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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那些坐在「政治前排」的民營企業們
2013-06-07 01:21 來源: 九個頭條整合 
越來越多的商戰背後都有政府身影。中國獨特的營商環境造成企業越大越依賴政府，這也造就了企業家一項獨特的本領：給領導寫信。
馮侖有一段描述：今天的環境里，政治家是主角，大企業家算是配角，但我們算觀眾；觀眾席的問題是前排後排的問題，排在後的，會嚷嚷的高聲一點；等做到前排，你啥都看見了，就不吱聲了。民營企業家越往前排越不吱聲， 再前排就開始鼓掌了。
如果說央企、國企是政府的親兒子，那麼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則似乎可以稱得上政府的「乾兒子」。以下盤點那些爭當政府「乾兒子」、坐前排的民營企業。
1、三一重工梁穩根：如果黨需要，我可以把三一交給黨
梁穩根，現任三一集團董事長，第八、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17大、18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務執委， 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看看梁穩根的各種代表頭銜就知道梁對政府的靠攏。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在黨的利益和個人利益衝突時，我會絕對服從黨的利益，如果黨需要，我可以把三一交給黨。」「我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國；死1000次，都會是在中國。」 「大部分的共產黨員找的老婆都比非共產黨員的漂亮，中國的女孩子也更愛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員有理想，有獻身精神。」梁穩根數番出位發言令他成為十八大熱門人物，也一改中國富豪避談政治的傳統。
梁穩根在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老家的國營機械廠，並曾在此遞交過入黨申請書，但最終卻因為辭職下海而錯失機會。此後，他多次向當地的黨組織表達過入黨的願望，這一場「入黨夢」持續了18年之久，直到在2004年三一重工黨委成立后，他才終於成為黨員。
雖然是民營企業，三一內部黨建工作在湖南省被樹為標杆。2010年集團還將40多名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送到中央黨校學習，這是首家民企在中央黨校辦黨建學習班。業界亦有人評價，以三一在湖南省的地位與影響，實際是一家保持了民營活力的「准國企」。
去年底，三一重工遷都北京，出於謹慎及各類擔心，三一重工對外公告，就湖南的投資環境專門作了澄清，公司稱，總部搬遷與湖南省投資環境沒有任何關聯。稱三一總部遷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規避中聯重科的惡性競爭。作為政府的「親兒子」，中聯重科一直與三一重工向政府掙要支持。
根據公司年報，2011年，中聯重科獲得政府補助為1.89億元，三一重工獲得9億元，是前者的近5倍。
2、馬雲：曾推崇「紅頂商人」胡雪岩
儘管馬雲不熱衷於做代表，但事實上，」準備把企業獻給國家」的口號是最先由馬雲喊出的。《馬雲十年》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馬雲對「紅頂商人」胡雪岩頗為推崇。2010年，馬雲也曾喊出「只要國家需要， 隨時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的口號。
不過，2012年10月26日「金融博物館書院讀書會」上，馬雲在談及《胡雪岩》時表述：
「後來過了幾年之後我又看了一次，我覺得這個人一定不是我想學習的人，因為他講的那個紅頂商人，至於他的悲哀就悲哀在紅頂商人。
到今天為止我越來越明白，人一輩子要明白錢和權兩個東西是絕對不要碰在一起，當了官永遠不要想有錢，你第一天立志當官就忘掉錢這個東西。你第一天做生意當商人，千萬別想權，這兩個東西碰在一起就是炸藥和雷管碰在一起，必然要爆炸。」他說，「（我）在商道上混。」
但是，2012年中投入股阿里巴巴，讓外界看到了阿里巴巴的不一樣之處，這也讓外界產生一些聯想，這些國有資本在關鍵時刻可能會幫阿里巴巴搞定一些事情。比如，阿里巴巴想做一個金融集團，涉及到某些管制，中投公司可能會出面幫忙。
另外，馬雲在2012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曾表示，2011年跟政府官員開了40-50場會。包括在淘寶圍城事件中，他說：「我與杭州當地政府合作,到商務部去溝通。我說,我們有5億用戶(現在接近6億),如果1%的用戶鬧事,就有500萬人,這些人中100個裡有一個是壞傢伙,每天就有5萬人找我的麻煩。我沒有警察和法官,也沒有法庭,這些賣假貨的傢伙聯合起來了,我正在與他們搏鬥。他們(政府)聽進去了,也理解了。去年我跟政府官員開了40或50場會,他們大多數人都非常理解我。」
3、無錫尚德：被政府過度「溺愛」的乾兒子
無錫尚德被法院裁決實施破產重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尚德宣布破產重整的同時，兩位不同背景的人物也火線空降尚德電力。一位是曾經擔任過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現任該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范仁鶴，被任命為尚德的獨立董事；另一位則是曾經擔任過無錫國聯期貨有限公司董事長兼國聯發展 （集團）有限公司財務部經理的周衛平，現被任命為尚德的執行董事兼總裁，且即刻生效。
這從一個側面反應了政府和尚德的關係。自尚德誕生之日起，其走的是政企不分之路。無錫市政府對尚德幾近「溺愛」。
