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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09-04 19:24:55
作者：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
美日夾擊下的中國經濟 （二）
生於0715
日本社會的主要特點是信念高於利益。信念與利益的關係是人們看到的利益是短期利益，信念則意味著長期利益。在任何一個國家，信念都是由中上貴族階層傳承，進而貫徹到中下層。日本作為具有長期封建制傳統的國家，很好地保持著信念傳統。
雖然在明治維新之後，中下層武士通過支持天皇，試圖消滅封建貴族的影響。尤其在封建貴族失去對中下層軍官（原武士階層）的控制后，開啟日軍侵華和攻擊美國的進程。在美國打垮日本后，麥克阿瑟也著手改變日本體制，實施民主制，並且從法律上禁止日本財閥的存在。但是，麥克阿瑟頂住盟國的各方面壓力，仍然較為完全地保護日本的社會系統，沒有徹底肢解日本和粉碎日本的文化。
日本也因此形成混合社會：一方面，日本在硬性法律層面實施民主制，反映出追求短期利益、個人利益的底層思維；另一方面，在軟性社會層面的經濟和文化上，等級制度仍然極為明顯，日本財閥仍然以非正式的方式控制社會經濟，貴族階層仍然主導政治和社會輿論。
貴族政治的特點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系統的規劃和決策，追求長期的生存和發展。日本的貴族政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財閥制的經濟基礎，更多反映傳統的封建制地方經濟模式；二是集中制的政治模式，更多體現明治維新后出現的中央集權特點。在政治關係上，經濟貴族和政治貴族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約，形成社會權力相對分散，政治經濟關係較為均衡的系統模式。
在貴族政治模式下，日本表現出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經濟收入相當平均，貴族和平民經濟收入差距不大，勤勞努力的底層民眾能夠過著不錯的生活；二是社會等級森嚴，主要體現為社會等級和年齡等級。其中，底層年輕人是最受壓抑的群體，其中除了少數特別出眾的佼佼者，受到上級長者的特別照顧，擁有特別的話語權之外，大部分人主要是低頭做事，做好自己的工作，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在社會上層，通過政治和經濟平衡的方式，貴族能夠做出關鍵經濟決策，在社會中貫徹政治意圖。
在遇到危機時，日本的政策方向根本在於上下層之間的鬥爭。其中，日軍侵華可以看作上層政治失控、下層青年佔據主導地位的結果。因為，從經濟全局的角度，日軍侵華對於日本來說絕對是得不償失。中國國民政府也多次警告日本高層，侵華意味著中國和日本兩敗俱傷，最後得利的是蘇聯和黃俄。問題在於，高層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後來捲入侵華戰爭。而在1990年代，日本政府看到，如果房地產泡沫繼續擴大，將對日本經濟造成毀滅性後果。日本政府主動捅破泡沫，製造後來的長期大蕭條，而日本民眾默默承受房地產泡沫帶來的賬面損失。在大蕭條中，日本年輕人在工作和發展機會中受到主要不利影響，產生出“失去的一代”。同時，日本政府持續發行國債，出台財政刺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為了滿足底層短期個人利益。而從日本政府主動刺破泡沫的角度，日本仍然保持非常穩定的狀態，說明社會承受能力已經強於美國。同時，美國在基督教經濟和文化消退後，社會已經以短期利益導向為主。例1，2008年經濟和金融危機，金融和經濟界立即匆忙呼籲救市，因為美國已經承受不起房地產泡沫破裂后帶來的經濟自由落體，引發美聯儲3次大規模QE印鈔。例2，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很多美國人看到日本人秩序井然地領取飲用水，也感到極為震驚。因為，奧爾良面對海嘯時，民眾開始的麻木和後來的混亂、警察的瀆職和離職，以及地方政府的癱瘓，都與日本形成極為鮮明的反面對比。
安倍晉三作為日本的政治貴族，展現日本政治貴族的典型模式。安倍晉三可以看作山口縣政治系（長州閥）的代表人物。山口系在德川幕府時期被排斥，是幕末時期討幕運動的中心。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公（外祖父的弟弟）佐藤榮作都曾做過日本首相。岸信介從二戰前深入參与日本政策，到二戰後是日本戰後關鍵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佐藤榮作是日本二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之一，支持岸信介派的發展。在父系家譜中，安倍晉三的祖父安倍寬是眾議員，娶大島義昌的外孫女為妻。大島義昌是日本武士（長州藩士），陸軍軍人，華族（貴族），官至陸軍大將。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最初任岸信介的秘書，在岸信介成為首相后正式進入政界。安倍晉太郎是岸信介派的中堅人物，曾任福田赳夫的內相內閣官房長官），後任多個職位，與前首相竹下登和宮澤喜一併稱中曾根康弘之後的日本政壇“三領袖（安竹宮）”。 