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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大縱橫》第16章: 「郭文貴現象」異化──我和戰友決意把我們創造的「神」送上政治斷頭台
對於二○一七驚艷華文網路世界的「郭文貴現象」，從中共千萬貪官污吏，到億萬芸芸眾生；從心懷怨毒之恨的偽類，到自詡所謂「客觀公正的」自媒體人；從被郭文貴始亂終棄的民運「政治棄婦」，到淪為歷史運動可有可無看客的「海外民運」組織，等等都從不同角度作出情感風格迥異的解讀。
不過，真實的歷史和我一起確信，我和我的戰友對「郭文貴現象」的定位，最富創造歷史的激情和能量。
一次中國反抗運動借勢崛起的機遇，一次當代中國民主革命黨人大集結的機遇，一次摧毀太子黨假借偽反腐運動重建暴政道德基礎的努力的機遇——這就是二○一七年我和我的戰友對「郭文貴現象」的政治解讀。
實施以惡制惡的根本策略，構成上述對「郭文貴現象」的解讀的行動支點。在此，所謂以惡制惡策略的具體內涵如下：
利用郭文貴這個中共暴政孕育出的邪惡人格能量，藉助他對中共暴政的政治領袖級人物，即王岐山的私仇，通過爆料的方式，讓中共暴政的政治、經濟、人性黑幕，成為陽光下的醜陋，進而形成全民覺醒、全民控訴，直至全民反抗暴政的態勢。
為實現以惡制惡策略的上述內涵，至少需要滿足兩個條件：
其一，郭文貴試圖實施通過爆料要挾中共的戰術，那麼，他爆料的毒舌就必須死死纏住王岐山的脖頸，令王岐山處於政治窒息的痛苦中——如果說當前中共暴政的皇冠人物是習豬頭近平，那麼，暴政的政治支點人物就是王岐山；讓王岐山痛苦，就意味著使中共暴政痛苦，而且痛得深入膏肓。
其二，為「郭文貴現象」注入民主革命之魂；進而驅趕郭文貴——這個因官場、商場傾軋受到中共暴政放逐的奸商惡賈，這個為報個人私仇而實施爆料活動的原秘密警察的告密者——走入政治範疇，最終形成億萬網民參与的網路爆料革命大潮，為現實中的全民反抗運動作輿論準備。
自二○一七年初夏起，至二○一八年早春，經過我和我的戰友縱橫捭闔，默契配合，基本滿足了上述兩項條件，遂使以惡制惡的策略思考得到基本實現。二○一八年三月初，以日本「援郭會」為發起人，我們展開全球十五個城市或地區的民主戰車大巡遊。這是八九「六四」以來，中國反抗運動唯一一次全球聯動性的運作。
在海外民運衰草殘花的頹喪狀態之下，在「海外民運」大老大都因年老而政治陽痿，喪失挺槍躍馬、挑戰暴政銳氣的背景之下，我和我的戰友借爆料革命之名，創造了一次中國反抗運動的奇峰突起。全球聯動性民主戰車大巡遊，既是「援郭會」組織化能量的一次令時代炫目的爆發，也是當代中國民主革命黨人借殼上市，瞞天過海，成功實施准組織集結的能量顯示；當然，這更是爆料革命達到巔峰的標誌。
立於巔峰，本應傲嘯長風，睥睨八方，以抒創造歷史的英雄情懷。然而，從思想深遠處湧起的不祥預感，卻如重重黑雲闖入我的視野——在二○一八中共兩會之後，郭文貴很可能同我堅守的民主革命政治意志公開決裂；一旦掙脫我的政治綁架，「郭文貴現象」勢將異化成中共暴政摧殘中國海外反抗運動的邪惡力量。
自中共十九大之後，我就揹負上述沉重的預感而前行。
中共十九大，王岐山沒有進入常委，郭文貴為此而亢奮得猶吞食春藥的公驢；王岐山也沒有走進秦城，郭文貴為此而表現出落湯雞般的失落——郭文貴的情緒就在亢奮的公驢和狼狽的落湯雞這兩極之間瘋狂地震蕩。
