷戰的歷史類比。這些類比毫無幫助或具有誤導性。冷戰歷史已經成為限制美國人看待世界的緊身衣。它主導了他們對過去的了解，扭曲了他們如何理解衝突、如何進行談判、如何思考自己的能力，甚至如何分析問題。無論接受還是拒絕這個類比，美國外交政策圈子裡幾乎每個人都把冷戰作為世界事務的參照點。
作者斷言，這一切都是錯誤的。
該文作者賈斯汀·維諾庫爾（Justin Winokur）認為，美國很快就要面臨二戰以來首次出現的多極化世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深陷冷戰思維的美國人沒有能力應對新興的多極世界。
《冷戰陷阱》指出，應當把頭轉向更遠的歷史，轉向非單極非兩極化的多極歷史圖景，轉向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歷史，例如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期間歐洲君主國之間的權力衝突、新教改革期間的百年宗教摩擦、十九世紀的維也納會議、十九世紀末開始的英德對抗……
作者認為，這些案例讓人更容易想象當下的美國和中國如何解決和管理貿易、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等領域的爭端，而不是屈服於全面的冷戰。
《冷戰陷阱》總結說，美國要想在即將到來的多極時代取得成功，就必須擺脫冷戰的束縛。
無獨有偶，另一位學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2026年1月18日在《大西洋月刊》官網發文指出：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3他也認為世界將恢復到19世紀的多極化局面。
來源：《中國民主季刊》
作者： 陳奎德
但與《冷戰陷阱》所想象的那段「美妙的」歷史相反，卡根用列舉歷史事實來說明那個所謂大國協調的多極世界的殘酷。從1815年到1914年，那段時間曾被一些人視為歐洲的「長期和平」時期，但是在那段時間里，大國之間打了數十場全面戰爭，死亡人數動輒數十萬。
我同意羅伯特·卡根說的維也納和會之後那一百年（1815-1914）並非如基辛格所讚美的是百年和平，當然，與隨後的一戰二戰相比，其規模和殘酷性都較小。我也基本同意卡根所認為的「在二戰之後這80年裡，我們生活在一個異常和平的世界里。」但是，我們不應忽視代理人戰爭（如韓戰和越戰）以及極權國家內部對其國民實施的制度性肉體和精神毀滅，如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為大飢荒和摧毀精神文化的文革。這些都可被視為對國民的內戰。
二戰後這80年，前45年是「冷戰1.0」時期，后35年是「后冷戰時期」或者說「美國治世時期」，或者把整個80年都大略判為美國主導時期也可以成立。
羅伯特·卡根認定這80年是「例外」而非歷史常態，而《冷戰陷阱》作者則認定這80年束縛了美國人的思維，在當前已經難以為繼。他們皆認為我們正在重返類似18、19世紀多極化的民族國家時代。不過《冷戰陷阱》作者維諾庫爾對之持正面評價，而羅伯特·卡根則持負面評價。
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終結？
羅伯特·卡根宣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的主要依據，反映在他2024年出版的《叛亂：反自由主義如何再次撕裂美國》4一書中：在人們心目中，美國建國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義。如果將這種自由主義放到當時世界舞台的背景上，更可以彰顯其對於人類進步和文明所具有的意義。在當時，整個世界，包括歐洲，都是按照種族、宗教、財富和社會地位的等級制度構建出來的。卡根強調指出，美國國父們創建的自由主義這一革命性的理念，是對這種舊秩序的顛覆。
卡根認為，實際上，美國自建國起就一直存在「兩個美國」。一個是秉持《獨立宣言》的平等、天賦人權原則的自由主義美國，一個是捍衛白人基督教至上傳統、抵制這些原則的反自由主義的美國。
卡根這一敘事經不起歷史事實的考察，有兩個致命盲點：1.忽視了二戰及冷戰的劃時代精神遺產及其歷史性判決，忽視了前述遺產被當前亂局激活后可能產生的反彈力。
2.他忘記了，美國傳教士同時也是自由主義傳播者。他還忘記了，美國的自由主義理念仍然是從歐洲傳承過來的廣義的自由主義（包容了《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和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理念，即中間激越進取和中間平衡保守的自由主義理念，不能把二者截然對立。）
關於冷戰在世界史上劃時代地位及其精神影響，我們將在下面論及。這裏著重討論羅伯特·卡根的論點：美國自建國起就一直存在「兩個美國」——一個是自由主義美國，一個是基督教傳統的反自由主義的美國。
這一論述的要害問題是把白人基督教至上傳統與自由主義完全對立起來，完全斬斷了二者之間的血緣聯繫。不應忘記，近代自由主義正是誕生於基督教文明傳統之中，而不是誕生於軸心時代以來的其他任何文明傳統中。
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如人權，正是來自基督教。洛克就清晰指出人的自然權利（生命、自由、財產）來自上帝，進而《美國獨立宣言》聲言那是「造物主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必須注意的是，在更早的古典世界的希臘羅馬，只有公民權概念，並無人權概念。當時僅自由民有公民權，而奴隸則並無此項權利，即古典世界並無普遍人權概念。
另一核心觀念，平等，溯源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啟蒙運動只是把上述源於基督教的神聖律令自然法化、世俗化了。這些根本觀念溯源於基督教特別是其中新教和清教徒傳統，並演化為現今的民主自由體制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在全球拓展自由之所以被廣泛稱為「傳教士情結」，正表明了其遺傳的基督教烙印。
此外，中世紀晚期基督教會內部形成的「選舉—法制—權力制衡」機制，為後來歐洲世俗王權向憲政體制轉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模板、合法性語言和政治想象空間。通過長期的模仿、轉譯與世俗化，輸入了選舉合法性、法高於人的法治理念以及權力可被制衡的理念，從而對憲政體制的出現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憲政不是對基督教的否定，而是對其制度創新的世俗繼承。
雖然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天主教有異端裁判所，美國制訂憲法時亦在南方各州的壓力下保留了奴隸制條款，但基督教核心的人權平等的價值理念，通過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美國內戰等歷史性蛻變，逐步顯化自我，實現脫殼，揚棄了教會歷史上某些負面因素，其核心價值構成了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素。有鑒於此，美國被視為「被上帝揀選的民族」，美國制度（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具有普世性與救贖性，所有這一切，澄明了美國制度與基督教的深刻關聯，美國的傳教士情結深植于清教徒傳統與「天定使命」（Manifest Destiny）觀念之中。鑒此，並不存在卡根所謂尖銳對立二元實體——「兩個美國」，而是具有傳承演變關係的一個真實的美國。
綜上所述，我們無法否認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血緣關係。回望一下冷戰期間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對東歐（如東德波蘭捷克蘇聯）和南韓的巨大自由精神激勵就更加一目了然。目前美歐之間、美加之間、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保守主義和自由派（liberal）的極化的對峙態勢，從長程眼光看，並非永恆壁壘，而是歷史鐘擺現象。這是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美國國際戰略的雙重情結——「傳教士情結」與「孤立主義情結（或現實主義）」二者之間周期性擺動的當下顯現。
維諾庫爾和卡根兩位學者一致認為，多極化時代已經或即將降臨。筆者必須指出，兩位有一個共同的視野盲區，那就是冷戰。他們完全看不到冷戰與歷史上一般戰爭和衝突的區別。而冷戰，它的歷史獨特性是值得大書特書並仔細探究的。
來源：《中國民主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