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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馬四維：空間政治之後是時間政治
空間政治追問：誰沒有坐在桌邊？時間政治則必須再問一句：誰還沒有出生，卻已經在為這張桌子上的決定付賬？現代民主用了兩百多年，讓越來越多活著的人進入政治。21世紀擺在它面前的新問題，是怎樣讓那些尚未來到這個世界的人，也在今天的政治中擁有一個位置。空間政治擴大了「我們」是誰；時間政治將迫使人類回答：「我們」究竟包括哪一代人。
未來的人為什麼沒有投票權？
一個今天二十歲的年輕人，要在2060年生活；一個2026年出生的孩子，很可能會進入22世紀。但今天關於公共債務、養老金、氣候、能源乃至人工智慧的許多決定，都由此刻擁有投票權的人作出。決定發生在今天，代價卻可能在幾十年後支付。享受利益的人與承擔後果的人，並不總是同一批人。這形成了現代民主一個奇特的不對稱：在空間上，它用了兩百多年不斷擴大代表範圍；在時間上，它的代表制度卻幾乎停留在現在。
現代民主的發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誰能夠進入政治」的歷史。沒有財產的人、工人、婦女以及曾經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之外的人，相繼獲得選票、權利和代表。然而，當越來越多生活在「這裏」的人進入政治以後，一個更難的問題出現了：那些生活在「以後」的人怎麼辦？他們不能投票，不能遊行，不能組織政黨，甚至還沒有出生。但我們今天的決定，卻可能已經替他們分配了資源、製造了債務、改變了氣候，縮小了他們未來能夠選擇的範圍。
這正是法國歷史學家、政治理論家皮埃爾·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新書《當下的暴政》（La Tyrannie du présent）觸及的問題。這本書2026年由瑟伊出版社（Seuil）出版，是羅桑瓦隆近年討論民主「盲點」的三部曲最後一部：2021年的《生活的考驗》處理人的生活經驗、不公與社會感受；2024年的《看不見的制度》討論信任、權威與合法性；到了《當下的暴政》，問題轉向時間，以及隱藏在時間背後的代際關係。〔1〕
羅桑瓦隆提出的問題表面上並不新鮮。政治家盯著下一次選舉，企業經理盯著下一個季度，政府面對養老金和公共債務時不斷把困難向後推。我們通常把這一切稱為「短期主義」，解釋也很方便：政治家缺乏遠見，選民在意眼前利益，資本市場急功近利，社交媒體又進一步縮短了人的注意力。《當下的暴政》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把問題向前推了一步：短期主義也許不只是民主偶然患上的疾病，它可能與現代民主自身的時間結構有關。
一
現代民主首先是一場反抗過去的革命。傳統社會的合法性往往來自過去：祖先、宗教、習俗、血統、王朝和傳統。一個人是誰，很大程度上由他出生以前已經存在的秩序決定。現代性的革命意義，就在於把人從這種過去中釋放出來。人不必因為父親是農民就繼續當農民，不必因為出生於某個等級便永遠屬於那個等級，也不必讓祖先替自己決定信仰、職業和生活方式。現代人的自由，因此首先意味著：過去不能統治現在。
羅桑瓦隆提醒我們，民主正是在這場解放中成長起來的。現代性把個人置於政治世界中心，以權利塑造個人，而這個個人首先是一個「現在的人」：他要擺脫過去的重負，也不再把全部希望寄託于宗教意義上的未來救贖。民主、個人自主和一種新的時間意識由此聯繫起來。〔2〕甚至早期民主制度的設計也帶著這種時間觀。羅桑瓦隆舉例說，1776年前後北美十三州的一些憲制安排把立法任期壓縮到一年。代表離選民越近，人民就越不容易受到一個脫離自己的政治階層支配。〔3〕
這當然是一項民主進步。問題在於，一種為了防止過去統治現在而建立的制度，並沒有同時解決另一個問題：現在是否有權統治未來？民主最初要打破的是時間向後的權威——死人不能統治活人。到了21世紀，人類面對的卻越來越是相反的問題：活著的人正在決定尚未出生者的生活條件。民主革命解決了一種時間壓迫，卻留下了另一種時間不平等。
二
羅桑瓦隆進一步把這種「現在主義」與現代所有權聯繫起來。在舊制度的法律傳統中，財產權可以被拆分為使用、收益等不同層次；法國大革命以後，現代所有權越來越強調個人對物的完整支配。羅桑瓦隆把這種變化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聯繫起來：現代人的一個基本想象，是我能夠支配屬於我的東西。〔4〕
問題也正在這裏。如果一棟房子屬於我，我當然可以出售它。但森林呢？河流呢？地下水呢？大氣呢？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呢？如果這一代人擁有使用資源的權利，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也擁有把它耗盡的權利？傳統財產權主要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邊界；生態問題卻突然把時間帶進了財產權。於是，一個過去看似簡單的問題變得複雜：我們究竟擁有什麼？我們擁有世界本身，還是只擁有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時間里使用它的權利？
