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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孫立平
病夫治國的三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羅斯福，很多人不理解為何晚年的羅斯福如此固執地輕信斯大林，不假思索地相信他所有的承諾。實際上，這其中有很大因素是疾病導致的。
雅爾塔會議前夕，羅斯福在去往雅爾塔的路上幾乎喪命，給他的身體以致命一擊，那時他的動脈硬化與心臟衰竭已經十分嚴重，在旅途中他經常昏厥過去，已經沒法閱讀文件。
在雅爾塔會議上，神志模糊的羅斯福完全被斯大林擺布，他偏執的相信斯大林是一個好人，什麼話都可以和他說，任何不利於斯大林的話似乎都聽不進去。與其說他對蘇聯有好感不如說他不願再聽到任何壞消息。
在會議上，丘吉爾觀察到羅斯福目光獃滯，說話隨便，完全沒有邏輯，在會議後期，甚至開始打瞌睡，與羅斯福的獃滯相比斯大林則顯得神采奕奕。
雖然羅斯福在1944年就已經不適合擔任總統，但當時美國上下都瘋狂崇拜羅斯福，不願相信他已經重病纏身，甚至羅斯福的女兒都不相信父親真的病得很重。
雅爾塔會議后不久，羅斯福就撒手人寰，對於這樣一個行將就木的病人，很難要求他再對形勢具有敏銳的觀察。
第二個案例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年輕時其實就患有臆想症等疾病，其精神存在很大問題，在成為元首外，隨著工作壓力的增大，他的病症也更加嚴重。
希特勒在整個二戰期間經常意氣用事，並且常期盼不現實的「神跡」。比如進攻蘇聯時，他沒有全力進攻莫斯科，而是分兵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不是因為兩個城市有戰略意義，而是摧毀它們可以羞辱斯大林，滿足自己的心理。
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失敗后，希特勒的帕金森症愈發嚴重，他還患上了高血壓，由於病症嚴重，他經常指揮不存在的軍團抵禦蘇軍，直接干預前線的指揮，讓德軍滿盤皆輸。
甚至到1945年柏林圍攻戰前，他還幻想出現腓特烈大帝時的神跡，即敵國領袖的死亡讓自己轉危為安，當時就是俄國沙皇的死亡挽救了腓特烈，但明眼人都知道，羅斯福的死並不會對戰局有絲毫影響。但希特勒仍然憑藉著這股臆想堅持到了最後一刻。
第三個案例就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前期和後期的執政風格差異很大，這並非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而是疾病讓他沒有能力出國，他就從一個雄心勃勃的領袖變成了一個混日子的老頭。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為蘇共總書記時可謂意氣風發，他不僅制伏了捷克斯洛伐克，還在國際上對美國展開攻勢，對內也實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到了1975年，勃列日涅夫已經患上了阿爾瓦萊茲綜合征（動脈血管疾病，會破壞大腦）和肥胖。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他不再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革，任由蘇聯不斷爛下去，原因無他，只是他的身體已經極度痛苦，他只是一個走不出克里姆林宮的衰朽老人（修明1644《病夫治國：疾病如何影響政治人物的判斷》）。
西班牙是歐盟移民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約4900萬人口中，外國出生者超過800萬，佔比近17%。
許多人不知道，直到20世紀末，西班牙還是一個「移民輸出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大量西班牙人因貧困前往拉丁美洲謀生——阿根廷、古巴、墨西哥等地至今仍有大量西班牙後裔。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由於經濟落後于西歐，又有超過百萬西班牙勞工前往法國、德國、瑞士等國打工，充當「客籍工人」。
這種被迫離鄉的集體記憶，在西班牙社會心理中埋下了對移民的天然同情。相比于其他歐洲國家，西班牙人對「背井離鄉」有更切身的理解，這也為後來寬鬆的移民政策提供了情感基礎。
歷史性的轉折點1986年西班牙加入歐共體，經濟開始騰飛，這是一個轉折點。90年代，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勞動力短缺，西班牙首次大規模吸引外國勞工。2000年至2008年是移民湧入的黃金十年，外國人口從不足100萬猛增至超500萬，主要來自拉美、摩洛哥和東歐（特別是羅馬尼亞）。
來源：孫立平社會觀察
作者： 孫立平
2008年金融危機一度中斷了移民潮，但2015年後，拉美經濟動蕩（委內瑞拉危機、哥倫比亞衝突）、北非局勢不穩，以及烏克蘭戰爭，又催生新一輪移民高峰。截至2026年初，西班牙外國移民已超800萬，成為僅次於德國和英國的歐盟第三大移民接收國。
西班牙的移民來源高度集中，呈現出清晰的板塊結構：拉丁美洲（約400萬）是最大來源地，文化同源（語言、宗教）使他們成為最易融入的群體。北非（以摩洛哥為主）：摩洛哥移民超111萬人，是西班牙人數最多的單一外國群體。他們雖文化差異大，但因地理鄰近（直布羅陀海峽僅14公里）和殖民歷史聯繫，長期保持緊密流動。歐洲及其他：羅馬尼亞（43.4萬）、義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等歐盟國家公民，因退休或工作移居。近年因俄烏戰爭，烏克蘭移民激增至近20萬。亞洲移民以中國（約20萬）和巴基斯坦為主。
在歐洲整體收緊移民政策的浪潮中，西班牙卻逆勢推行大赦和常規化，深層原因有三：1.經濟剛需：建築業、農業、旅遊和家政行業嚴重依賴移民。2025年西班牙GDP增長3.2%，遠高於歐盟平均水平，移民貢獻了超過一半的勞動力增量。大赦可將地下經濟轉化為正規稅收，一舉多得。
