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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我也是#MeToo」兩年後中國女權運動自下而上推動改變
來源：美國之音, 文章內容不知真假，也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 文灝
華盛頓 —
12月2日周三夜裡的北京，雖然氣溫徘徊在零度左右，不過海淀區人民法院外還是聚集了不少人。在前央視實習生弦子公開指控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擾兩年後，這場官司終於得以開庭。
23歲的郭小姐那天特意調整了工作時間來到現場表達支持。她從弦子發聲之初就一直關注著事件的發展。周三的庭審長達10個小時，她和志願者一起為弦子錄製加油視頻，寫鼓勵的卡片，在網上直播現場的情況。
她用「感動」來形容那10個小時里的心情。她說,在現場看到有上百人和她一起來支持弦子。更是有在外地關注庭審的網友，用外賣給他們送來了食物、飲料和暖寶寶。
在過去兩年裡，弦子逐漸成長為中國女權活動的領袖級人物。這激勵了郭小姐。
「這兩年我看到（弦子）堅持為其他受害者發聲，」 她說。「我希望能儘可能多地親自參与這些重要的活動，去經歷、去感受。如果可能的話，也去影響更多人。」
作為中國的「我也是」(#MeToo)運動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案件之一，這次開庭也將兩年來在網路上激發的熱情帶進了現實當中。法庭外聚集的人群幾乎全部是弦子的聲援者，他們舉著」我們一起向歷史要答案「、」我也是「、「禁止性騷擾」等標語，這在對聚眾示威嚴格管制的中國十分少見。
庭審在周四零點進入休庭，下次開庭日期未知。關注中國草根運動和女權主義的觀察人士普遍認為，無論這場官司最終的輸贏如何，案件能夠開庭本身就是擁有了里程碑的意義。他們也相信，這樣的進步離不開多年來民間運動的堅持和推動。
開庭本身就是驚喜
現年27歲的弦子表示，朱軍2014年在化妝間對在央視實習的她進行了猥褻，包括強行親吻。在報案后，警方對她和她的家人施壓，最終沒有立案。2018年，弦子在微信朋友圈公開講述了她的經歷，開始受到國內媒體的關注，但部分報道隨後被刪除。同年10月，弦子以性騷擾為由正式起訴朱軍。隨後朱軍通過律師事務所否認了指控，以名譽權受損為由起訴弦子，並表示將追責「謠言散布者」。在指控發生后，朱軍已經離開央視和公眾視線，在他的個人微博上的活動也大幅減少。
中國公益組織「源眾性別發展中心」去年的報告顯示，從2010年到2017年，有接近5000萬起案件進入中國司法程序，這當中只有34起以性騷擾為主要訴訟事實。而在這34起案件中，如果除去勞動糾紛案和嫌疑性騷擾者的「維權」案，只有兩起屬於「一般人格權糾紛」，即提訴人基於受到性騷擾而進行維權的案件。但這兩起也都以證據不足而被法院駁回。
「（弦子）的案件非常重要，」 在耶魯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研究中國法律的龍大瑞(Darius Longarino) 對美國之音說，「特別是因為這起案件中的被告方既有名又有權，這起案件能走這麼遠讓人十分驚訝，但也很鼓舞人心。」
在周三的庭審結束后，弦子對法庭外的人群表示，她和她的律師團隊向法庭發出了請求，包括申請參与此次審理的三位法官迴避此案，申請人民陪審員，及再次申請公開審理並讓朱軍本人到庭。
龍大瑞分析說，一般只有在法官與案件有個人利益關聯的時候才會被要求迴避，但由於這次庭審沒有公開，外界所能獲得的信息不多，所以他只能猜測弦子發出這樣的請求或許體現出她對目前的法官能否公正審理此案沒有信心。他認為，申請涉及到的人民陪審員或許能從普通人的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弦子的案件，提高她勝訴的可能性。
中國的法律條文中直到2005年才出現「性騷擾」一詞，直到2019年才將其認定為起訴的有效理由。龍大瑞表示，在那之前，起訴者只能通過其他理由發出指控，比如「人格權糾紛」。
龍大瑞表示，除了多年來受到的法律保護本來就不多，性騷擾案件中收集證據也不容易。很多性騷擾發生的時候，在場的只有受害者和加害者兩人，除非受害者可以提供比如微信聊天記錄這樣的證據，不然能證明性騷擾發生的物證並不多。
另外，龍大瑞還認為，法官在受理性騷擾案件的時候也經常加入本人持有的社會和文化觀念，很多時候會認為是受害方行為不檢點，或是與加害者處於「曖昧」關係當中。
就算能成功勝訴，受害者一般收到的經濟賠償也不多，在幾千元人民幣上下。龍大瑞認為，許多受害者與其選擇大費周折，付出大量精力和資源，只得到為數不多的經濟賠償，不如選擇沉默不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外，在職場性騷擾方面，中國的法律並不要求雇傭方採取防範性騷擾的措施，性騷擾發生后雇傭方不會被法庭視作責任方，進行性騷擾的個人才是。而在美國，龍大瑞舉例說，性騷擾發生后，受害者一般直接起訴雇傭方，而受害者如果勝訴，雇傭方會被迫支付受害者數目不小的經濟賠償，而這也促使雇傭方主動去改善企業文化和規定，防止性騷擾的發生。
女權運動在中國
「我也是」運動2006年起始於美國，這個詞意在鼓勵受到身居高位的男性侵害的女性講述她們的故事，並相互提供情感支持。2017年，《紐約時報》和《紐約客》雜誌相繼揭露多起針對好萊塢有影響力的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ien)的性暴力指控后，這場運動迅速在美國蔓延開來，並在世界多國引起回應。