一旦這樣追問，氣候變化就不再只是環境問題，而成為政治哲學問題。今天排放的一噸二氧化碳與今天丟棄的一袋垃圾不同，它的影響可能穿過漫長時間，決策者和後果承擔者被時間分開了。公共債務具有類似結構。羅桑瓦隆問：債務是什麼？在一種意義上，它就是把今天沒有完成的政治取捨推給未來。今天享受公共支出的人擁有投票權，幾十年後承擔財政約束的人卻可能尚未出生。〔5〕養老金問題同樣如此。今天決定退休年齡、繳費比例和福利水平，影響的往往不只是今天的退休者，也包括幾十年以後才會退休的人。
氣候、債務、養老金原本屬於三個不同的政策領域，在羅桑瓦隆那裡卻顯露出同一種結構：現在的人擁有政治權利，未來的人承擔政治後果。
三
過去民主政治討論最多的是社會正義：誰擁有更多財富，誰承擔更多稅收，資本與勞動之間如何分配，窮人與富人之間怎樣再分配。這些問題當然沒有消失。但在社會正義之外，現代社會越來越必須面對另一種正義：代際正義。
社會正義處理同時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如何分配；代際正義處理生活在不同時間中的人之間如何分配。前者可以進入議會，因為窮人和富人都存在，工人和企業家都可以組織利益，退休者和勞動者都能夠投票。後者卻有一個根本困難：未來的一方缺席。這構成了民主的時間代表缺口。
這是從《當下的暴政》可以繼續向前推進的一步。現代政治理論長期處理的是空間中的代表：哪些人被包括進來，哪些人被排除出去；中央與地方怎樣分權；多數與少數如何共存；不同階級、族群、地區和性別怎樣獲得政治聲音。這些問題背後一直存在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政治共同體由現在活著的人組成。
21世紀正在動搖這個前提，因為人類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擁有改變未來生活條件的能力。工業文明留下的碳排放可以影響後世，核廢料需要跨越許多代人的管理，公共債務能夠轉移財政負擔，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和基因編輯甚至可能改變未來社會的制度與人的生存方式。政治因此出現了第二條坐標軸。過去的問題是：誰代表誰？現在還必須增加一句：誰代表什麼時候的人？前者是空間政治，後者是時間政治。
四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簡單批評民主「短視」，沒有觸及問題的根部。如果只是要求政治家更有遠見，答案就成了道德勸告；如果要求選民多替子孫後代著想，答案就成了公民教育；如果把長期決策交給專家，問題似乎解決了，卻立刻產生另一個問題：專家憑什麼擁有比公民更多的政治權力？
羅桑瓦隆清楚意識到了這個陷阱。現代政治並不是沒有出現過反對短期主義的制度和思想。問題是，這些方案經常落入三種困境：一種滑向懷念過去的保守主義，一種變成遠離民眾的技術官僚主義，還有一種雖然擁有宏大的未來藍圖，卻對普通人的現實生活缺乏敏感。〔6〕所以，問題絕不能簡單變成：民主太短視，讓專家來。
因為長期主義本身並不天然民主。歷史上最宏大的長期計劃，完全可能來自並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一個政府可以為了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後的目標，要求今天的人承擔巨大代價。如果「未來」天然比「現在」高貴，那麼任何統治者都可以借未來之名要求現在的人沉默。《當下的暴政》由此觸到一個真正困難的悖論：怎樣讓民主擁有長期能力，同時又不以未來的名義取消現在人的權利？
羅桑瓦隆尋找的方向，不是用長期主義取代民主，而是把長期主義納入民主。他提出新的「民主練習」（exercices démocratiques），試圖通過新的制度和公共討論方式，讓個人的當下經驗與共同體的長時段利益發生連接。〔7〕未來不能投票，卻必須進入政治。
五
這本書對中國的啟發，也恰恰在這裏。最容易得出的結論，是西方民主受制於選舉周期，中國制度更擅長長期規劃。但這種比較太快了。五年規劃、基礎設施、產業政策、能源轉型和科技投入，確實體現了一種跨周期決策能力；然而，規劃能力並不等於時間正義。能夠制定二十年的規劃，只能說明一個制度具有把政策延伸到未來的能力；它是否真正代表未來人的利益，則是另一個問題。
房地產、地方債務、水利工程、城市建設、能源體系，都可能跨越幾十年。它們既可能擴大未來人的選擇，也可能把債務、生態成本和路徑依賴留給後來者。因此，羅桑瓦隆給中國讀者留下的更有價值的問題，並不是「長期主義是否優於短期主義」，而是：任何制度都必須解釋，它憑什麼替未來作決定。