十九大之後，特別在王岐山「當選」人民代表之後，對中共暴政政治邏輯有常識性理解者，都會由此得出一個判斷：王岐山將通過二○一八中共兩會，「當選」國家副主席，從而以「垂簾聽政」的方式，繼續控制中紀委和新組建的超級國家恐怖主義機構，即國家監察委員會——習近平要保持王岐山這柄權力鬥爭之刀的鋒利，以震懾體制內權力鬥爭的異己力量。
習近平甚至要求聯袂取消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這表明習近平毫不顧忌地昭示天下，他登基成為不受任期限制的共產帝王之後，要繼續倚仗同樣不受任期限制的王岐山，這柄浴血的斬殺權力鬥爭異己之刀，殺人立威；習近平顯然極其理解共產黨權力哲學的真諦——通向共產帝王神殿的陡峭石階，必須用權力競爭者的頭顱、白骨和紅血築就。
習、王魔鬼聯盟將借諸二○一八中共兩會得到另一種形式的鞏固；王岐山也勢將「王者回歸」，垂簾聽政于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中共兩會之前，這種政治趨勢如此清晰，就算蠢豬也不會誤解，可是，郭文貴卻固執地斷言，中共兩會之後王岐山「盜國賊」集團必定失勢。同時，郭文貴對所有同他的這個荒謬「斷言」相悖的觀點，表現出近乎歇斯底里的仇恨——他的神經已經脆弱到無法承受任何不同聲音的程度。
鑒於郭文貴上述幾近迷信般、難以理喻的荒謬判斷，有人認為他的政治智商低於蟑螂；也有人相信他是在同中共「勾兌」過程中受到欺騙。不過，據我分析，與其說郭文貴受別人之騙，不如說他是在自欺；與其將他的誤判歸因愚蠢，不如歸之於他內心的怯懦——他沒有膽魄直視真相，而只能在幻想中找到活下去的勇氣。
但是，幻想總會在現實的秋風中凋殘。對於郭文貴而言，「借中共之刀，斬私人仇敵王岐山之頭」的幻想，在中共兩會之後必然破滅。幻想徹底破滅之後，人會進入絕望狀態。沒有經過絕望的焚心之苦者很難理解一個真理：絕望的極致之處呈現出的，並不是一片蒼白冰冷的死亡灰燼，而是另類的生命活力的噴發——迴光返照式的生命活力將如燒紅的屠刀，在白骨上劃出炫目的疼痛；絕望會異化成瘋狂的求生能量。
鑒於郭文貴對王岐山政治前途的誤判，在二○一八三月中共兩會之後，他定然陷入絕望狀態。郭文貴絕不可能像有些朋友推斷的那樣，在絕望中勃然奮起，徹底反噬中共暴政，因為，對專制權力的奴性崇拜構成郭文貴的人格基因，對中共暴政的「戀母」情節是他唯一真實的政治情感。
我判斷，郭文貴的絕望中裸露出的只有對中共暴政奴性的怯懦，以及受虐狂式的忠誠——郭文貴將五體投地，匍匐在暴政腳下表述他的奴性；將以對爆料革命的出賣，對民主革命意志的無情戕害，證明他對暴政受虐狂式的忠誠。
根據上述判斷，我向我的一些戰友發出預警：「郭文貴現象」的徹底異化將在中共兩會之後發生；我們必須準備創建「中國爆料革命全球協調中心」，以應對「郭文貴現象」的異化，即使因此與郭文貴分離也在所不顧。
「親手毀滅我創造的『神』，已成為我無可迴避的政治責任；我必定將他送上斬『神』的政治斷頭台」——這是當時我只對我的頑石之心表述的決定。因為，我不得不承受屬於聰慧者和果決者的雙重孤獨。我甚至沒有明確向我的戰友說明毀滅「神」的終極意圖。那是由於我深知，毀滅「神」之舉與重大政治風險同在，即使我和我的戰友具有「神」的創造者的資格也是如此——「神」一旦被創造出來，他在庸眾非理性而猥瑣的崇拜中，就獲得獨立於創造者的能量。