岸信介派後來發展成為清和政策研究會，根據清和會不同時期的會長，依次被稱為福田派—>安倍派— >三塚派— > 森派— >町村派— >細田派。安倍晉三在做首相之前，曾任小泉純一郎的內相。小泉純一郎同樣出身政治家庭，是在佐藤榮作之後，任期最長的日本首相。安倍晉太郎對小泉早期的仕途鼎力支持，而且是政治上的師友。在小泉任期內，安倍晉三曾被委以內閣副官房長官、自民黨幹事長等關鍵職務。在選舉過程中，安倍曾經在黨務上出過紕漏，但是都被小泉擔待。在小泉第三次組閣時，再度進階為內相。2006年，在小泉的支持下，安倍成為當時戰後日本最年輕的首相。最初，人們擔心小泉下台時，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福田赳夫之子）會爭奪首相，引發自民黨分裂。但是，這種擔心後來被證明多餘，因為安倍不僅正值壯年，是各種政治力量支持的重心，是自民黨極為認可的未來之星。當時，福田康夫已經老邁，如果接任首相，難以與小泉充滿活力的形象匹配。
安倍第一次上台基本以失利告終，為第二次上台做鋪墊。安倍上台後，採取與小泉時期有一定差異的政策。從總體政策上，小泉與安倍同屬堅定保守派，繼承岸信介和佐藤榮為主要代表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在安倍第二任期表現得更加鮮明。不過，在安倍上台後，為了消除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影響，外訪第一站選擇中國大陸，而不是美國。從安倍的這個姿態來說，意味著清和會在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上有了關鍵的改變。而且，安倍多次發表聲明，為二戰中的日軍罪行道歉。在經濟上，安倍繼承小泉的小政府政策，持續小泉時期穩健發展、民眾較為樂觀的經濟局勢。不過，安倍上台後，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麻煩。在小泉進行郵政民營化的過程中，一些自民黨議員因為反對民營化而被小泉開除出黨。小泉在國內擁有極為廣泛的民眾基礎，而安倍新上台，還沒有任何建樹，則需要面對這些分裂議員的壓力。同時，安倍內閣出現多次金錢醜聞，政治局勢明顯不利於自民黨。隨後，安倍得病住院，以健康為理由辭職。安倍卸任后，也不再擔任自民黨要職，而自民黨境況日下，后被民主黨所超越和取代。而民主黨上台後，經歷核泄漏事故和日元升值導致的雙重經濟危機，日本對民主黨的支持率急劇下降。2012年，安倍再度出任自民黨總裁，並且競選成為日本首相。
安倍再次上台後，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在日本面臨多重困境的背景下，安倍開始展開全方位的執政政策，展示其政治貴族的操作模式。其操作模式大致上，可以歸結為，居高臨下，全盤統籌，重點突破。安倍執行第一次執政時的內在思路，不過在外交政策上發生大幅轉向，而且在具體政策上更加靈活。在組閣時，安倍任命自民黨麻生派（為公會，保守派）領袖麻生太郎作為副首相兼財務大臣，形成極為堅強的內閣。雖然麻生派在2009年後規模已經很小，但是麻生本人具有極強的經濟背景。安倍的第二次組閣，成為日本二戰後最穩定的內閣，給安倍執政提供堅實的基礎。外交上，安倍回到傳統清和會立場，強調以美日關係為基礎，積極團結東南亞國家，加強建設第一次執政時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安倍上台後，積極出訪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訪問緬甸。安倍出訪美國，與奧巴馬會晤，並且參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談判。在國內，安倍首先強調經濟，以經濟帶動日本災后的發展。安倍經濟政策雖然與小泉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內在思維上相近，但是做了部分的調整。第二次執政后，安倍面對的經濟形勢，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在面對復甦局面時，地震對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安倍為了快速扭轉局面，實施強有力的“三支箭”經濟政策，包括大胆的金融政策、機動性的經濟對策、增進外商投資的成長戰略。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安倍對小泉時期遺留的過激自由經濟政策糾偏，採取措施緩和城鄉差距和長期失業者的問題。而且，安倍讓在郵政案中反對而被開除的黨員恢復黨籍，穩定政治局勢。除經濟政策之外，安倍繼續貫徹第一任時期的軍事政策。在2007年，安倍將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為壯大軍事力量做前期鋪墊。隨著安倍各項政策的展開，成績卓著。在國內，日本經濟從震后危機快速恢復，並且進入火熱增長的階段。在國際上，日本影響力持續提升，重新樹立起強國的形象，同時沒有引發周邊國家的強烈反感。
在安倍二次上台後，對中國政策則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安倍重新回歸保守派立場，而且立場日益堅定。安倍立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國內經濟政策影響階段，二是外交主動行為階段。而這兩個階段具有明顯的分水嶺，也就是APEC會議和亞投行事件。總的來說，在亞投行之前，安倍主要從整體政策出發，產生對中國的影響。而在亞投行之後，安倍內閣已經表現出明確的信號，專門開始針對中國採取行動。