選舉民主需要回答，為什麼今天的多數可以把成本留給明天；具有較強長期規劃能力的制度，同樣需要回答，誰來定義「長遠利益」，誰承擔實現它的當下成本，一旦長期判斷錯誤，又如何糾正。這樣一來，中西政治比較就多出了一條過去經常被忽略的軸線：不同制度怎樣處理時間？回應現在與保護未來，都只是問題的一半。更困難的制度能力，是讓兩者之間存在持續的代表、制衡與糾錯。
六
這也許是《當下的暴政》留給我們最值得思考的問題。過去兩百年，現代民主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不斷擴大「我們」的範圍。沒有財產的人進入了「我們」，婦女進入了「我們」，曾經遭受制度性排斥的人也不斷進入「我們」。民主史因此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邊界持續擴展的過程：越來越多原本沒有聲音的人，成為擁有權利的人。
21世紀正在迫使這個「我們」再擴展一次，只是這一次，擴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空間，而是時間。未來的人不能坐進今天的議會，不能參加今天的選舉，也不能對今天的財政預算、能源政策和氣候政策表示贊成或者反對。但如果權利具有普遍意義，那麼「尚未出生」本身，不應成為被永久排除在政治考慮之外的理由。羅桑瓦隆因此把權利的普遍性推向未來世代：如果權利真正是普遍的，它就不能只屬於今天活著的人。〔8〕
過去政治爭論的是土地、疆界、階級、身份、選區和代表權。地圖因此成為政治最重要的圖像：左邊是誰，右邊是誰；中心在哪裡，邊緣在哪裡；國家的邊界在哪裡。未來的政治還需要另一張地圖。它不是橫著鋪開的，而是縱向展開的。一端是過去，一端是未來，中間只有極其狹窄的一點叫作現在。每一代人都只在這裏停留片刻，卻同時繼承過去，並改變未來。
「當下的暴政」因此比「短期主義」更準確。問題不只是我們看得不夠遠，而是今天活著的人擁有一種未來世代無法對等擁有的權力：我們可以改變他們的世界，他們卻無法改變我們的決定。
空間政治追問：誰沒有坐在桌邊？
時間政治則必須再問一句：誰還沒有出生，卻已經在為這張桌子上的決定付賬？
現代民主用了兩百多年，讓越來越多活著的人進入政治。21世紀擺在它面前的新問題，是怎樣讓那些尚未來到這個世界的人，也在今天的政治中擁有一個位置。
空間政治擴大了「我們」是誰；時間政治將迫使人類回答：「我們」究竟包括哪一代人。
註釋：〔1〕Pierre Rosanvallon, La Tyrannie du présent,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26。瑟伊出版社將本書置於羅桑瓦隆近年關於民主經驗與民主制度研究的延續中。關於本書出版資料及內容概要，參見 Éditions du Seuil, La Tyrannie du présent；另參見巴黎政治學院相關新書討論介紹。
〔2〕Pierre Rosanvallon接受《世界報》採訪，2026年9月17日。羅桑瓦隆在訪談中把現代「現在主義」與個人主義、現代民主及權利觀念的歷史形成聯繫起來，並討論民主如何重新容納長期利益。
〔3〕同上。羅桑瓦隆以美國革命時期部分州一年一屆的立法任期為例，說明早期民主制度對代表與選民之間即時聯繫的重視。
〔4〕同上。羅桑瓦隆討論法國大革命以後現代所有權觀念的變化，並將個人對財產的支配與現代「現在主義」的形成聯繫起來。
〔5〕同上。羅桑瓦隆將公共債務、生態危機和代際關係並置，討論今天的決定如何把成本轉移給未來世代。
〔6〕Pierre Rosanvallon, La Tyrannie du présent；另參見 Sciences Po, 「L』Histoire en livres: La Tyrannie du présent, avec Pierre Rosanvallon,」 2026年10月22日活動介紹。相關材料將本書的問題概括為：如何在不退回保守主義或技術官僚主義的情況下，使民主重新獲得面向長期的能力。
〔7〕Éditions du Seuil, La Tyrannie du présent；Sciences Po, 「L』Histoire en livres: La Tyrannie du présent」。羅桑瓦隆以新的「民主練習」（exercices démocratiques）討論個人時間與集體長時段重新連接的可能性。
〔8〕Pierre Rosanvallon接受《世界報》採訪，2026年9月17日。訪談標題即突出這一判斷：「權利的捍衛只有在同時包括未來世代時，才可能具有普遍性。」 La Tyrannie du présent de Pierre Rosanvallon aux Éditions du S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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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C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