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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2026年10月7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希臘雅典普尼克斯遺址發表26分鐘演講，以古希臘歷史和Thumos為核心，批評西方「向下建造」、主權流失和文明自我否定，主張美國與西方重建供應鏈、工業與國防，應對共產極權擴張，並點出中共在經濟、地緣和國際秩序上的挑戰。
2026年10月7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上發表講話，古雅典人曾在此舉行民主集會，背景是衛城的帕特農神廟。(Mark Schiefelbein/POOL/AFP)
2026年10月7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站在希臘雅典的普尼克斯遺址前，發表了一場26分鐘的演講。普尼克斯是一座露天的山丘，兩千五百年前，雅典公民就在這裏集會，辯論戰爭、財政與法律，用投票決定城邦的命運。人類關於人權、法治與共和的最早實踐，就是從這塊岩石上開始的。
這不是一篇尋常的外交講話。它沒有談關稅，沒有談軍售，談的是榮譽、尊嚴、主權和勇氣，談的是一個文明為什麼興起，又為什麼會倒下。盧比奧的重要演講——這是一份文明爭奪戰的宣言：在共產極權擴張到全球每一個角落的今天，西方第一次有人站在自己文明的源頭，公開追問，我們究竟還信什麼，還願意為什麼而戰。
這個追問指向的，是當今世界最根本的一場較量。它不是東方與西方之爭，也不只是中美之爭，而是傳統與極權之爭，是人的尊嚴與消滅人類的力量之爭。
山丘上的宣言
盧比奧開場講的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的大軍攻入雅典，焚毀聖所，把衛城夷為平地。少數雅典人不肯撤離，守在衛城的岩石上，把巨石砸向入侵者，擋住了那個時代最強大的帝國好幾天。隨後他又講到溫泉關之戰，三百名斯巴達勇士被波斯大軍包圍，戰到最後一人。
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一世率領300名斯巴達精銳戰士據險死守溫泉關，血戰至全員陣亡。圖為《列奧尼達在溫泉關》，雅各布布布·路易·戴維作，1814年。（公有領域)
這是西方最古老的敘事：自由的城邦對抗專制的帝國。在這樣一個地點講這樣一個故事，含義不言自明。
他說，川普政府要奪回的，是關於政治和治國術的古典理解，不只為美國奪回，也為整個西方文明奪回。他說現在是十字路口，未來十年的決定，將書寫下一個世紀的故事。
西方是保持在世界前列，還是甘於萎縮，走向衰落和奴役，沒有第三條路。他的原話是：要麼現在選擇行動，要麼徹底失去行動的選擇。
「向下建造」：寄生在西方體內的幽靈
演講最尖銳的部分，是對西方自身的診斷。盧比奧用了一個詞，叫「向下建造」。他說，今天許多意識形態的理想，是一個絕對安全的世界，沒有風險，沒有失敗，沒有勝利的榮耀，也沒有失敗的羞恥。
制定標準，是為了確保沒有人會輸，操心最差者的舒適，多過最好者的潛能，把最傑出的東西，綁架給平均和平庸。而建造帕特農神廟的人是向上建造的，他們認定人生最高貴的追求，就是追求卓越。
他接著列舉了一連串病症。西方人開始為自己的卓越感到羞恥，繁榮變成了內疚的來源，「民族主義」成了髒詞。人們拆掉自己的紀念碑，譴責自己的歷史，教孩子為將要繼承的國家感到羞恥。結果是邊界開放了，產業外包了，軍隊萎縮了，主權被一點一點交給遠遠超出本國人民控制的全球官僚機構。
這些病症從哪裡來？2018年出版的《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給出過一個系統的回答。該書認為，蘇聯解體並不意味著共產主義的終結，它只是換了面孔。在東方，它以暴力奪取政權，在西方，它以漸進和滲透的方式，潛入教育、媒體、文化、法律與經濟，把「絕對平等」包裝成「進步」，把否定傳統包裝成「解放」。它的目標始終未變：切斷人與自身文明、與道德、與神的聯繫。
把所有人拉平，把卓越視為原罪，把歷史視為恥辱，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邏輯。它在莫斯科和北京表現為斗地主、分田地，在西方的校園和議會裡，則表現為盧比奧所說的「向下建造」。形式不同，根是一條。
Thumos：一個文明失落的血性
整篇演講里分量最重的，是一個古希臘詞：Thumos。
盧比奧把它解釋為激情、力量、勇氣與自豪之火，稱之為偉大文明的心臟。沒有它，一個國家就會失去戰鬥的意志，奮鬥的意志，生存的意志。這個詞在荷馬史詩中反覆出現，英雄在絕境之中，會對著自己驕傲的Thumos說話。它最初形容的，是人體內血液的涌動和胸中激昂的情緒。
