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石男
屈原：個人主義的共和愛國者
關於屈原，我們所知甚少。
目前關於屈原生平的專門材料，只有四篇：太史公《屈原列傳》、劉向《新序·屈原章》、班固《離騷贊序》、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序》。均是兩漢材料。此外，《史記》楚世家、張儀列傳中也有關於屈原的零星記載。不過，還有一些屈原作品，可以作為其生平內證，按寫作次第是橘頌、天問、抽思、離騷、哀郢、招魂、涉江、懷沙。
在進入屈原生平之前，我們先得回答一個問題——屈原是否真有其人？
懷疑屈原是否存在，大概從晚清廖季平開始，他說離騷自敘部分是秦始皇寫的，九章則是秦的九個博士分寫的命題作文，但沒提供任何證據；然後是胡適，他認為屈原是箭垛式人物，虛構與想象的成分太大（如果不因此否定屈原存在的話，這個看法倒是富含洞見）；再后何天行作《楚辭作于漢代考》，徹底否認屈原存在，更指離騷為淮南王劉安作；稍後朱東潤也否認屈原存在。日本漢學家則以岡村繁（這傢伙特別喜歡標新立異，把陶淵明說成沽名釣譽之人，把李白說成唐宗室黨人、克格勃一樣的存在）、三澤玲爾等為代表，都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
懷疑屈原真實存在的理由，大概一是《史記.屈原列傳》存在不少問題，敘事不清，與史記楚世家、史記張儀列傳、報任安書等也有矛盾；二是戰國時期的史籍，如戰國策、世本、竹書紀年等，沒有任何關於屈原的記載；三是現在流傳的屈原集，是到東漢王逸時才成書，其中不少作品可疑。
屈原列傳確實存在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司馬遷大幅使用了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內容卻沒清楚標明，以至於我們對傳中的議論，究竟哪些文字是司馬遷寫的，哪些是淮南王安寫的，都不能搞太清楚。所以何天行才創造了楚辭作于淮南王安說，但這個說法早已被阜陽出土漢簡中的離騷殘片推翻，因為阜陽漢簡早於淮南王安的時代。
屈原列傳的第二個問題，是敘事不清以及與司馬遷其他篇章抵牾。但我覺得這隻說明屈原列傳可能是未完成稿，而且與伯夷列傳一樣，是司馬遷寄託了特別的觀念與情感的傳記，不重敘事而特多議論。伯夷列傳的議論，大概是反天道不爽說，認為沒啥公道的老天，命運是無常的。屈原列傳的議論，則寄託了司馬遷本人的孤憤，他寫屈原忠而被謗，寫懷王剛愎不悟，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和漢武帝的投射。在這種隱秘心理下，太史公于材料取捨和敘事上基本都圍繞著士之怨的主題，筆下的屈原和懷王與歷史上的樣貌有一定差距。在楚國政治上，屈原沒那麼重要，更沒有決定楚國存亡的力量（太史公在傳記末尾寫屈原亡而後數十年楚國亡，將二者建立了一個隱晦但予人深刻印象的因果關係，這個因果關係事實上是不成立的），懷王也沒有像小孩子耍脾氣那樣地處理外交內政，總體來說懷王還是一代英主，只是頗具悲劇色彩而已。實際上懷王可能是楚國最後一百多年中最偉大的君主，不然秦漢之際楚人也不會用懷王的名義來號召起事了。胡適說屈原是箭垛式人物其實沒錯，第一個這麼乾的就是司馬遷。
此外，還有不是太史公的問題，而是史書傳抄導致竄入字句、顛倒次序以及魯魚豕亥等問題。
以上各個因素，導致屈原列傳的敘事顯得粗疏，不無紕漏。但必須指出，屈原列傳的敘事雖存在諸多問題，議論則相當痛快淋漓，可說是七十列傳中最卓爾不凡的。
再看史記有屈原而戰國文獻沒有，這不是啥罕見的事。在史記中有記載而戰國文獻中不見蹤跡的人物，多了去了。比如藺相如、孫武，戰國文獻中都沒記載。再如屈匄，與屈原同時代的族人，是楚國大將，史記楚世家中有他的記載，戰國文獻中也沒有，但後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證實了屈匄的存在。至於屈原為何在戰國文獻中沒有任何記載，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現在流傳下來的戰國史籍，只關心政治與戰爭，屈原主要是文學貴族，沒有他的事迹也很正常；二是秦始皇焚書，盡滅六國史籍，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始皇特別忌憚楚族，見田餘慶《張楚》、李開元《秦謎》），楚國史籍被滅得應該是最慘的，那原本記載屈原事迹的書就此湮沒，也是自然之事。
最後談談屈原作品真偽問題。這個問題比較棘手，現傳的屈原二十五篇賦作，有不少我是不信任的。我大概使用兩個方法來鑒定真偽，一是史學判斷，不能有超出屈原時代的觀念和事實，二是風格上的自由心證，屈原的作品，總有一種內在的情感與音樂的韻律，當你讀的時候，你內心的情感和音樂也會被奏響。只有對屈原的文字非常熟悉乃至沉迷的人才能夠作出這種判斷，它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卻是我最主要的判斷。必須坦承，我所講的屈原及其作品，只是一種主觀拼圖。屈原的材料實在太少，作品又無法鐵證如山地鑒定歸屬。關鍵是，決不能牽強附會、強作解人。無法解決的問題，就讓它繼續懸在空中吧。兩千年來的楚辭學，有許多真知灼見，但也充斥著各種猜謎比賽，太多奇談怪論和胡說八道。我想要做的，是為屈子心靈尋求一個最小公約數，而不是最大。
屈原當然是存在的，他是楚辭的鼻祖，中國第一個有真名實姓的天才詩人。詩經三百篇那些個作者的姓名，則永遠湮沒了。
從楚辭與詩經的傳承關係，以及漢賦與楚辭的傳承關係看，楚辭當作于戰國晚期。一種璀璨的文體，醞釀需要時日，而與下一個璀璨文體出現的時間，也必不能過於接近。楚辭的先聲如楚人歌、越人歌、徐人歌、接輿歌、孺子歌等，已經為楚辭的出現導夫先路，詩經二南更是楚辭直接的長輩。所以楚辭出現於戰國晚期是大概率之事。而就楚辭諸篇而言，離騷必是一人獨立完成，且不可能是槍手偽托，就是屈原本人所作。離騷是自傳體，而且是中國最早也最天才的自傳文學，雖然幾乎不講具體事迹，但其精神自傳的性質是誰也無法否認的。自傳寫到離騷這種地步，不可能由傳主之外的人代筆，就像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不可能由司馬遷之外的人寫出來一樣。這是從文學而非歷史角度的自由心證。再說了，偽托要有動機，還要有這個能力，偽造離騷的動機在哪裡？誰又有這個能力呢？
來源：新新新默存
作者： 宋石男