似乎出於鼠輩神秘的敏感和警覺，郭文貴彷佛意識到來自我的生命氣場的威脅。顯然是為安撫我，在中共兩會前的一段時間，他頻頻發出各種企圖引發我「政治慾望」的信息。
郭文貴在「援郭會」組群宣布，中共兩會之後，二○一八年五月將召開一次陣容豪華的國際會議，組建「全球協調中心」一類組織，而且「必須由袁紅冰教授出任主席」。同時，他煞有介事地要求潘晴、相林、郭寶勝、霧亭等人啟動會議籌備程序。在與我的私人通話中，郭文貴則用能夠熔化鐵石的熱情語調承諾，他早已經籌集到三億美元，準備成立民主事業基金會，由我做基金會主席。
我端坐于遠超塵世喧囂的禪意寂靜之上，冷眼俯視郭文貴費盡心機、巧言令色地演繹欺騙者的角色，不禁悲從中來。我為郭文貴而悲哀——這個只具備鼠輩小聰明的奸商惡賈，怎麼會如此缺少自知之明，以為他有能力蒙蔽大智若愚者，如我。
當然，我也完全清楚，基於郭文貴機心百端的風格，他提出召開國際大會，成立全球協調中心，以及出巨資建立民主基金會，由我擔任主席等等一系列概念，既是試圖在中共兩會之前，誘惑並安撫我和我的戰友免生事端，使他能夠利用「援郭會」全球聯動的組織能量，做為與中共討價還價的籌碼，同時，也要利用上述一系列概念強化他為圖私利、報私仇而要挾中共的效應。不過，在他所有的相關思考中，根本不存在實現任何承諾的設想——我觀郭文貴陰晦暗冥之心，如看玻璃缸中的色彩斑斕的熱帶魚，其一舉一動，一曲一折，皆入我眼中。
郭文貴知識淺薄，智商低俗，但是，就生存之道而言，他似乎具有某種直覺性的敏感，因此，他本能地懂得運用「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郭文貴在發出「召開國際會議；組建全球協調中心；成立民主基金會，並由袁紅冰擔任主席」等一系列信息，對中共實施要挾的同時，仍然不忘尋機向暴政拋出政治飛吻——這個一飛幾萬里的政治之吻，就是郭文貴對吳建民、李一平發動的「五一共振」運動的攻擊。
二十八年前，「六四」大屠殺的濃烈恐懼氣息仍然如血色陰霾低垂於北京上空，我還處於北京大學當局的政治審察之下，李一平就追隨我，發起一系列北京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反抗運動；《歷史潮流》文集的出版、被禁，「奧林匹克飯店會議」的召開和組建「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構成當時系列反抗運動的核心事件。張顯揚先生曾經如是評價上述系列反抗：「『六四』大浴血之後，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打響的反抗第一槍。」
被迫流亡海外之後，李一平也從沒有放棄反抗暴政的初衷。此次吳建民、李一平發起「五一共振」，意在再次呼喚全民反抗運動橫空出世于中國社會大危機之際。郭文貴卻與中共同仇敵慨，展現出對「五一共振」惡意四濺的仇恨。雖經郭寶勝——當時他被普遍認為是「郭文貴特使」——的極力勸導，幾番反覆，郭文貴最終仍然沒有垂下刺向「五一共振」的劍鋒。
當時或者現在，別有用心者或者黑白不辨者，總試圖將郭文貴對偽類的惡罵和對夏業良一類政治棄婦的詛咒混為一談。真實的情況則在於，對郭文貴而言，可謂「一般惡罵詛咒，卻是兩樣情懷」。
