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7月9日起，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抓捕了將近三百名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自此，”709家屬”的人生也一同被徹底顛覆。有被捕者的妻子從”歲月靜好”的家庭主婦走上漫長的維權之路；而”709政治犯”的第二代也被”連坐”，被剝奪了正常居住和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對於他們而言，709的”八年抗戰”至今仍未結束。本台記者呂熙製作了兩集專題，接下來請聽下集，李文足、王峭嶺和王宇訴說她們和子女八年來的經歷。

 

 

「我是政治犯家屬。我們這個家庭跟普通人生活不一樣的，我們沒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李文足

「我女兒就老是問我一句，這裏我們能住多久？就是孩子上不了學，然後我們住的地方又不是很安穩。她就會問那些東西。其實很難過。」- 王峭嶺

「骨肉分離對於誰來說，都是一件很難過的事情。但現在我不單是被限制出境，連護照都不給辦，所以我覺得能和孩子見面的機會，真的是遙遙無期。」-王宇

「709大抓捕」已經過去八年了，然而對於被捕律師和一直在抗爭的家屬而言，「709事件」卻仍像夢魘一樣，一直纏繞著他們。

「要把我們母子逼死才罷休嗎？」

「你們幹什麼？土匪嗎？你們耍賴！躺在我們家門口！」 從今年四月開始，「709律師」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一家，就在北京各區不斷被趕來趕去。從出租屋，到民宿、酒店，甚至是朋友家裡，他們或被房東強行驅趕，或被斷水斷電，或被身份不明人士堵門滋擾。當局為了把他們趕出北京，無所不用其極。

十歲的兒子泉泉也跟著父母一起，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有一次半夜的時候他們衝進來，大聲叫罵，然後又摔東西。」李文足說：「我們的孩子受到很大的驚嚇，嚇得他生病了、流鼻血，整個人就虛脫了。然後他就清楚地跟我說，『媽媽，我渾身沒勁，我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這幾天能不能就讓我在家裡休息？連網課我都上不了啦！』」

某天深晚，李文足一家剛在新居住下，公安就以「查吸毒」為由，要求進屋檢查。被嚇壞的泉泉第二天問媽媽：「今天晚上警察還來嗎？」一向堅強的李文足忍不住在推特上寫下了一句：「難道要把我們母子逼死才罷休嗎？」

「我們沒有一個正常的生活，孩子上學也被中斷，跟著我們到處住賓館，不停換住的地方，過程中對我們的精神和心理是有大的傷害的，尤其是對孩子。」李文足說：「其實在這樣的過程中，會感覺很絕望。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是不講法律的，也不講規則，就讓人很痛苦。你就無所適從，這樣做也不合適，那樣做又不對。」 

709后   兩個受傷的靈魂

八年前，李文足一直是個「歲月靜好」的家庭主婦。然而丈夫王全璋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突然被捕后，一直音訊全無，李文足就被迫踏上維權之路。兒子也跟著媽媽一起，全國各地到處「找爸爸」。

直到2020年4月，王全璋終於刑滿獲釋。被高牆分隔四年多的夫妻，一個在獄中遭受酷刑和精神折磨，一個在牆外為了「尋夫」，而身心受創。

李文足說：「王全璋是遍體鱗傷地回到家裡。對於我而言，從一個簡簡單單過日子的人，經歷了709后四年八個多月長期和公檢法和警察打交道，也遭受了暴力對待。其實對我而言，我覺得我也是受了創傷的。每天就是處於擔驚受怕的狀態，每天就是很恐懼、很緊張。所以我跟他也是兩個受傷的人。」

「我是政治犯家屬」

兩個受傷的人，花了很大力氣，才互相治愈，彌合長時間分別後帶來的衝突和矛盾。不過一家人仍未能過上安穩日子。

「王全璋回到家后，我們仍被他們隨時隨地監控。他們所謂的敏感日期時，還是會有警察堵門，限制我們的自由。警察也會經常跟王全璋談話，給他一些要求，你可以幹什麼，不可以幹什麼。」李文足唏噓慨嘆： 「儘管他從監獄回到家中，我們也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我是政治犯家屬，我們這個家庭，我覺得已經跟普通人的生活不一樣。」

今年中，他們在短短兩個月內，被迫搬了十三次家。無奈之下，李文足只好和兒子一起回到湖北老家暫避，剩王全璋一人獨自留在北京。被「709」分開四年多的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

「孩子是我的軟肋」

和李文足一樣，王峭嶺在丈夫李和平被捕以後，成為了「709政治犯家屬」。學法律出身的她，一直像「709太太」中的大姐一樣，在前方以法律原則和公安、國保辯論，窮盡一切法律手段和程序，為丈夫據理力爭。

