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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帶著IT巨頭去拆解「數碼列寧主義」嗎？——中美關係新解
作者： 蘇暁康
【按：無論黃仁勛提溜午餐從阿拉斯加登機，還是盧比奧貌似身著囚服去北京，甚或國宴為何是淮揚菜，聽床師們津津樂道的這些細節，其實都不是看點，川普壓根兒也沒再想中國的廉價勞力，當然他也不會解救「農民工」，就像他不管伊朗貧苦大眾；中美之間從來只有生意，只不過這回上空軍一號的，皆為IT大佬，意味著數碼和晶元（上流產品），也沒有影視和圖書，更不是服裝和耐克鞋，反正好萊塢和紐約時報，還有哈佛大學，是跟川普結了仇的，常青藤的教授們只懂「進步主義」，可能還同情中國，哪裡知道川普的絕招，是以毒（數碼）攻毒——那是四十前中國一場大屠殺后發明的「韜光養晦」之術，曾經大敗西方，現在呢？】
36位美國醫療專家（包括神經科醫生、精神科醫生、老年醫學專家及其他有認知障礙診斷經驗的醫師）聯合發表了一份正式聲明，認為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川普）存在認知功能顯著惡化（cognitive deterioration）、妄想信念（grandiose and delusional beliefs）以及判斷力和衝動控制嚴重受損等客觀可觀察的醫學問題，已「精神上不適合擔任總統」（mentally unfit to be the President），對美國和世界構成「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明確且現實的危險）。他們呼籲「以最緊急的方式採取步驟將其免職」（steps to remove him from office must be undertaken with the greatest urgency），並暗示可通過《第25修正案》（25th Amendment）實現這一目標。
上述這則新聞，就告訴我們，學界與政界真是兩重天了，其認知已在霄壤之間。
一、孤立主義離不開「東方」
川普第二任，以一種「救世主」（卡里斯馬 charisma）姿態出世，未知是大眾心態所為，還是他造勢的效應，總之不是媒體造勢的，因為美國左傾大媒體幾乎都要砸鍋了，賠償都來不及；而這次川普又有點「包攬全球」的味道，如調停「俄烏戰爭」一舉，坊間皆言他是為了下一步對付中國和中共，不料2024年底川普稱：「中國和美國可以共同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習近平是我的朋友，他是個了不起的人。媒體討厭我這麼說，但他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據說那天中國各主流媒體都在轉載川普這句話：https://x.com/xinwendiaocha/status/1868931002875494586
如何解讀，那已經不是美國人關心的事情了，因為美利堅只需川普帶領他們下一步「孤立主義」就夠了。解讀川普，從來就是全世界的一個麻煩，他重返白宮，對「進步主義」猖獗一時的美國平衡一下，自是好勢頭，但是他還要聯手那個「東方不敗」，就有點玄。
英國人曾把川普當選定為「全球風險」十二級，與「大規模恐怖攻擊」同一級別。國際其他「最高風險」還包括：中國經濟硬著陸、中國挑起南海軍事衝突、俄羅斯挑起「新冷戰」、歐盟解體、石油投資崩盤等等。後來佛州「川習會」，偏偏是上述最危險的兩個因素「哥兒倆好」了，讓全球「跌破眼鏡」，因為英國人曾顧慮川普「反對自由貿易」，還要跟中國「打貿易戰」的。如今這「哥兒倆」要幹啥，全球沒人知道。
美國這廂，紐約時報的紀思道撰文說，川普是普京的一條哈巴狗。左派（「政治正確」派）咸信川普上台是一個「俄羅斯陰謀」。海外華人這頭，多數人並不喜歡川普，但在「川菜（蔡）」爆冷門后態度急轉，深信他將拋棄基辛格「聯中制俄」的三十年一貫制，大家幾近歡呼了，尤其異議分子們。兩種觀點顯然很不一樣：西方左派更關心諸如反歧視、美國民權、均貧富的進退；而華人更關心中國的盛衰。左派維護人權及普世價值，怎麼看得下去中共的殘暴，且明知故犯地任其欺騙？右派反共盼民主，卻對西方社會的各種歧視、貧富不均等弊病，毫無批判和憤怒。一般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很難在此選邊站。
可是一下子這都成了「過去時」，美國本土要「價值重組」了：孤立主義崛起、普世關懷萎縮、世界領袖也不想做了；若再配以歐盟解體、中國經濟下行（內含政局動蕩），則后冷戰二十年歷史即將結束，西方（歐美）領先格局或將逆轉？這可說是工業革命以來三百年「未有之變局」，因為資本主義餵養的「全球化」衰落、淺層暴富的「金磚國」無緣長久繁榮，都意味著「歐洲工業革命」成絕響，無法複製再版，那麼經濟發達孵卵「民主制」是否也不可複製？甚至弄到頭來，「民主」與「獨裁」誰勝誰負，也在未定之天！
二、後集權才能「崛起」
所有混亂，在於中國發明了一種「資本主義」。
「全球供應鏈」，不過是中國權力資本與西方金融資本合謀的一個遊戲，這次卻被瘟疫中的口罩需求所暴露，並且第一次宣布，列寧式數碼資本主義的霸權，壓倒幾百年積累而成的自由資本主義，令「珍珠港」危機再次浮現。這個回合尚無勝負，我們不知道鹿死誰手。
中國高速起飛的內幕極為血腥，用西方學術如經濟學，很難破譯它，所以康乃爾訓練出來的章家敦，預言不準《中國即將崩潰》。剝奪私有財產最內行的這個列寧式政黨，施用鐵腕，將十五世紀英國的「羊吃人」圈地運動，重演於二十世紀末中國，它是如何可能的？大致上，中國用以俘虜西方消費者的商品，只是輕工業產品，尤其是紡織品和服裝，這裏的經濟學問題複雜而微妙，從產出地來說，中國龐大的紡織業主體，在國營體制下形成巨大規模，而又成功私產化，才能變成接攬全世界訂單的超級服裝業，而舉世無兩，這是中國低廉的棉農生產，與城市低廉的紡織、服裝勞力形成一條龍產出，才能做到的，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這個轉型，是否只有極權體制才做得到？否則利益分配的糾紛早已抵消了任何效率；而在消費地，西方壟斷了高科技產業而使勞動力價格居高不下，再也無法承擔生活用品的低廉產出，必須尋求新的產出地來維持生活費用不高漲，這個兩廂情願的遊戲，才是中國經濟奇迹的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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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蘇暁康