中國的「我也是」運動開始於2018年夏天，當時好幾位女性在網路上公開講述自己的受害經歷，這些事件往往發生於大學校園內，受到指控的男性多為她們的教授。除此之外，演藝圈、公益圈、宗教界、體育界也都有位高權重的男性受到指控。
這些指控發出后，進入司法系統的並不多。以校園性騷擾案件為例，許多指控以被指控者受到行政處罰而告終。在網路上，雖然指控者們得到了大量支持，但同時受到的是不少批評、侮辱和攻擊。弦子也透露，她收到了不明人士的電話恐嚇。
從事性別研究的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董亦歌教授認為，中國的「我也是」運動走過了堅忍的兩年，而弦子案件的開庭有著符號性的意義。
「被起訴的對象是一個比較標誌性的人物，」 董教授說，「他不單是一個普通的男性權威，他是國家媒體的著名主持人。」
不過，她也提醒說，雖然這兩年「我也是」的影響力巨大，但在中國，推動對女性權益的保護並不是開始於2018年。
她說：「中國從反家暴的立法到防止職場性騷擾的一些活動，是一個至少有十幾年的過程。從最開始的小規模，到慢慢被大眾接受，中間有很多的高低起伏。」
中國民間維權活動大多以遭到當局強力壓制而結束，有關的消息則迅速受到網路審查，女權活動也不例外。2015年，呼籲大眾重視公共交通上性騷擾行為的「女權五姐妹」—王曼、韋婷婷、鄭楚然、李婷婷、武嶸嶸—一度被中國當局拘捕，但最終被釋放。
雖然受到當局的騷擾和打壓，與其他民間維權活動相比，女權運動在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董教授認為，這當中的一大原因是女性作為一個群體數量龐大。
「你不可能通過壓制一小部分人的方式來打壓它，」 她說，「因為它關乎到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工作場所…也正是因為這麼多的人在參与，很多是關於日常生活的訴求…它不是直接去威脅到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很多人真的在意的是自己的權益，她在社會中平等的機會。」
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也認為，女權運動在中國當局眼中的敏感度小一些，所以活動的空間也多一些。而同為維權活動的工人運動受到的鎮壓強度就大得多。她舉例說，兩年前深圳佳士工人運動發生后，為工人維權的學生，至今不知下落何方。
另外，她說，在中國的網路上，有關女權話題的討論質量相當高。「每當有一個性騷擾或者其他的女權話題開始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微博上討論的熱度。」
「自下而上」是關鍵
美國的「我也是」運動最初由黑人女性社運人士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發起，隨著時間推移和大眾的接受，這場運動已經完成了「去中心化」，不再需要領頭人，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彙集各方面的力量。董教授認為，這同樣是「我也是」為什麼能在中國持續下去的原因。
不過，和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我也是」已經主流化了，時常可以看到名人主動表示對運動的支持，而這在中國幾乎沒有。董教授說，雖然中國的「我也是」大多數時候不會觸及政權合法性問題，但是一旦觸及了，來自政府的處理將與其他維權運動無異。
另外，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偏見也是「我也是」在中國遇到的障礙之一。
以弦子為例，董教授把弦子叫做「完美受害者」，認為她表達能力出眾，性格溫和，但在關注女性權益以外的許多人看來，她依然被認為是在誣告。
「很多人還在期待著看到她敗訴以後，等著看她的笑話，」 她說。
從「性騷擾」這個概念在法律中無處可尋，到允許以其為理由提起訴訟，中國的女性權益正在宏觀上取得進步，無論阻力有多大，未來的路途有多遙遠。觀察人士們表示，雖然中國官方從未把這些進步的功勞歸結于女權運動，但他們相信，民間力量的推動不可忽視
以《反家暴法》為例，董教授表示，雖然立法過程顯示這是由婦聯和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起草的，但這其實是由草根組織不斷推動而帶來的。她認為，2019年《民法典》允許以性騷擾為由起訴也是因為官方意識到了民間的強烈訴求。
「我個人認為是絕對有關係，但是官方的敘述里它不會這樣去解釋。」
龍大瑞也認為，包括「我也是」和女權運動在內的草根運動最終造成了中國高層的回應。
「我沒有十足的證據或者內部信息來證明這一點，」 他說，「但是自從『我也是』開始后，你能看到官方加快了對性騷擾在政策上的回應。」
兩位專家也都認為，推動女性權益的保護，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需要潛移默化的觀念改變。
龍大瑞說：「這有關人際關係、性別在社會中的運作、性別不平等的運作、人和人之間權力的運作。這需要一個更加廣泛的社會改變。在全世界哪裡都一樣，這個廣泛的改變需要發生。而只有通過自下而上的改變，人們才能相互影響，在全社會各個角落激發討論。」
董教授表示，在中國，女權同溫層的擴大來自於大家在網路上時時刻刻都在進行的討論。
「在這種長時段的文化陣線、社會陣線上的建設是有意義的，」 她說，「尤其是在當下的政治環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