中文里最貼近的詞，是「血性」。
他舉了三個例子。蘇格拉底寧死不放棄對真理的追問。三百名斯巴達勇士在溫泉關戰至最後一人。阿喀琉斯本可以回家度過漫長平安的一生，卻選擇留在特洛伊。榮耀，是為比自己更大的事物奮鬥和犧牲換來的。
歐洲眼下就有一個現成的對照。法國的風波從9月中旬開始，最初是巴黎郊區的高中生封鎖學校，抗議教師短缺、校舍破舊和教育資源不平等，隨後迅速蔓延全國。到10月6日，全國參加示威的人數超過26萬，巴黎一地就有5萬多人，縱火、襲警和破壞公共設施接連發生，累計6500多人被捕，多數是未成年人。
2026年10月1日，在法國西南部城市波爾多，警方與在古斯塔夫·艾菲爾中學外進行封鎖抗議的學生對峙。（Romain Perrocheau/ AFP via Getty Images）
學校的問題是真實的，但它解釋不了一場學潮為什麼會演變成全國性的暴力衝突。運動最先爆發的地方，是貧困和移民人口集中的郊區，那裡長期存在社會隔離和融合困難，一部分年輕人生在法國，卻沒有形成對法國歷史、文化和國家身份的認同。
極左力量的介入和社交媒體的放大，又把一場教育抗議推成了對社會秩序的衝擊。川普總統為此發文稱，這是失控的大規模移民造成的後果。
法國並不缺少激情。學生、移民群體、左派和右派，都在為各自的要求激烈抗爭。它缺少的，是站在整個國家立場上的那一份意志。
Thumos不是某個群體的憤怒，更不是街頭暴力，而是國民對共同歷史、共同文化的認同，以及保衛它的勇氣。當群體的激情越來越強，共同的國家意志越來越弱，一個社會就只剩下衝突而沒有方向，有抗爭，卻不知道大家共同保衛的究竟是什麼。
從雅典到費城：誰繼承了「共和精神」？
西羅馬帝國在公元476年滅亡之後，一千多年裡，歐洲幾乎每一個強權都自稱是羅馬的繼承人。公元800年，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在羅馬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
962年，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再次加冕為「羅馬皇帝」，正式開啟了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這頂皇冠從15世紀起基本落在哈布斯堡家族手中，一直戴到1806年。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東羅馬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婭，把拜占庭的雙頭鷹拿來做國徽，16世紀初，俄羅斯修士提出了「莫斯科是第三羅馬」之說。
德語的「凱薩」和俄語的「沙皇」，都來自同一個羅馬名字。
歐洲近代文明的崛起，本身就是一次向源頭的回歸。「文藝復興」四個字，復興的正是希臘和羅馬。14、15世紀的義大利人重新去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重新去看古代的雕塑與建築，歐洲才從中世紀走出來，此後的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都是從這裏接下去的。
希臘人留給後世的，不只是公民大會，還有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相信世界存在可以被理性認識的秩序，人可以通過觀察、辯論和邏輯去接近真理。
蘇格拉底追問什麼是正義，柏拉圖討論理想的國家，亞里士多德研究政治與自然，現代的哲學、邏輯學、幾何學和歷史學，源頭都在那裡。
拉斐爾《雅典學院》，畫面中央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並立，宏偉古典建築為背景，融合信仰、理性與對真理追求，為文藝復興盛期精神代表作。（公有領域）
盧比奧在演講中還提到，美國建國者讀得最多，引用最多的，是為希臘羅馬偉人作傳的普魯塔克。但歐洲列強的那些繼承，繼承的多半是羅馬的皇冠，是帝國的名分，是權力的外殼。美國的建國者沒有去爭那頂皇冠，他們學的是共和。
參議院（Senate）一詞源於拉丁語「senatus」即羅馬元老院，國會山（Capitol）得名于拉丁語「Capitolium」即古羅馬的卡比托利歐山（Capitoline Hill）。漢米爾頓等人撰寫《聯邦黨人文集》，用的筆名取自羅馬共和國的一位執政官。華盛頓打完仗交出兵權，回鄉務農，時人把他比作羅馬的辛辛納圖斯。美國憲法誕生的城市費城（Philadelphia），名字就來自希臘語。