事實上，中國發明了一種「資本主義」，或者說在全球化之中，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的生命、形態和體制，以及新的意識形態，而學界目瞪口呆，不置一詞，因為依靠過去的經典知識和理論，已經解釋不了，導致人文知識發生嚴重危機。當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制度」崩解之際，解釋其失敗似乎輕而易舉，可是面對這個新的怪胎，大家只是給出一堆新名詞：「后工業社會」、「福利社會」、「媒體社會」，「后資本主義社會」、「後現代社會」、「后極權社會」等等，一向剖析資本主義的顯學「自由主義」學派，也集體失聲，大家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維爾、伯林、哈耶克等經典大師的理論體繫上睡大覺。
國內學界亦蜂起解釋「崛起」，所謂「盛世學」成時髦，其實也可視為對一場「新洋務」的評估。有所謂「新左派」，以「獨立自主」來解釋中共與西方、國際社會、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國家超控，此即「未崩潰」的奧秘，但不誠實地隻字不提這塊自留地里的「一黨天下」；也有人批判「人為割裂」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而要尋求六十年的「一種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極權」與「后三十年買辦」的整體性而已。總之，揭示鄧小平這次「新洋務」的根基，應追溯到將他打成「最大走資派」的毛澤東那裡，方為一條完整的「中國道路」，這卻是一個超越左右兩派的新範式，還沒有被人發現呢。
但是中國的「新洋務」顯示，西方的資本輸出，成為後起國家極權體制的幫凶，也加深了那裡傳統的奴役觀念，由此而驗證的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海外市場，惟有配套專制，才最符合利潤原則；而專制掌控下的市場經濟一旦成立，便明顯優勢並有效于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場，特別是廉價勞力的拼比（「搶爛市」）加劇西方的失業，令其更依賴進口廉價產品，以餵養中產階級，所以利潤原則最終解構到西方自己身上。這些，都要等到三十年後，西方才會恍然大悟。
三、「全球化」閹掉了「民主化」
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且在一個馬列政黨的封閉控制下高速增長，便預示了全球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尚未出現過的一個新種。這是資本主義或曰市場經濟，與權力、廉價、貪瀆等等的一次可恥的媾合。這次運作的操作者，應以西方財團（助以西方民選政府）為主，而附以窮途末路的中共體制，由此製造了一次犧牲中國所有資源的高增長，也以低價劣質產品以及沃爾瑪（Walmart）方式，餵養了西方普羅大眾，並連同餵養了他們封閉自私的全球意識，這無疑是西方舊有消費文化的又一次沉淪，日用消耗的「海外製造」依賴，消解了六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民權價值觀的普世性，而犧牲全球消費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場本身，只是肥了國際跨國公司，這個新種，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質，或者簡略版，其實就是美國加中國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達到頂峰之後，便暴跌至歷史最低點。蓬勃的發展和繁榮已蔓延到發展中國家。中國離棄「蘇聯模式」后，經濟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則依然在混亂、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樣繁榮昌盛，並將維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到2040年。過去五百年全球有兩次權力大轉變，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興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現在第三次大轉變來臨，就是「群雄崛起」，一個「后美國世界」出現了——這是「全球化」的經典定義，來自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CNN節目主持人、《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國際知名政論家，其新作《后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稱，世界新的組織原則是反美主義或泛美主義；對美國而言，隨著伊拉克的混亂和中國的崛起，后冷戰時代的更大故事是：我們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來越非美國。在這個非美國的世界里，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可能為時已晚。這是個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一位長年身居上海的美籍華裔律師，預言中共必將步蘇聯老大哥之後塵，分裂成十幾個共和國，因為中國太多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對中共不服，宗教信仰者對中共的不滿，使中國難以避免分裂。章家敦堅信「中共必亡」的理由，有十一端：1、失業問題空前嚴重。整個中國至少有七千萬至一億三千萬流民；