2.人口懸崖：西班牙生育率僅1.2，遠低於更替水平的2.1。到2050年，若不引入移民，養老金系統將崩潰。政府測算需要約2500萬移民才能維持現有福利體系。
3.政治博弈：左翼聯合政府（工人社會黨+「我們能」黨）將移民常規化視為核心承諾，以此鞏固左翼選民支持。2026年的大赦方案正是這一策略的產物。
然而，寬鬆的合法化政策並不等於真正的社會融入。摩洛哥移民面臨最嚴峻的挑戰。西班牙社會對摩洛哥人的負面刻板印象根深蒂固，認為他們「不融入」、「占福利」。穆斯林頭巾問題、清真寺建設爭議頻繁引發社會辯論。相比拉美移民幾乎無文化障礙地融入，摩洛哥移民的困境折射出西班牙社會宗教和種族的隱形邊界。
來源：孫立平社會觀察
作者： 孫立平
2026年7月底，一場移民危機將西班牙推上風口浪尖。位於北非的飛地休達（Ceuta）在24小時內湧入近5萬移民，總數達6萬人，遠超接收能力。直接誘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不能立即遣返從海上抵達的移民」，被犯罪網路利用炒作。而更深層的是，摩洛哥政府有意放鬆邊境管控，作為對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施壓工具（根據網路信息編寫）。
AI對經濟增長與生產率影響的三種觀點
樂觀派的核心觀點是，AI與以往的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簡稱GPT）不同，它不僅能實現自動化生產，還能通過「遞歸式自我改進」等方式把研發活動自動化，代替科學家做研究、代替工程師做設計，推動經濟增長率持續加速，甚至在有限時間內趨於無窮（即「奇點」）。
Anthropic的CEO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描繪了強大AI到來后的圖景：AI將原本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生物醫學進步壓縮到10年；發展中國家的GDP增速將提升至20%。Epoch AI的GATE模型5預測，一旦AI能夠自動化全部任務，全球GDP增長率保守估計也將高達30%。
主流學術界關於AI對生產率貢獻的估算比較溫和，大多在每年0.1-1.3個百分點之間。他們承認AI會帶來生產率提升，但也強調現實瓶頸可能導致可實現的AI紅利遠低於樂觀派的估計。這些學者大多沿用了Hulten定理的分析框架，認為AI對全社會生產率的影響由微觀任務層面的生產率收益（或成本節約）、各行業任務的AI暴露度、AI採用速度這三個因素共同決定。
從這三個層面拆分，AI的貢獻可能在生產端面臨以下約束：第一，單任務的生產率提升或成本節約有限。微觀研究顯示，AI在編程、客服、廣告創意等任務中可提效14%-50%，但在需要深度推理和綜合決策的複雜任務中效率提升並不顯著，甚至還會降低資深勞動者的效率。第二，微觀任務的AI暴露度存在結構性上限。OECD研究顯示，金融、信息科技、出版媒體、專業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AI暴露度更高，生產率提升更明顯；而農業、採礦、建築、餐飲等物理操作與人際互動類職業的AI暴露度較低，因此較難受益於AI技術進步。第三，物理與能源瓶頸、監管與倫理摩擦等將延緩AI技術的採用速度。第四，短板效應與鮑爾默成本效應制約生產率紅利。即使AI能自動化90%的任務，但剩餘10%未被自動化的任務仍將限制經濟增長的潛力。
悲觀派的觀點源自兩條不同的邏輯思路。一條與溫和派的邏輯一致，但對現實瓶頸的假設更激進。這種觀點的代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他在一系列研究中估算，未來10年AI對美國生產率的貢獻累計不到1%（即每年不到0.1%），這主要是因為他假設在未來10年僅有4.6%的任務會受到AI影響（即極低的暴露度）、而且在這些任務中使用AI平均僅能節省14%的成本（即單任務生產率收益很低）。
另一種邏輯思路則是將需求的內生性置入分析中。這些研究者認為，A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取決於供應端（對生產率的影響），也取決於需求端（對消費者購買力的影響）。假如AI帶來生產率大幅提升、大量工作被AI自動化，原本流向勞動者的收入將會轉移到AI相關的資本投資，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因此，在生產能力持續擴張的同時，如果沒有出台相應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業率上升和勞動者收入下降會不斷侵蝕消費者的購買力，企業營收和利潤增長預期也會因消費需求萎縮而難以持續，投資創新和自動化的意願將隨之停滯，最終導致經濟增長在需求約束下逐步放緩甚至停滯。
例如，國際清算銀行（BIS）在一項研究中構建了「需求瓶頸」的情景，每個被替代的勞動者同時也是消失的消費者。在此情景下，雖然短期內總產出上升，但從中長期來看，總產出增速可能因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消費需求萎縮而放緩，甚至跌破歷史趨勢。阿西莫格魯也在其論文中警告，當前AI主要被設計為替代勞動力而非增強勞動力，這種發展模式會形成「過度自動化陷阱」，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李佳論孫明春《辨析AI對經濟增長與生產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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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孫立平社會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