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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萬延海-民主運動為什麼需要批評者？——從反對專制到建設公共輿論中心
作者： 萬延海
最近圍繞周春衛、江海匯以及光傳媒出現的爭論，引出了一個比事件本身更加重要的問題：一個追求民主的反對運動，應該怎樣面對來自內部、外部，甚至來自中共及其代理人或政治假想敵的批評？
王安娜在回應爭議時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支持周春衛公開反對一黨專政，「不等於為她過去所有的商業行為、法律糾紛背書」；她同時表示，「反共不是經濟和法律責任的免罪符」。
如果大家能夠接受這一原則，我們就可以把討論向前推進一步。
我認為，一個成熟的民主運動不僅應該容忍批評，還應該期待批評、保護批評，甚至需要批評。因為民主運動的目標不應該只是建立一個反共人士彼此認同的共同體，更應該努力建立一個不同政治力量能夠公開辯論的公共空間，並逐漸成為中國社會重要的公共輿論中心。
一、民主從怎樣對待反對者開始
民主運動當然首先是反對專制。但是，民主不能等到取得政權以後才開始。
我們要求未來的中國政府接受反對派，今天自己就應該學習接受反對者；我們要求未來政府接受新聞監督，今天自己也應該接受調查和質疑；我們要求共產黨允許不同意見存在，今天也不能要求民主陣營內部只有一種聲音。
民主運動不僅要學習怎樣反對專制，還要學習怎樣成為民主社會中的反對派。
因此，判斷一個批評是否值得回答，首先應該看事實和證據，而不是批評者屬於哪個政治陣營。
二、如果批評來自中共怎麼辦？
這是最困難、也最能檢驗民主原則的問題。
假如一個批評真的來自中共、親共人士甚至中共代理人，我們當然應該警惕其政治目的，也可以調查其身份、利益關係和宣傳手段。
但是必須區分三個問題：他是誰？他為什麼這樣說？他說的事情是真的嗎？
前兩個問題不能代替第三個問題。
如果中共媒體說某個民主組織存在財務問題，最有力的回答不是「你是中共媒體」，而是把賬目公開；如果一個被認為是中共代理人的人指控某位民主人士存在利益衝突，最好的辦法是調查公司登記、資金往來和有關文件。
事實不會因為中共說了就變成假事實，也不會因為民主人士說了就自動成為真事實。
即使一個政治對手懷有惡意，他也可能提出一個正確的問題。
三、政治對手也是民主運動的「壓力測試」
朋友往往看到我們的優點，對手卻會尋找我們的弱點。
我們的組織是否透明？有沒有利益衝突？支持某個人以前有沒有核實基本事實？是否因為一個人反共，就降低了對他的公共道德要求？是否對自己人和政治對手採用不同標準？
這些問題有時恰恰是政治對手最願意追問的。
因此，來自敵對方面的批評不一定只是民主運動需要忍受的麻煩，它也可能成為一種壓力測試。
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敵人尋找我們的錯誤，而是敵人指出了一個真實錯誤，我們卻因為他是敵人而拒絕改正。
四、從「反共共同體」走向「民主公共空間」
反共共同體與民主公共空間並不完全相同。
反共共同體的邏輯是：因為我們都反對中共，所以我們團結起來。
民主公共空間則是：我們可能完全不同意彼此，但我們共同接受事實核查、證據挑戰、公開答辯和自由批評。
在那裡，反共人士可以說話，對民主運動持懷疑態度的人可以說話，受害者可以說話，普通中國人可以說話，甚至共產黨支持者也可以說話。
民主運動不需要保證所有人最後得出相同結論，而應該努力建立一種規則：你提出事實，我可以核查；你提出證據，我可以挑戰；你批評我，我可以回答；如果最後證明我錯了，我願意改正。
這才是民主公共空間。
五、民主運動應該有成為公共輿論中心的雄心
海外民主運動如果只服務於已經反共的人，其社會影響必然有限。
更大的目標應該是：當中國社會發生重大公共事件時，不同立場的人都願意來到我們建立的公共空間尋找事實、提供文件、聽取不同意見和展開辯論。
受害者願意來，民主人士願意來，記者和學者願意來，懷疑民主運動的人也願意來。
這時候，民主運動獲得的就不僅是政治影響力，而是一種更加重要的能力——主持公共討論的能力。
周春衛事件其實可以成為一次這樣的實踐。
她有沒有權利反共，與她是否需要回答江海匯問題，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王安娜自己也明確說「反共不是經濟和法律責任的免罪符」。
那麼，就讓支持者說話，讓批評者說話，讓投資人和受害者說話，讓周春衛本人回應，讓文件和證據說話。
民主運動沒有必要預先替任何一方宣布答案。
六、民主運動需要建立新的公共期待
一個民主運動要取得社會信任，至少需要逐漸建立三種期待：公共輿論期待——任何人可以提出問題，事實可以核查，錯誤可以糾正。
道德期待——不因為一個人屬於自己的陣營就降低標準，也不因為批評者屬於敵對陣營就拒絕事實。
政治期待——今天要求未來政府接受監督的人，今天自己首先接受監督；今天要求未來中國保護反對派的人，今天也尊重自己的反對者。
民主運動最大的歷史任務，也許不僅是結束一個專制政權，更是幫助中國社會學習怎樣進行民主政治。
學習怎樣爭論，怎樣要求證據，怎樣面對反對意見，怎樣保護批評者，也學習怎樣承認自己的錯誤。
朋友幫助我們團結，對手幫助我們發現弱點；支持給予我們力量，批評迫使我們拿出證據。
因此，來自政治對手甚至中共方面的批評，不只是民主運動不得不忍受的代價，也可能成為民主成長的資源。
民主不是取得政權以後才開始的。
民主從我們今天怎樣對待一個反對我們的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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