創業之初，在無錫市政府的協調和支持下，無錫6家國有企業和施正榮共同出資800萬美元，解決企業的燃眉之急；無錫新區專門委派兩名工作人員，幫助企業從事公司組建方案、工商註冊、稅務登記、銀行開戶、信息發布、人員招聘等相關工作，為企業提供廠房用地，並減免房租，大大減輕了尚德的運營成本。
無錫市政府網站的一篇題為《大力推廣尚德公司的成功實踐經驗》的文章中還提到，在尚德公司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特殊服務，先後得到了國家科技部「十五」科技攻關計劃項目、省重大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等3000多萬元的資金支持。
就在2012年9月由於歐盟的雙反政策落地對光伏企業帶來打擊時，當有銀行出現「抽貸」等傾向時，無錫市政府領導還牽頭各家銀行進駐無錫尚德，計劃對其放貸以走出困境。
「在尚德的發展過程中，無錫市政府像保姆一樣提供服務，像導師一樣給予指導。」施正榮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表示。
而現在，從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無錫尚德走的是地方政府救助、地方政府買單的破產重整之路。即地方政府動用可掌控的公共資源，一方面，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要求債權人、特別是銀行豁免部分債務；另一方面，讓地方政府管理的國有企業承擔其他債權債務，使企業免於破產。
無錫尚德的破產帶來了一個討論：綁架地方政府的企業，才是有前途的企業？
4、富士康：政府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務
五一勞動節前,鄭州富士康再次發生兩名員工跳樓事件。這是繼2010年深圳富士康發生14起跳樓悲劇后,富士康內遷鄭州后新出現的跳樓事件。但當地政府、執法部門並沒有及時回應,仍處於「靜默」狀態。
之後，媒體披露,「富士康項目是省市招商引資項目中的重中之重,與之有關的信息都是非常敏感的。」鄭州市政府一位官員說。「按照當地領導的說法,政府各職能部門要為富士康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務,不能有任何干擾企業的行為,一直堅持的是特事特辦。」
「為富士康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務」,當地做得很到位。比如,為幫富士康招募到足夠多的勞動力,全省上下都在行動。2012年當地政府協助富士康招募20萬名工人,並把指標分配給基層政府,由人社部門具體負責組織考核。當地還出台補貼政策,對到富士康上班的工作人員進行每人一次性補貼200元。其中，僅用於職業介紹機構和就業人員的補貼就高達1600萬元。這種保姆式服務,甚至包括不進行「執法式干擾」。
事實上，近年來，因為富士康的納稅和輻射，各地政府不斷展開優惠「軍備戰」，土地、稅收、招工，各種手段「求」其入駐。
上述黑客事件中，黑客還發現一封郵件，寫給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台灣事務的最高主管賈慶林。一名與入侵富士康的黑客關係密切的人士表示：「在中國，這種與國家領導人有關的事最好別碰。」他補充說，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商和出口商，也是提供就業崗位的大戶，因此對中國的領導層有「巨大的影響力」，找郭台銘的麻煩可能會惹禍上身。他說：「他們放棄了從富士康訛詐錢財的計劃。
郭台銘的威力，可見一斑。
5、王健林：親近政府 遠離政治
不怵官場、往來自如、花錢如流水，天生的大院氣質，言出必行的個性，這樣的勢能讓萬達董事長王健林頗顯神秘—在很多人的眼中，受政府青睞的萬達似乎遊離於市場競爭之外。
王的父親曾是省級官員，這樣的家庭環境，讓王對權力體系並無神秘感。王健林是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18年的軍隊生涯以及轉業后在國企的經歷，讓王健林深諳政府之道。他對大政方針、行業趨勢、發展熱點，始終抱有遠超普通中國商人的熱情。他是這個時代出色的機遇獵手，發現了最厚的雪—利潤豐厚的地產行業；最長的坡—城市化進程、消費勃興的幾次重大的機會。萬達的成功不僅是因為產品的成功，更因為它能準確卡位時代。
上海華彩諮詢公司董事長白萬鋼認為王健林善於用宏觀角度做微觀的事，「很多有背景的人只會買空賣空，沒有從下往上看的能力，發現不了真正商業上的奧秘；但是一般的草根，又缺乏從上往下看的魄力。」他認為王健林很成功地在「宏觀和微觀之間震蕩」。
「親近政府，遠離政治」是王健林的名言，他認為萬達獲得超越發展，是因為它能做「國企不會幹、民企幹不了的事情」。萬達所做的很多項目，國企沒有相關的能力與人才；而動輒幾十上百億投資，對民企門檻又太高。王健林曾在一個國企培訓局給很多國企領導講課，他在課上說：「今天民營企業已經不是過去了。如果出現一批500億規模、未來上千億的企業，民企也能辦大事，國企就會徹底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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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說話很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只和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員打交道。請他的官員的確不少，據悉曾經有一位地方官員來萬達拉項目，因為沒有完成任務在萬達的走廊里失聲痛哭。「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這種，我就堅決不去，反正請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