不過剛強、樂觀的形象背後，王峭嶺反覆強調，自己並不勇敢，只是因為「責任」二字，而為親人苦苦抗爭。為了防止公安找上門而要把日用品寄到別處、每次回家都要提前關手機，為了逃避被逼遷而東躲西藏，還有維權路上承受的種種委屈，回憶過去八年，王峭嶺不禁哽咽。而一雙兒女，更是她的「軟肋」。

「我女兒就老是問我一句，這裏我們能住多久？很難受的，非常難受。就是孩子上不了學，然後我們住的地方又不是很安穩。孩子就會問嘛，她就會問那些東西。其實很難過，現在讓我回想還是很難過，因為當時也不知道丈夫的生和死。」

被標籤的”政治犯”二代

王峭嶺的女兒今年十三歲，除了是「政治犯」二代，也是「非京籍學生」。因此在女兒的成長過程當中，不斷被學校以暫住證、借讀證等文件刁難，不讓她讀書。這是「政治犯」二代面對的普遍問題，而儘管少部分孩子能夠成功入學，「政治犯」二代的身份也讓他們的校園生活過得並不快樂。

「我們有律師的孩子在公立學校就是很受排擠。有一個叫謝燕益的律師，他兩個兒子，很明顯的，學校老師、校長，包括同班同學，都說他們是『反革命』的兒子，就排擠他們、鄙視他們。就是用各種方式，其實我覺得跟霸凌差不多。包括老師也是這樣，老師也會歧視他們。」王峭嶺說。

“政治犯”二代的大學夢

王峭嶺的女兒現在和李文足的兒子泉泉一起，在朋友辦的家庭學校學習。雖然二十多個一起學習的孩子當中，各個年級都有，程度各異，但總算暫時解決了女兒的上學問題。然而在女兒高中畢業后，可能就要和哥哥一樣，無法升讀大學。

2018年，當時王峭嶺十八歲的大兒子高中畢業，原本打算到國外讀大學。然而作為「政治犯」二代，他的護照無法辦下來。他最終放棄了到國外升學。

王峭嶺說：「第一，他是考慮家裡的經濟壓力，因為他父親回來以後不能執業了嘛。第二就是他的護照沒辦下來，他說就是申請了大學，花了申請費，也是出不去。他其實已經給一些大學寫了申請了，補一下文件就可以發錄取通知了，但是後來他就放棄了，因為拿了錄取通知書還是走不了。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我是很難過的。」

無法出國讀書，而作為「政治犯」二代，也無法通過國內大學的政審，王峭嶺的兒子，就這樣被硬生生奪去上大學的權利。 「孩子後來大概有一年的時間，他其實也很沮喪。那時候他大概十八歲吧。但是我沒有辦法，只能每天為他禱告。」

無法掌控的人生

一邊要照顧一雙兒女，另一邊又要照顧出獄不久的丈夫李和平。那段日子，讓王峭嶺不堪回首：「太難了，那個難就是，李和平律師的情緒狀況很糟糕，我覺得兒子的狀況也很糟糕。那時候女兒還小，八歲多。我覺得我的狀況就是沒有力量足以拖住兩邊的人了。就是我沒有力量今天鼓勵一個，明天再鼓勵另一個了。特別難，那個日子真的過得特別特別的難。」 

幸運的是，王峭嶺的兒子後來自學視頻剪接等技能，併到了一家教育機構工作。不過王峭嶺仍然希望，能讓兒子出國讀書，彌補當年的遺憾。今年初，他們一家出乎意料地成功申請到護照。不過到了機場，他們仍然「飛不出去」，被當局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出境。

被問到將來有何打算，王峭嶺苦笑說，對她們這些「政治犯家庭」而言，每天只能忙於應對各種突髮狀況，根本不可能作長遠規劃。 「八年了，到今年突然逼遷升級，我逼遷逼得很緊的時候，我說我有護照，我試試能不能出得去。到出不去了，我就想到哪裡能不被驅趕。對我們而言，長遠的目標比較奢侈，我們都只能應急，應付現在。」

為了出國讀書　”政治犯”二代一年內兩度被捕

同樣被打斷人生規劃的，還有「709案」中首名被捕的律師王宇。公安在2015年7月9日凌晨把她帶走後，再於首都機場帶走她同為律師的丈夫包龍軍，以及正準備到澳大利亞讀書的兒子包卓軒。當時他只有十六歲。

「他父親打算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亞，安排好了再回來，結果父子倆在機場同時被抓。」王宇說：「我先生回來后說，我兒子當時被抓的情況，跟大人沒什麼區別，也是有幾個便衣警察，給孩子反起雙手、戴上手銬，這樣被帶走的。而且當時我兒子是未成年人，被羈押了三天。」