2、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徹底失敗，二十年改革共產黨領導無方；
3、中共道德真空，領導人腐化傳染病，已成全國疾疫，無藥可救；
4、國營企業嚴重失血，勢將拖垮整個中國；
5、中國沒有金融人才，金融業千瘡百孔；
6、中共經改受益只在沿海城市，廣大農民仍生活在貧窮線下，難以翻身；
7、法輪功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其他宗教力量都將弱化中共的領導根基；
8、互聯網使中共面臨巨大的新挑戰，民心思想再難控制；
9、中共領導人鼠目寸光，失去許多改革機會；
10、台獨、藏獨和疆獨都讓中共一籌莫展；
11、賭毒妓三大社會疾病日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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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蘇暁康
康乃爾大學法學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過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做事，同時又常為《遠東經濟評論》、《國際前鋒論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撰寫中國評論，他得以親身在現場從內部觀察中國的各種「貓兒膩」，尖銳地指出，中國內在的各種問題和疑難雜症，將在獲准進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五年後，像山洪暴發一樣潰決，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終趨瓦解。ＷＴＯ就是一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其預言短期之內並未應驗，卻揭開了一個重大問題：中共在入世以後，是如何規避和違反ＷＴＯ規則，自身既從經濟災難中逃脫，又坑害了全世界，這引發了日後的中美貿易戰。2006年那瓦羅（Pater Navarro）的《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出版，更系統地作出結論，中美貿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於兩國貿易規則的不對稱性，中國以違反ＷＴＯ規則之術，吸引美國企業遷廠至中國，造成美國自身製造業「空心化」；與此同時，中國又「竊取」美國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和出口替代，再將「中國製造」的產品返銷美國。
八十年代我們在「黃土地」上嚮往「藍色文明」的時候，何曾想象到這樣的未來？美國經濟衰退了，不是說明西方這個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嗎？西方極樂世界會跟著東方的專制一道完蛋嗎？眼下這種金融危機，假若不向中國或其他地方轉嫁危機的話，美國自己渡得過去嗎？美國財長保爾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買單，而他知道這個共產黨政府，其實就是一個「洋人的買辦」而已，無論怎樣它都會俯首帖耳的，它買「穩定」所花的錢，恰好是華爾街胡鬧捅出的窟窿，而你讓它當了這樣的冤大頭，又怎能不讓它縱容中國人鬧一鬧「仇外」呢？可憐只在於，洋人得了實惠，而中國人只圖了一時的痛快——發泄、出氣、過把癮，都是用外貿去支付的「精神勝利」藥丸。上個世紀末中國的「愛國主義」迷狂，實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麼一點點歷史淵源可以說道：近代中國的恥辱，就是源於「鴉片」那麼一種「不平等貿易」，而今日中國委實不再是「東亞病夫」了，因為終於辦了奧運會，卻是由一個縱容「愛國主義」的、跟西方有極好默契的買辦政府舉辦的，它的意識形態底線，是必須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體育則是一個笑話。
這樣的意識形態於是便會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傾」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去把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再演義一遍。由此看來，這個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國的關係，跟一百多年前相比並無太大的改變，那些所謂「進步」，諸如資本主義處理勞資矛盾、福利主義、新價值觀（民權意識等）的覺醒、南北（貧富、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緩和等等，在中國的國際範疇內效用微弱，中國人依然面對著一個並不仁慈、甚至是貪婪冷酷的西方，則中國的土壤，對於皇權或強人政治，便一點也不貧脊；精英對權力、政府的不妥協，也找不到著力點；權利意識遠遠沒有諸如國家意識、平等慾望來得實際和有效。這是共產主義解體之後中國所遭遇的世道，它怎麼會不讓鄧小平式的實用主義大行其道呢？中國的主題依然是如何應對西方，不論是抵抗、反擊，還是貿易、贖買，不論是槍炮還是集裝箱，總之不是中國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賬面上找齊，則中國人便很難有自己的價值立足點，以及心平氣和。
