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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09-02
作者：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
第一章/第三節 人民幣匯率（節選一）
王尚一 生於0715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目錄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一）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二）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三）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四）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五）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六）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七）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八）
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九）
人民幣匯率是中國經濟的基礎政策，決定其他經濟政策進而決定中國的經濟走向，最終決定實體的興衰。中國基本的經濟政策導向是壓制國內經濟的自然成長，依賴國際經濟循環，外匯政策是決定中國經濟的根本政策，也反映中國經濟模式。其中人民幣匯率作為中國依賴國際經濟的關鍵媒介是外匯政策的核心。外匯政策再通過配套政策，支持人民幣匯率進而指導中國的整體經濟政策。
中國是外匯管制國家，體制決定外匯的歸屬和使用。外匯管制主要包括兩方面：1.強制結匯，外匯進入中國必須交給中共體制，體制再將相應的人民幣兌換給外匯持有者；反過來，體制將所有進入中國的外匯掌控手中，自行決定外匯用途；2.官定人民幣匯率，體制根據自身的需求—也就是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決定人民幣匯率的高低。其中強制結匯是體制確保自身利益的基礎，匯率是體制往自身利益傾斜的分配機制。
人民幣匯率決定利益分配格局，主要包括外貿依存和外資依存兩個階段。中國急需外匯時，通過人民幣大幅貶值刺激出口。出口賺外匯的實體部分，按照人民幣匯率低的比價，將美元換成較多的人民幣，以獲得較高的人民幣收入和利潤。在這個階段，實體換匯的過程中，體制從匯率上有一定的損失，但這和得到的美元儲備相比完全可以接受。隨著出口不斷擴大，中國到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7%，這意味著外貿佔國內經濟的主要部分，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收益來源，此時實體能夠獲得較高的收益，體制則要付出一定代價，體製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開始推動人民幣升值。
2008年後，外資進一步湧入中國，給中國帶來完全無成本的美元,體制有了充裕的外資流入，獲得更大頭的外匯儲備，貿易出口創匯就變成次要因素。體制開始實施人民幣升值計劃，在人民幣升值后，體制用更少的人民幣，從實體出口經濟中獲得更多的美元。
2010年到2014年初，人民幣持續升值，美元兌人民幣從1:6.84逐漸升值到1:6.05。按照6.84計算，北京外貿進口總額為3305x 6.84 = 22606億元人民幣，北上天三地的外貿逆差為20773億元人民幣。當人民幣升值到6.05的時候，北京外貿進口成本為3305 x 6.05 = 19995億元人民幣；與人民幣升值前的6.84相比，北京外貿進口數額減少2611億人民幣。
從地域的角度，北、上、天三地的外貿逆差為 18373 億元人民幣，比人民幣升值前的逆差減少24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前，粵江浙三省外貿順差為27031億元人民幣，升值后減少到23909億元人民幣，順差減少3121億元人民幣，減少幅度超過11%。
這些數字意味著,實體經濟大規模補貼體制經濟。以美元計，實體企業出口相同的產品獲得同樣的收入，但是當美元換成人民幣時實體得到的錢少了，實體少得到的錢補貼給了體制，體制用更少的人民幣換取更多的美元，進而更多地購買國外產品，體制的外匯消費能力越高，國際購買力就越強。
匯率這隻看不見的大手從宏觀經濟層面以強有力的方式操控著實體的運營，當人民幣匯率政策改變時，直接影響相應的實體企業。符合匯率政策改變方向的實體企業獲得生存發展，違背改變方向的企業則衰落消亡。
實體經濟的變化滯後於匯率政策變化，滯後周期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一是匯率政策變化的劇烈程度，二是實體經濟在過去積累的實力。匯率政策變化越劇烈，違背方向變化的實體衰亡的速度越快，實體的實力越弱衰亡的速度也越快。
實體本該在政策發生關鍵改變時及時調整自身戰略方向和運營方式，對於無法轉向的實體，決策者/擁有者應該當機立斷將企業賣出去或者直接關門，但是實體業主(包括進入中國的外企)往往聚焦於行業或者自己的企業，忽略金融政策對於經濟的決定作用，當匯率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時，不少外企都無法適應而虧損裁員甚至撤出中國，中國本土的實體更弱，大多數批量倒閉，少數在艱難困苦中掙扎，例如2005年前獲得極大發展的出口加工業，到2014年大都陷入虧損境地。出口加工業的興衰就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發生變化的結果。
從根本經濟導向上看，中國是壓制國內經濟依賴國際經濟，人民幣匯率成為主導政策。從經濟政策制定/決策者（中央領導人）的角度，外匯是不可或缺的硬通貨，用來購買國際產品；中國生產的產品不需要用外匯採購，印刷人民幣就行。
1959年，中國已經大飢荒成批餓死人，高層仍然大筆一揮給茅台酒廠批大量糧食釀酒供領導們消費。領導們享用的紅酒和外國美食、買的電視、看的電影和使用的各種先進家居設備中國都生產不來，只能用外匯購買；另外決策者（中央）吃肉的時候也會給執行者（地方）喝點湯，如果執行者不執行決策者的決策，決策者即失去力量。
1978年經濟完全癱瘓，決策者的閉關鎖國玩不下去，只好改革開放。大門打開后，執行者了解到國外狀況，對外國產品的需求急劇膨脹。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半頭磚日本錄音機和黑白電視機在歐美已被淘汰，但是仍以高價傾銷到中國，民眾這才知道什麼是科技產品，對高端外國產品也產生渴望。
於是，在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下，決策者通過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變化，推動中國進入國際經濟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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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1978年之前的閉關鎖國還是之後的改革開放，決策者的根本目的都一樣，那就是儘可能調動中國的經濟力量，獲得更多外匯，以滿足對西方高檔產品的需求。隨著外匯越來越多，需求也不斷升級，決策者和執行者需要更多外匯保證消費。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外匯政策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政策，人民幣匯率也成為中國經濟的導向，進而決定實體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