其實，太史公的屈原列傳儘管有不少疏漏矛盾之處，但太史公距離屈原不過一百來年的時間，可以聽到耆老口耳相傳的故事，還可能見到漏網之魚的戰國史籍特別是楚國史籍，總之他決不可能為一個烏有之人立傳。此外，漢文帝（一般以為是漢武帝，誤，詳見今人王雲度考證）招淮南王安為離騷作傳，賈誼寫吊屈原賦，漢武時嚴助、朱買臣等人也以楚辭得官，均能證明屈原及楚辭在漢代人心中是真實存在的。說起來質疑屈原是否存在也是民國時期疑古風氣作祟，管它可疑不可疑的一概疑之，距離屈原不過百數十年的漢文帝、賈誼、劉安、漢武帝、司馬遷、劉向，以及再后的班固、王逸都不懷疑屈原及楚辭的真實性，兩千多年後的人憑啥言之鑿鑿地說屈原不存在，楚辭非屈原所作呢？
如今大多數人一談到屈原自沉，就說是為了愛國。這說法似是而非。屈原是個人主義者，而且是精英主義者，一定要說愛國，也近似於密爾筆下的共和愛國主義者，而非始於朱熹，成於乾隆，變於民國，定於當代的那種愛國者。
楚辭在西漢始廣為流傳，但西漢人並不以忠君愛國推崇屈原。司馬遷推許的是屈原的人格與志向，「其志潔……其行廉……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揚雄認為屈原不該自沉，應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個炮轟屈原的是東漢人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忿懟君主，文采雖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對屈原不待見，因為他持儒家的道德標準，認為屈原不夠忠君，老是數落懷王，也不夠中庸，總愛展示自己的個性與才能。拋開班固迂腐的價值判斷不論，他其實說到了點子上。屈原個性極強，是狂放張揚的反叛者，而非溫良恭謙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對象，那就是他內心的準則與理想，而不是某個君主，也不是國家。
戰國時代沒有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連秦漢后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沒有，當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戰國的人不愛什麼國，所以殉國者沒幾個，周遊列國的縱橫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為楚人的伍子胥借吳國軍隊報私仇，大敗楚國，還對楚平王掘墓鞭屍。如果屈原愛國，他能對伍子胥讚許有加嗎？
戰國時忠君觀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則留，不合則去。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說，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如果一個國家政治黑暗，那麼從貴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潤，還忠什麼君呢？拿楚國人來說，析公、雍子奔晉，伍子胥、伯噽逃吳，文種、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戰國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離騷中才反覆說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勸他走，但他終於還是沒走。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於自己的理想。他對懷王當然有感情，但那是因為他們曾為共同的理想一起奮鬥。
現在問題來了，屈原的理想是什麼？兩個字可以概括，美政。內涵如何？大概就是舉賢授能與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賢人政治與法家法制主義的混搭。今天看來沒什麼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來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對理想的表達與堅持，以及最後以身殉道。
在小說《堂吉訶德》中，一個理髮師扮成的騎士跟堂吉訶德決鬥——其實不過是打架，堂吉訶德不是對手，被打倒在地，鬍子亂了，滿臉血污，狼狽不堪。堂吉訶德怎麼說的？他說：「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騎士，我輸了，但是我的愛人杜爾西內婭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這個真理不會因為我的失敗而改變，現在，騎士，請刺下你的長矛吧！」
某種意義上，屈原就是戰國的堂吉訶德，他的理想或許跟杜爾西內婭一樣只是個村姑，他也輸了，但他捍衛理想的決心不會因為他的失敗而改變，並且可以任憑別人為此對他刺下長矛。
與堂吉訶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處於幻覺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麼平庸。進言之，屈原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是精英主義而非平民主義。
屈原的個人主義，當然不能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現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強調個人自治和個人自由的道德與政治哲學。作為一種關乎人性的理論，個人主義主張，只有賦予一個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責任，允許他選擇自己的目標以及實現該目標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務於他的利益。屈原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的個人主義有重疊之處，那就是追求個人自由與強調個人責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濃厚的宗族觀念與故土情懷。
來源：新新新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