假如不是言之過早，如西方媒體所稱這次「全球化」乃是「工業革命」之後的一個新經濟時代的來臨，那麼中國這次不僅沒有錯過「歷史機遇」（八十年代話語），甚至還是領先者，其對後世影響劇烈，尤其在思想史意義上，創造了專制、集權下的現代化轉型成功範例，近二百年的「現代化」目標可說達成，而「現代化」的含義只限於經濟增長和外匯儲備，也將作為範例而被接受。在近現代史上，尤其是在歐洲，其實不難發現由經濟發展而引起的所謂「霸權」爭奪，常常很容易將「民族國家」導向極權怪胎，德國納粹和蘇俄布爾什維克，皆為顯例。經濟導向沒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趨勢，「經濟發展可以導出民主」，先前是一種宣傳，後來是一個失敗的假說，而所謂「全球化」也會導向「普世價值」傳播的說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現實主義，也不會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發達國家）的標準，去衡量後來者，而會新創「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新標準，此是后話。但是，「現代化」弔詭卻並未因此而取消，追趕者（後起者）所付出的代價，在二十世紀可定義為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麼，往後或許也可以拿中國作一新範例，其定義勢必越出政治、思想範疇，而以環境、資源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種「全球化」的負面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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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蘇暁康
四、黨魁看得最遠
「六四」屠殺和接踵而來的蘇聯東歐巨變，也許是一個巧合，卻對北京政權的合法性，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鄧小平當即提出兩個方針﹕「韜光養晦」和「絕不當頭」，前者應對西方制裁；後者應對蘇聯解體所引起的「社會主義陣營」坍塌局面，鄧小平的話叫做「我們不抗大旗，誰願扛誰扛去。」兩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稍微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由此聯繫起類似越王句踐「卧薪嘗膽」、韓信「胯下之辱」的歷史典故，甚至幾年前林彪對毛澤東的「韜晦之計」，也是一種「古為今用」。可惜對淵源流長的這種中國「光棍」傳統，西方現代政治學很缺乏研究，而這段頗有研究價值的中國外交史課題，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戰略變更，並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從冷戰形態轉換成另一種經濟競爭的形態，嘗試極權制度以市場經濟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徑，他們正是通過西方的經濟學觀點，看到了相當大的可能性﹕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區域集團化（西歐、北美、東亞三個「經濟圈」的出現）使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矛盾叢生；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國界的，其利潤第一的本質決定了中國巨大市場在國際事務中的舉足輕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國籍都更喜歡泊來品，使勞動力低廉的中國對西方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等等。因此，他們認為﹕
——世界經濟處於低潮，發達國家在衰退和滑坡，「我們所處的東亞地區，又經濟最活躍，發展最快」，「我們可以利用矛盾，趨利避害」，「儘快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國際上資金短缺將會長期存在，但我們周邊的日本和四小龍卻有剩餘資金提供」，「我們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斷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加快體制改革，我們在引進外資上仍有較大活動餘地」；
——世界軍備競賽下降，各國都在調整戰略，九〇年代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經濟轉型時期，「這對我們也是一個重要機會」，「可利用他們轉型的時機，引進設備，填補空缺」……
