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美國之音,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台北 —
5月18日到20日，華人民主書院和香港支聯會在台北聯合舉辦的「六四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引起關注。這是六四國際學術研討會首次在台灣舉行，許多當年六四學運領袖和親歷者來到台北。另一方面，台灣總統蔡英文也出人意料地兩度接見了六四民運人士，成為第一個公開、正式接見六四背景代表團的台灣總統。
在六四前夕，我們採訪了89天安門事件親歷者和研究者吳仁華。吳仁華就兩岸三地在過去30年的政治狀況的變化，以及六四對台灣民主進程的影響和台灣應該在中國民主進程中起到怎樣的作用談了他的看法。以下是根據訪談整理的文字記錄。文中觀點僅代表受訪者本人，並不一定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吳文華：這三、四年當中，台灣的政治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藍綠陣營 — 民進黨和國民黨，對統獨，對國家的定位發生了很大的分歧。由於這個分歧，社會爭論也非常嚴重。國民黨為了所謂反台獨，今天跟共產黨的關係走得很近，甚至有成為同盟軍的可能。所以國民黨方面，藍營方面，它不會再去關心六四事件，不會去沾六四事件這個話題。對於綠營民進黨來講，由於其有一部分急獨的人士，在他們看來，中國是比外國還外國，所以不能去關心中國任何的事務，包括中國這個民主化的問題，包括中國的人權問題，那當然也包括六四的問題。所以藍綠兩個陣營，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有自己的政治考慮，所以導致台灣民間團體和民眾越來越不關心六四的問題。
蔡英文總統這次接見我們參加六四國際研討會當中的幾個重要的人物，特別是在八九學運中有代表性的人，像王丹、王軍濤、周鋒鎖、方政和我，我想這是一個有突破性的行動。在這之前，藍綠兩個陣營都出於政治考慮，不會接觸六四話題，也不會接觸我們這些人。這一次她是打破了過去的禁忌，第一次公開地、正式地接見這種背景的代表團，而且事後馬上以總統府的名義發了新聞稿。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突破性的動作。
在會見當中，雙方主要是圍繞著民主價值觀角度去談，沒有談到統獨的問題，只是談到專制跟民主問題。雖然，當然大家認為從價值觀來講是肯定台灣民主轉型的成就，因為它是一個民主轉型的模範生。同時，也希望台灣的官方跟民間，要認識到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是關係到台灣現在跟未來的切身利益。如果中國大陸不民主化的話，台灣不管是叫中華民國，還是叫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叫台灣，它都得不到安寧。所以不管是藍營還是綠營，統的陣營還是獨的陣營，如果台灣被「一國兩制」了，被武統的話，這些所有的陣營都不存在了。這些陣營的願景都沒法實現。所以蔡英文總統在講話當中，也是從民主這個角度切入，也是談這個價值觀，談民主的價值觀。
我在多次專訪中談到八九天安門事件對台灣的影響。昨天在桃園電影館舉行坦克人紀錄片的放映后，我花了兩個小時跟觀眾互動，就有年輕的台灣學生提到這個問題。所以我一直認為89天安門事件對台灣從政治上是產生很大影響的。因為到89年的時候離台灣開放報禁黨禁只有兩年，所以當時台灣的學生運動，包括其他民眾的遊行集會，都是由很多限制的。當時因為執政的國民黨因為出於反共或支持大陸民運的考慮，動員台灣各界，包括學生，舉行大型的集會，聲援大陸的民眾，給社會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所以89天安門事件不久，在第二年1990年初的時候，台灣就發生了大規模的野百合學生運動，推動了台灣的民主進程，至少是取得了廢除百年國會那樣一系列好的結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天安門事件對台灣的民主進程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香港的情況，包括我在內，都很悲觀，因為當年鄧小平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是保證50年不變。實際上現在才22年過去，已經有大幅度的變化，「一國兩制」已經沒有「兩制」，只有「一國」了。所以以後還想說在香港舉行類似的六四國際研討會幾乎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今年在香港舉行的話，像我，像王軍濤、王丹，很多重要的參与者、主講人，或者評論人根本不能進入香港。這一點是非常肯定的。所以說在香港以後不可能舉行類似的活動。如果舉行的話，也只有香港本土的人可以參加。香港變成了這樣，過去「一國兩制」下還有許多空間，那現在空間越來越小，甚至以後空間會完全消失。那台灣當然自然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橋頭堡。所以今年我們利用這個活動不斷推動官方和民間要認識到自己的作用，不要以為台灣只有2千3百萬人，地域也非常小，無法去對抗中共專制政權。因為從民主的角度來講，台灣如果彰顯民主的價值，彰顯台灣在民主轉型當中模範生的作用，不要去著力于統獨，著力于台灣獨立的話，我想台灣的力量會顯示出來，就是在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它會起到巨大的作用，也會起到民主的橋頭堡的作用。
我對中國的狀況非常悲觀，因為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沒有從正面去總結經驗教訓，就是正面地去想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光是在北京就有三次百萬人的遊行，整個遊行涉及到全國400多個大中小城市。如果正面去總結的話，就是問為什麼，然後會採取相應的措施去解決問題。它反而從負面去總結經驗教訓，就得出一個結論：以後要將一切不穩定的社會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然後就把方針定為穩定壓倒一切。的確這三十年它一直這樣做，維穩的經費早就超過了軍費。這樣用堵的方式，只能起到一個臨時的穩定作用。但是，長期下來累積的官民矛盾、貧富矛盾等各種社會矛盾將越來越強烈。
吳仁華是六四屠殺的親身經歷者，特別是見證了六部口坦克追壓學生的那種非常血腥的場面。他說：「我是讀國學的，二十四史讀的滾瓜爛熟，裡邊有很多關於歷代的血腥的記載。可是站在六部口坦克慘案的現場，我才發現什麼才叫做血腥。」
吳文華說，作為身在自由西方的文獻學者，他必須去記錄六四屠殺事件。他說：「我不能讓六四屠殺事件像中共1949年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傷害人權的事件一樣，沒有留下記錄。」
吳仁華說，三十年來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特別是親情。他說：「22年以後，我才能冒著風險，用美國護照，用英文名字，能夠回到家中，跟86歲的母親，跟其他的家人見面。」
他說，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只要他還有能力，還是會繼續進行對六四屠殺的記錄，對六四屠殺的受害者、加害者進行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