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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聞自由日 中國新聞界感嘆「每況愈下」

2018年05月03日 23:25 PDF版 分享轉發

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在中國官方媒體控制下的新聞人感嘆,目前的度與一九八九年相比,出現大倒退。多位媒體人表示,記者因獨立報道公共事件,遭到傳喚、拘留、綁架,甚至被死亡事件,時有發生。有關強拆、、官員腐敗事件已成為中國新聞界的禁區。

在「自由日」當天,中國不少從事新聞工作或曾經從事新聞調查報道的記者感嘆,在壓力下,他們無法真正履行一名記者的職責,忠實報道客觀事實。比如環境污染問題、強征強拆事件,以及政府人員以公權力壓制民眾維權等,在中國都成為禁忌話題。

一位曾因撰文揭露官員腐敗而被羈押數月的中國調查記者,本周四(5月3日)對自由亞洲電台稱,中國記者的「禁區」很多,諸如宗教、軍事、間諜、強拆、涉貪,以及群體性事件,這些都不能報道。江蘇南通環保志願者徐勇,因揭露企業環境污染,需要經常與記者打交道,他對本台說,去年五月,他和網易記者去河南武陟調查當地的污染情況,被廣源紙業的保安和當地公安抓到派出所傳喚盤查。他說:「一般群體性事件,他們(記者)都不敢報道。我們當地的垃圾焚燒廠,因為當地政府用欺騙的方式建造,引起了公憤,很多老百姓(因此)鬧事,這些事件新聞媒體幾乎是不報道的」。

一位資深媒體人武先生對本台說,近三十年來,中國新聞界不自由已成常態:「因為傳媒現在已經被奴役、被肆虐、被踐踏,(記者)動輒被抓、動輒被不自由,動輒以莫須有弄(抓)起來的比比皆是,比方前年(2016年),甘肅武威的張永生,說是在洗浴場被抓了」。

2016年1月25日,甘肅《蘭州晨報》、《蘭州晚報》和《西部商報》的三位記者張永生、雒煥素及張振國,因深度報道甘肅不久前發生的「巧克力女孩」事件,被當局先以「涉嫌嫖娼罪」,后以「敲詐勒索罪」逮捕。后在社會輿論的強烈質疑下,當局不得不放人。

同年3月10日,在中國人大一次關於立法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僑報》的一位女記者就「新聞法」提問,「中國新聞法何時完善,何時會出一個時間表?對於甘肅有記者被抓你們怎麼解釋。」人大發言人竟然以對方並非來自西方「主流媒體」為由拒絕回答。

武先生就此表示:「傳媒不立法,傳媒人就沒有自由而言。另外在這種體制和制度之下,傳媒不可能有自由,新聞不可能有什麼所謂自由」。

三十年前,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時代,體制內有人提出新聞立法的建議,但在「六四」之後,有關新聞立法的建議被無限期擱置。

當年在某報社編輯部擔任要職的武先生說,中國的新聞自由出現了大幅倒退:「不容置疑,肯定是退步了。八九時期的各種高招都用上了。說心裡話,(當局)有時候要立一點牌坊,現在乾脆連牌坊都不立了。不要寄希望于比『八九』好,我斷言,在近一個時期內這種體制下,(情況)只能比『八九』壞。『八九』人們還敢上街說『真事不敢說,真話不敢寫』,那麼現在你還敢上街說這種話嗎?」

中國新聞記者師濤,因為通過雅虎發了一封政府文件給海外網站,2005年,被中國政府控以竊露國家機密,被判刑十年,2013年8月獲釋。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2017年中國大陸累計有52名記者被關押,是全球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山東媒體人張先生對記者說,在政府的嚴厲控制下,不少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已經放棄對其職業理想的追求,只當成一種普通的謀生工具,令人感到失望與無奈:

「當一種現象成為普遍的時候,它的新聞價值就消失了。所以說媒體的環境與體制有關係,有很多記者就是為了吃飯,媒體、新聞只是工作而已」。

媒體人武先生認為,二十八年前,中國出現短暫的思想活躍周期,才會有「八九民運」。而近年來,中國政府部門控制新聞媒體,限制輿論的方式日趨成熟,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負起改變這種現狀的責任。

特約記者喬龍 責編石山/嘉遠 網編洪偉

來源:RFA,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http://www.r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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