早在「709」以前，包卓軒已經因為父母經常代理敏感案件，而長期被騷擾，留下心理陰影，因此迫切想要離開中國。同年十月，包卓軒在維權人士協助下，打算偷渡到緬甸再轉往國外，卻在緬甸被捕，移交中方。這一次，他被關押了半個多月，才被送回內蒙祖父母家。

當兒子成為當局籌碼　她被迫認罪

而另一邊，一直被關押的王宇被當局威迫利誘，要她在電視上認罪，甚至把她帶到了央視的攝影棚，想偷錄她，都被她強硬拒絕。直到有一次，公安利用王宇的兒子作為武器，成為壓垮王宇的最後一根耕草。

「有一次，審我的警察就說，王宇啊，你自己想想，你還想讓你兒子出國？你要是都不能從這裏出去的話，你兒子怎麼能出國呢？」王宇說：「他跟我說了這話之後，我確實當時就無語了。回到監室之後， 我當時接連三天沒有睡覺，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後來就下了很大的決心。」

2016年8月，港媒《東方日報》突然發布王宇的專訪，透露她已取保候審，並「認罪悔過」，又批評外國炒作事件。事隔七年，王宇承認，當時被關押十三個月後，幾乎與世隔絕，在訊息不對稱之下，無法作出正確決定，才選擇認罪。

然而王宇獲釋后，當局繼續把他們一家軟禁在內蒙二十四小時監控，相當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當局也沒有遵守諾言，讓包卓軒出國。而王宇更發現，兒子在羈押期間遭受了暴力對待。

 

禍延後代的酷刑、監控

「有一次因為孩子不聽話，我就說兒子，你不聽媽媽話，媽媽受了多少苦啊？你知道媽媽五天五夜不讓睡覺、七天七夜被戴手銬腳鐐。結果我兒子說，手銬腳鐐誰沒戴過啊？」王宇說：「當時我就崩潰了，這麼瘦弱的孩子，他們怎麼忍心呢？而且我陸續知道兒子被打、被扇耳光的情況，被拿棒子從後背打。」

原來在包卓軒獲釋后，家中老人就發現他的身上和臉上都是傷痕。包卓軒當時訴說了被迫戴上手銬腳鐐、不讓睡覺，並被迫做虛假筆錄的經歷。因為怕父母擔心，也不想帶來二次傷害，包卓軒一直沒有跟父母說。王宇後來也是從家中老人口中，才零零碎碎地得知兒子遭受的非人待遇。

被逼得抑鬱的”政治犯”二代

2017年3月，包卓軒被精神科醫生確診患有抑鬱症和焦慮。同年年底，包卓軒準備從天津飛往日本時，再被邊控，護照更被剪掉兩個角作廢。他的狀態就變得更差。

「他就會把自己關到自己的小屋裡，不管天氣多麼熱，他也把窗啊、窗帘啊，門啊全部關上，誰也不讓進。就是吃飯會出來吃飯，剩下所有的時間，他都不跟我們交流。他跟我說，如果走不了的話，他就去跳河。你想多可怕啊，當時我特別特別害怕，我都嚇死了。」王宇說。

兩個月後，包卓軒終於成功拿著補辦的護照，到澳大利亞墨爾本留學。正當王宇為兒子情況大有改善而欣慰時，包卓軒在澳大利亞再被人跟蹤，使他的抑鬱症發作，要服藥治療。他之後在2020年轉到美國，並成功申請政治庇護。

從2018年到現在，王宇已經有五年半沒見過兒子。

「雖然孩子現在已經二十多歲了，但畢竟骨肉分離對於誰來說，都是一件很難過的事情。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能有機會去跟孩子見面，但現在我不單是被限制出境，連護照都不給辦，所以我覺得能和孩子見面的可能性，真的是遙遙無期，確實也是很悲觀吧。」

被迫骨肉分離、被剝奪正常居住和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和家人一同被監控、承受精神折磨，成為了中國「政治犯」二代的共同成長經歷。人權組織「人道中國」和「改變中國」最新向聯合國提交的人權報告，以王全璋、王怡牧師等多個家庭作為案例，講述中共如何把未成年兒童作為人質，對他們施以強制隔離監禁，甚至暴力酷刑，以此脅迫人權活動人士，要求聯合國和其它國家調查。

在接受本台採訪時，李文足、王峭嶺和王宇，無一例外地表達了想要離開中國的希望。當下這個願望未知何時才能成真，而王宇也不忘把握微小的發聲空間，為李昱函、余文生、許志永等仍然被羈押的中國律師發聲，希望外界持續關注這些犧牲個人和家庭，勇敢為正義而戰的中國律師。

 

記者：呂熙    責編：梒青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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