偽類如李衛東、胡平、章立凡之流，借諸將王岐山推捧為有改革良知的天縱之才，企圖使中國反抗運動在歷史關鍵時刻繼續迷失在改良主義的幻想中而無所作為。陰差陽錯，偽類推捧的對象，恰是郭文貴的私人仇敵；郭文貴與偽類就因為這種命運偶然性而勢成水火。
夏業良、劉剛、紅薯寬一類酸腐小文人，既不知進退，不通權變，公然要假「國師」之名，主宰郭文貴政治意志；又不懂人情，不識奸商惡賈吝嗇之心，竟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對郭文貴金錢垂涎三尺的貪慾，所以才遭郭文貴始亂終棄，淪為蓬頭垢面、摧腰縮頸、循牆而走的政治棄婦。
吳建民、李一平則與偽類和政治棄婦又完全不同。他們與郭文貴之間不存在「私人仇敵」的矛盾；對於郭文貴的金錢，吳建民、李一平更是如避腐屍之臭，掩鼻而退，唯恐不及。可見，郭文貴只是欲借其對「五一共振」的攻訐，又一次向中共獻上投名狀，表明其再做暴政鷹犬的拳拳之心，忠誠之意。
更有處心積慮混淆視聽者，把郭文貴惡罵偽類、詛咒夏業良等政治棄婦之事，與他攻訐「五一共振」混為一談，統稱為「攻擊民運人士」。這乃是居心叵測者的一個政治陰謀。他們不過是試圖以此一舉，借吳建民、李一平等誓死不屈、決戰暴政的民主革命派人士的清譽，為偽類遮醜，為政治棄婦遮羞——其意可鄙，其心可誅。
二○一八年二月初，我赴美西和加拿大巡遊演講，郭寶勝隨行。我此行目的在於，考察各地「援郭會」成員對於郭文貴觀感，以判斷我一旦實施滅「神」方案，會引發怎樣的效應。
我在拉斯維加斯期間，李一平從洛杉磯趕來會面。多年不見，李一平已是霜染黑髮，但是，他的眼神依然堅定而熾熱，猶如燒成暗紅的頑石。會面之後，李一平表述的主題，可以概括如下：
在郭文貴向「五一共振」宣戰的情況下，希望我保持沉默，不要參戰；只要如此，我就會左右逢源，立於不敗之地——如果郭文貴得勢，我做為爆料革命的靈魂和郭文貴的「國師」，也自然會趁勢崛起；如果「五一共振」得勢，基於李一平和我之間的師生關係，也就意味著我的成功。
李一平的這番話充滿世俗利害權衡的「說客」之辭，顯示出時空距離所產生的陌生感；他如此勸誡，至少表明對我有兩個方面的「不理解」。
首先，李一平沒有想到，我，被譽為爆料革命「定海神針」的「袁三條」的確立者，「郭文貴保衛戰」概念的提出者，組建全球「援郭會」的創意者，會思考擇機從政治上摧毀郭文貴的「神格」——他忘記了我是一個鄙夷個人利害權衡的理想主義者，儘管我有洞察人性險惡之智。
其次，李一平用「左右逢源」的功利誘惑對我說項，顯然是不知我的哲學「修鍊」已進入「豐饒虛無」的超佛之境，不知我的心靈已回歸天啟，升華為一縷對東方文化唯美之靈的艷紫的迷戀；滾滾紅塵中與個人相關的功利實用主義考慮，距離我的心靈實在比生與死還要遙遠，我所以還保持幾分對政治的關注，除為堅守與暴政決戰百年的少年誓言之外，只是渴望我的故國能成為思想自由的聖土。
我對李一平的回覆，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對於郭文貴，我從未有過人格和政治哲學的信任；我的全部政治思考集中到一點，就是無情利用郭文貴的私人仇恨和生命能量，實施以惡制惡的策略設計，讓民主革命意志「借殼上市」，即借「郭文貴現象」之機崛起，形成一次讓中共暴政痛苦的中國反抗運動高潮。
其二，經過約一年縱橫捭闔，從民主革命政治意志的角度審視，「郭文貴現象」不僅被利用的價值接近乾涸，而且正在異化為與中共暴政沆瀣一氣的政治能量。