我在2014年11撰文《四面楚歌的中國經濟》中，曾經分析安倍晉三領導下的日本經濟政策，以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安倍經濟學開始對中國經濟造成實質打擊。2012年開始，安倍晉三組成第二次安倍內閣后，開始大力推行安倍經濟學。安倍經濟學的核心部分是，通過全面的積極財政和金融政策，人為製造通貨膨脹，結束日本長期通縮的局面。以通脹為基點，刺激民眾的消費和企業投資，加速企業的發展和創新。安倍經濟學的內容還是凱恩斯主義，實質是印鈔救經濟。對於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國家，結果只能是對大多數民眾的財富進行搶劫，加劇通貨膨脹，加劇社會貧富分化和斷層，為將來更嚴重的危機埋下伏筆。不過，日本社會具有外向型經濟主導、社會財富平均、大量民眾持有外匯的特點。當日本政府大規模發行債務，並且推動貨幣貶值，以刺激經濟，結果是全民共同承擔困難。而且，由於日本經濟嚴重依賴進口和出口，內在的通脹直接反應為外在的日元貶值。在美聯儲推出QE3后，日元兌美元升值，表現極為強勁。而安倍實施通脹政策，致力於打壓日元，促使日元貶值。在安倍政策的推動下，日元由美元兌日元75左右的水平，分兩階段貶值到115（2014年11月初）的水平，貶值幅度超過50%。而且，安倍的姿態是，如果需要，進一步推動日元對外貶值。日元貶值的目標在於，降低日本過高的生產成本，與韓國和中國產品進行競爭。在日元貶值后，中國對日本的產品出口遭遇困境，不論出口金額和利潤率都顯著下滑。同時，日元貶值讓日本生產成本急劇降低，促使日本在中國的生產企業迴流日本，同時也意味著日本在中國的投資重新流走。在日元貶值后，以汽車為代表的日本企業首先獲得益處，也反映為日本股市飆升。日本生產的迴流和增加，直接和中國的山寨機電產品形成競爭。當日貨便宜之後，更多客戶採購日貨，放棄採用日本關鍵部件的質劣價廉的中國產品，將進一步打擊中國實體出口。所以，安倍實施的日元貶值策略，從日本從中國進口、日資從中國迴流、日本產品與中國產品競爭方面，都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重大不利影響。
2014年11月的APEC會議，進一步加速日本與中國分離。對於中共來說，靖國神社和釣魚島都是表面文章，只是用來調動民眾的情緒；而真正的實質是經濟，安倍經濟學造成的影響更大。而安倍政府兩方面都強硬，均不讓步。安倍的政策和態度引發中方極大不滿，雙方形成兩年多的關係低潮。到2014年，中國主辦APEC會議，是否邀請安倍成為中共的難題。中國政府表面上似乎並不在意經濟問題，而仍然強調安倍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並要求安倍承認釣魚島屬於爭議地區，以此作為同意安倍參加北京APEC的條件。不過，安倍兩點都沒有答應，而中國又沒有勇氣謝絕安倍入境。結果，就導演了APEC上的戲劇：在習接見各國領導時，安倍被晾在一邊半天；在安倍與習握手交談時，習不跟安倍說話，隨即扭臉朝向鏡頭，但是垂著眼睛，連鏡頭都不看；彭在帶領女賓游頤和園時，又明顯冷落安倍夫人，而且中國傳媒還大肆報道冷落的事情。這些行為反饋到日本國內，導致日本民眾更一邊倒支持安倍。鑒於日本人的民族性，在關鍵問題上的團結一致。日本公司將加快從中國撤離，進一步加速中國實體經濟衰敗。當中國媒體引導寄生蟲民眾進行義和團式的鼓噪時，與日本產業關係緊密的大量企業和工人，開始感受到初冬來臨的蕭瑟。在所有外商投資中，日本企業的合作姿態穩定、合作模式積極，中國廠商的忠誠度也很高。隨著日資加速撤退，這些穩定的合作將不復存在，相關企業和員工也失去業務來源，收入減少或者消失。”
在2015年3月，我寫文章《亞投行加速中國經濟崩潰》（新浪博文被刪）中再次強調：“但是，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並不是自身的發展，而是主要來自於美日的支持。在中國的外企中，絕大部分是美日外企，以及為美日外企服務的港台企業，只有少部分是歐洲公司。當歐洲通過亞投行投靠中國，實際上將中國與美日進行對立。當美日面對分道揚鑣的中國，自然會採取疏遠的立場。首先，對於日本人來說，政治立場高於短期利益立場。所以，雖然美國人在二戰中對日本造成致命打擊，而且美日摩擦也經常發生；但是出於對強者的崇拜，以及二戰後麥克阿瑟將軍重組日本給日本帶來的發展，日本人從政治立場上緊跟美國，成為美國最為忠實的盟友。而日本對美國的追隨不僅僅在國家層面，涉及到整個社會層面。當中國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后，日本則對中國採取更加警覺的態度。本來，日本企業已經開始批量從中國撤離，而且撤離方式堅決果斷，往往沒有任何預兆。而亞投行的事件發生，能夠從心理上影響日本企業，加速日本企業從中國撤離。僅僅日本企業全面撤資，就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極為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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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