美國作為國家只有250年，但它承接的是一條延續兩千多年的傳統：從希臘繼承公民參与和理性辯論，從羅馬繼承共和、法律與公民責任，從英國繼承普通法和限制王權的傳統，又以基督教信仰確立了人人在上帝面前皆有尊嚴，道德高於權力的觀念。建國者們認真研究過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為何興盛，又為何衰亡，才設計出分權制衡與代議制度。
盧比奧在演講中有一句概括：偉大的美國人，誕生於雅典，成形於羅馬，受洗于基督教世界，最後被帶過大西洋，在新世界重生。
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百年紀念公園的核心建築，是1:1複製版的雅典帕台農神廟。(Shutterstock)
制度的外殼可以保留很久，但支撐制度的，是個人尊嚴、榮譽、責任、冒險和不肯向任何人低頭的精神。這股精神一旦熄滅，再完備的制度也只是一具空殼。
共產主義不是東方文明是西方生出的怪胎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把當今的對抗描述為「東方皇權專制」與「希臘羅馬共和」之爭。這個說法需要修正，因為它既抬舉了中共，也冤枉了中國的傳統。
共產主義不是東方的產物。馬克思是德國人，《共產黨宣言》1848年在倫敦發表。這套學說先到俄國，由列寧和斯大林鍛造成一部國家機器，再經共產國際輸入中國。1921年中共建黨，背後是莫斯科派來的代表。毛澤東自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送來」的，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而中國自己的文明傳統，恰恰是中共摧毀得最徹底的東西。
皇權時代，皇帝頭上還有一個「天」，要敬天，要下「罪己詔」，有天命，有禮法，有士大夫的諫諍，民間有宗族，有鄉紳，有廟宇，皇權不下縣。而1950年代初的「土改」消滅了鄉紳階層，1966年開始的「文革」破四舊、砸廟宇、焚典籍、批孔子，連祖墳都被掘開。中共信奉的是鬥爭哲學和無神論，頭上沒有天。
所以這場對抗的真實面目是：一個從西方內部生出來的怪胎，在東方奪取了一個古老民族的國土和資源之後，回過頭來要毀掉西方文明的根基，同時也繼續毀滅著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根基。
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和希臘羅馬傳下來的西方，在這場較量中其實站在同一邊。對面的，是那個既反西方傳統，也反中國傳統，歸根到底反人類的共產極權。
中共的三條戰線
盧比奧在演講中說，西方留下的真空，有人很樂意去填，西方信心動搖，對手就變得更強硬，靠著西方的軟弱積聚自己的財富和權力。
他沒有點名。但他所列舉的美國對策，奪回關鍵供應鏈、再工業化、重建國防，每一條的指向都很清楚——中共。
第一條戰線是經濟。2001年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西方的設想是用貿易換取中國的自由化。二十多年過去，結果是西方的工廠，技術和就業大規模流向中國，中共則以國家補貼、強制技術轉讓和產能傾銷，把鋼鐵、光伏、電池、稀土、原料等一個又一個產業鏈握在手中。
西方得到的是廉價商品和空心化的工業城鎮，中共得到的是把供應鏈變成武器的能力。稀土出口管制一收緊，歐美的汽車廠和軍工廠就要停線，這已經不是假設。
就在盧比奧演講的山丘西南十公裡外，是希臘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2016年，希臘在債務危機中把這座港口的管理局出售給中共國企中遠海運，後者如今持有約三分之二的股份。
古代雅典海軍的母港，薩拉米斯海戰艦隊出發的地方，今天成了「一帶一路」在歐洲的橋頭堡。這種模式並不限於希臘。2017年，斯里蘭卡因無力償還貸款，把漢班托塔港以99年租約交給中方企業。
2013年「一帶一路」提出以來，港口、鐵路、電網和電信網路一個接一個落入中共資本的控制。盧比奧說得很直白：國家利益沒有在國際機構面前消失，戰爭也不會因為人們偏好和平就消失，別的國家仍在武裝自己，仍在爭奪領土，技術、資源、市場和能源。
第二條戰線是扶植極端勢力。盧比奧整場演講唯一點名的對手，是伊朗的激進毛拉。他說那是一種死亡崇拜，把充當自殺炸彈的兒童捧成民族英雄，並特別指出，西方的英雄也肯為信念而死。但西方的英雄不崇拜死亡。
伊朗德黑蘭政權的錢從哪裡來？2021年3月27日，中共與伊朗在德黑蘭簽署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協議。
在美國制裁之下，伊朗出口的原油絕大部分流向中國，美國財政部近年已多次制裁涉事的中國煉油企業。
這筆石油收入，支撐著伊朗政權，也間接支撐著它在中東扶植的哈馬斯、真主黨和胡塞武裝。一個是無神論的極權，一個是神權的極端，意識形態南轅北轍，卻有共同的敵人，也有一個共同點：都不承認個人。一個要人服從黨，一個要人服從極端教義。這裏必須分清，所指的是極端勢力，不是伊斯蘭文明本身。