其三，基於上述判斷，我決意，以釜底抽薪之策，摧毀異化的「郭文貴現象」——不是簡單地與郭文貴個人決裂，而是摧毀郭文貴政治道德的基礎，剝奪其利用「爆料革命」和「援郭會」的組織能量服務於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四，我和我的戰友為「郭文貴現象」注入民主革命政治意志之魂，遂使爆料革命獲得二○一七年中國反抗運動主題曲的榮耀；現在，預見到「郭文貴現象」趨向徹底異化之際，我們摧毀郭文貴政治道德基礎的行動，勢必在關注和參与者中引發強烈震撼，進而造成「援郭會」的瓦解之勢，因此，為收割爆料革命金燦燦的組織能量千里麥穗，我們必須形成一個全球性組織形式，從而在「援郭會」瓦解后，為爆料革命的戰友們重建政治情感的家園，也為民主革命黨人的集結提供初級組織形式。
其五，為實施上述政治設想，我還需要兩三個月的準備時間；一旦開始動作，希望「五一共振」平台能與我們形成聯動之勢，共同劍指中共暴政。
依據「用人不疑」的原則，也依據我坦蕩如大漠荒野的天性，除細節外，我將下一步行動的原則向李一平全盤托出。
世事無常，人心險惡；「坦蕩」是最危險的事業之一，但同時也是進行真誠交流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我對李一平的坦蕩卻只意味著真誠交流的效率，而沒有危險，因為，我相信李一平不會出賣老師。當然，為對爆料革命的戰友負責，我也沒有把斬殺郭文貴「神格」方案的細節逐一向李一平介紹——有人說「魔鬼在細節中」；我卻願說，細節不僅是魔鬼的巢穴，也可以是天使的棲息之處。
此次美西和加拿大之行，我獲得一個總體感受：習近平明確釋放出欲加冕為共產帝王的信息之後，郭文貴仍然不變他對習近平的「千年聖君」之稱，這已經引發爆料革命關注者和參与者普遍而強烈的質疑；郭文貴對「五一共振」無理取鬧式的刻毒攻訐，則在具有民主革命意識的人士心中，播下「反叛」的種子。
我和我的戰友用民主革命政治意志成功綁架「郭文貴現象」，才使二○一七年爆料革命升華為中國反抗運動的史詩。現在我預見，兩會之後郭文貴將徹底實施反綁架舉措，或者說要用其基於個人私利的意志綁架我和我戰友，以及各地「援郭會」。如果郭文貴的企圖得逞，「郭文貴現象」將從根本政治立場的角度異化，「爆料革命」最後只能淪為中共狗官內部幫派鬥爭的能量。
「是郭文貴逼迫我們做出決斷。」
——我如是對我的戰友說。
此次美西、加拿大之行期間，我便和郭寶勝、賴建平，以及洛杉磯「援郭會」靈魂人物保衛初步商定，四月或者五月在東京召開會議，創建「中國爆料革命全球協調中心」，以民主革命政治意志的名義，收割二○一七年爆料革命的政治和組織成果，剝奪郭文貴以其私利綁架爆料革命的權利和可能。
我和相林心有靈犀，此前早已形成相關的共識；相林也承諾由日本團隊承擔會議全部的會務和接待工作。
我已設好「十面埋伏」，只待郭文貴在中共兩會之後推動「郭文貴現象」異化之輪。據說，獵人屏息噤聲注視獵物進入伏擊圈時，才會感覺到充盈著緊張期待的靜默——那是人生中最令人神往的境界之一。可是，此次旅行的終點，我在溫哥華機場候機準備離去時，只有血色暮霧般的悲情漫過我荒涼死寂的心；那是為我不得不親手摧毀自己創造的「神」而悲情蒼茫；當然，那種悲情並不表述軟弱或憐憫，而只是屬於頑石的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