總之，1992年前後中國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有利性，並且強調「危機感和緊迫感，決不再喪失這次有利時機了」。鄧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國際間決不取代前蘇聯挑頭與美國抗衡，而是偃旗息鼓，開放市場，養精蓄銳（增強綜合國力），待以時日。不錯，中共的確是在走進國際市場和國際「大家庭」，但是它不是來當「乖孩子」的。
1993年夏天﹐鄧小平突然說了一句「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其指蘇聯垮掉了，中國解除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這個改弦更張，令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詮釋鄧的判斷，對國際形勢作重新評估﹕
——兩極格局崩潰，世界大戰打不起來；
——蘇聯瓦解解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
——東西方的矛盾已經轉化為西方內部的矛盾，美國已明確把德國和日本定為主要對手，而不可能把中國當作主要對手；
——歐洲依然是美國的對外戰略重點（外貿的三分之一和國外投資的二分之一），亞太地區在相當長時期不會取代歐洲，美國不可能揮師東向；
——亞太出現真空，要由中國來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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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蘇暁康
基於這種估計，1994年以後中共的對外態度，迅速突破「冷靜觀察、穩住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格局，開始頻頻主動出擊、咄咄逼人，其情緒化的、不克制的態度是九〇年代初以來所鮮見的。最突出的就是製造台海緊張局勢，甚至不惜在東亞海域搞「導彈危機」，由此引起東亞外圍國家，以及日美的不安全感，決非前幾年「如履薄冰」政策的自然延續。
因為「韜光養晦」也是中共一貫衡度實力以「隨機應變」的權謀，期間參雜黨魁個人事功野心、情緒誤判等因素甚多，如這次台海危機，明顯肇因於「統一台灣」乃鄧小平可超越毛澤東的罕見機會，令其不惜一搏，但是因此觸犯整個東亞、犧牲中共具有巨大經濟和戰略意義的亞太地區的形象，常情上講不通，也得不償失。不久中共果然在智慧產權問題上對美讓步﹐並以此為標誌﹐又開始「韜光養晦」起來﹐內部文件和公開宣傳均重提鄧小平「六四」后「韜光養誨」的策略。作為指標含義的《中國能說「不」》一書的出現和暢銷﹐正好是中共前一段對外擴張在民間產生的情緒後果﹐但是這種情緒已不符合中共新近的收斂策略﹐此書才遭到壓制，卻在國際間造成錯覺﹐掩蓋了中共的這種政策轉軌。中共徹底摒棄「韜光養晦」計謀遲至二十多后的習近平當政，但是其機制仍然一脈相承，不過是黨魁個人事功野心、情緒誤判而已。
https://fb.watch/H68vQq50iG/
Philip Ma臉書2026-5-13
本來外界以為這隻是一場大國元首的例行碰面，結果看看川普帶上空軍一號的名單，這根本是把半個美國的經濟與科技命脈，直接打包搬到了北京。
川普抵達中國，與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為期兩天的會談。這是他自2017年以來，首次以現任美國總統身份踏上中國土地。
但真正引發全球關注的，是他身後的隨行陣容。蘋果執行長庫克、特斯拉與 SpaceX創辦人馬斯克、高盛執行長蘇德巍、波音執行長歐特柏格。這十幾位高層，幾乎涵蓋了晶元、金融、農業、航太與科技業的最頂點。
這中間還插播了一段小插曲。原本美國財經媒體 CNBC報導，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勛並沒有受邀。這讓川普直接在社群平台上發文大罵「假新聞」，親自證實黃仁勛就在空軍一號上，班機甚至還在阿拉斯加降落加油時把人接了上來。
川普在發文中一連點名了這群企業家，並承諾當他見到習近平時，第一個要求就是請中國「敞開大門」，讓這些絕頂聰明的人能施展魔法，把雙邊帶到更高的層次。
如果你把時間推回2017年川普上一次訪華，當時他帶了29位高層，其中大約10位是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代表。但這一次，名單砍半，而且在伊朗戰爭擾亂全球能源市場的當下，名單上完全沒有大型傳統油氣企業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滿滿的 AI、晶元與金融業高層。
這群美國頂尖企業家跟著去，不是為了陪笑拍合照，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有著非常具體的「待辦事項」。
Meta日前被中國下令撤銷以20億美元收購 AI新創 Manus的交易，他們需要爭取空間；特斯拉正尋求讓全自動駕駛系統（FSD）進入中國市場的許可，同時希望勸阻中國限制太陽能製造出口；唯一隨行的農業巨頭嘉吉（Cargill），背後牽動著美國農產品與大豆的採購大單；而萬事達卡與 Visa等支付與金融機構，則試圖在這個高度管制的市場里，將邊界再往深處推進一點。
目前中美關係正處於關稅戰的緊繃狀態。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日前才公開喊話，希望美方能完全取消單邊關稅，強調貿易戰沒有贏家。
歐亞集團資深分析師指出，這次名單的縮減與產業大換血，反映了美國政府很清楚自己目前的戰略。帶上龐大的投資團去北京，會跟美國近年高喊的「去風險化」與「製造業迴流」政策相互矛盾。科技與 AI企業的重磅登場，更直接點出了美國政府認定未來經濟領導權的真正戰場在哪裡。
(ENews快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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