第三條戰線是話語和秩序。2013年3月，習近平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7年寫入中共黨章，2018年寫入憲法，此後被反覆塞進聯合國文件。
這個詞聽上去溫和無害，內核卻是用一套由中共定義的「共同體」取代以主權國家和普世人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讓各國在經濟上依附，在人權問題上噤聲。
盧比奧批評的那種時髦說法，即開明的外交就是把「全球共同體」置於本國人民之前，正好為這套話語敞開了大門。西方交出去的每一分主權，都可能落進一個由極權政權逐步操控的體系裡。
三條戰線合在一起，是一個完整的圖景：掏空對手的產業，餵養對手的敵人，再用一套動聽的語言改寫規則。它要建立的不是共同體，而是一個沒有自由，沒有信仰，沒有個人尊嚴的世界。
歐洲聽得到號角嗎？
盧比奧向歐洲發出的，是一份結盟的邀請，但不是舊聯盟的延續。他說，重建制度和聯盟，目的不是廢除成員國的主權，而是保衛它們，國家不必放棄各自獨特的身份，才能承認共同利益。
這話是越過布魯塞爾，直接講給歐洲各國和歐洲選民聽的。他稱希臘為模範盟友，舉了上個月美國、丹麥與格陵蘭達成的新協議為例，並指出歐洲國防開支正在承接去年海牙峰會的承諾大幅上升。
歐洲內部的版圖確實在變。中東歐國家在蘇聯陰影下過了近半個世紀，主權是九十年代才拿回來的，對遙遠的中心替自己做決定有天然的警惕。波蘭總統納夫羅茨基、捷克的巴比什、義大利的梅洛尼，都是主權路線的代表。
這條路並不平坦。匈牙利的歐爾班執政16年，在今年4月的大選中落敗，馬扎爾5月9日接任總理，新政府正在修復與歐盟的關係。
更大的震動發生在歐盟的核心。德國選擇黨自今年春天起在全國民調中持續領先，8月一份民調顯示其支持率為28%，領先聯盟黨8個百分點。
9月6日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選舉，選擇黨得票43.8%，基民盟只有17.2%，投票率77.8%，創下兩德統一以來該州的最高紀錄。在法國，明年4月就是總統大選，國民聯盟在首輪民調中遙遙領先，7月7日巴黎上訴法院維持了對勒龐的有罪判決，她能否參選尚有變數，30歲的黨主席巴爾德拉已準備接棒。
法德是歐盟的兩根支柱。這兩個國家一旦轉向，歐盟是什麼樣子，就要重新定義。盧比奧說已經看到歐洲從長眠中蘇醒的跡象，這話一半講給現任政府，另一半，是講給歐洲下一批掌權的人。
不過，政治版圖的變化本身並不等於文明的復興。選票可以更換政府，卻換不回血性。歐洲真正的考題是：在擺脫了對布魯塞爾的依賴之後，是否也有勇氣擺脫對北京市場的依賴，是否願意為自己的文明付出代價。
決戰時刻，每個人都在答卷
21世紀真正的大競爭，是哪一種制度？哪一種價值？能讓人保持自由、尊嚴和勇氣。
中國共產極權的全部力量，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人會因為恐懼和利益而放棄良知。它在中國靠這個前提統治了七十多年，如今又靠同一個前提在世界上擴張，它賭的是西方商人捨不得訂單，西方政客捨不得選票，西方民眾捨不得安逸。
盧比奧所說的Thumos，正是對這個前提的否定。一個還有血性的人，不會為了安全交出自由，不會為了利益出賣原則。
這股血性並不專屬於西方。中國人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講「士可殺不可辱」，講的是同一種東西。它被中共壓制了幾十年，卻沒有死。2004年《九評共產黨》發表以來，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公布的數字，已有逾4.67億中國人聲明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這場被稱為「三退」的運動沒有槍炮，沒有街壘，每一份聲明都只是一個人在自己心裏劃下的一條線：我不再屬於它。
2026年8月23日，上前法輪功紐約布碌侖遊行，聲援4.6億人退出中共黨、團、隊。（戴兵／大紀元）
從這個意義上說，雅典山丘上的號角，和中國大地上一份份退黨聲明，回答的是同一個問題。文明的興衰，靠的不只是武器和財富，更靠人心裏那股血性，那份對榮譽和原則的堅持。
未來十年，將書寫下一個世紀。極權不會自行退場，它只會在人們不再服從的那一刻倒下。對西方如此，對中國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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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