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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在人生的最後關頭 醫生的選擇…這篇文章可能會顛覆你的認知
死亡，是人類無法忽視和迴避的話題，悲傷、不幸與之相連，這多是生者掌握話語權。我們經常看到幸福指數的許多報告，但這些指數往往會忽略了“死亡質量”——也是幸福指數的核心指標。
2015年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后，單獨發布了《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關注患者活得好不好
“不要再開刀了，開一個，死一個。”
原上海瑞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常務理事兼胃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朱正綱，2015年起，開始四處去“攔刀”。
他在不同學術場合央求醫生們說，“不要輕易給晚期胃癌患者開刀。”
現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醫院，首選就是開刀，然後再進行化療放療。老一輩形容這種治療方法“就是先把大山（腫瘤主體）搬掉，再用化療放療把周圍小土塊清理掉。”
這種治療觀念已深植于全國大小醫院，“其實開刀不但沒用，還會起反作用。晚期腫瘤擴散廣，轉移灶往往開不幹凈，結果在手術打擊之下，腫瘤自帶的免疫系統受到刺激，導致它們啟動更強烈的反撲，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術後幾乎都活不過一年。”
而現在歐美髮達國家很多都採用“轉化治療”，“對晚期腫瘤患者一般不採取切除手術，而是盡量把病灶控制好，讓其縮小或慢擴散。因為動手術不但會讓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餘下日子都將在病床上度過，幾乎沒有任何生活質量可言。”
朱正綱說：“技術上的創新是重要的，觀念上的創新更重要”。他現在更願稱自己是“腫瘤醫生”，外科醫生關注的是這次開刀漂不漂亮，腫瘤醫生則關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這有本質的區別。”
醫生患癌時，如何面對？
美國是癌症治療水平最高的國家，當美國醫生自己面對癌症侵襲時，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和選擇的呢？
201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穆尤睿，發表了一篇轟動美國的文章——《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文中說“幾年前，我的導師查理，經手術探查證實患了胰腺癌。負責給他做手術的醫生是美國頂級專家，但查理卻絲毫不為之所動。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沒邁進醫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藥物和治療來控制病情，然後將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後的時光上，餘下的日子過得非常快樂。”換句話說，在生命的數量和質量之間，他選擇了質量。
穆尤睿發現，其實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國醫生遭遇絕症后都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他們選擇的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為自己使用最昂貴的葯和最先進的治療手段，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正是因為醫生們的專業訓練，讓他們深深明白藥物和手術的局限性，以及它們給患者帶來的生活品質的摧殘和巨大的痛苦。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東開一刀，西開一刀，身上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后，被掛在維持生命的機器上……這是連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
穆尤睿說：“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醫生同事跟我說過，當我處在這樣的狀況時，請你一定殺了我。”
一個人失去意識后被送進急診室，通常情況下家屬會變得無所適從。當醫生詢問“是否採取搶救措施”時，家屬們往往會立馬說：“是。”
於是患者的噩夢開始了。為了避免這種噩夢的發生，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這樣‘被活著’，除了痛苦，毫無意義。”
生活品質遠遠大於生命
穆尤睿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的文章會在美國造成如此大的影響。這篇文章讓許多美國人開始反思：“我該選擇怎樣的死亡方式？”
美國人約翰遜看完這篇文章后，立即給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電話：“現在才知道，對於臨終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適當的過度治療。不要再搶救了，讓老人家安靜離開吧！”太太最終同意了這個建議。第二天，老人安詳地離開了人間。
這件事，也讓約翰遜自己深受啟發：“我先把自己對待死亡的態度寫下來。將來若是神智清楚，就算這是座右銘；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這個算作遺囑。”
於是，約翰遜寫下了三條“生前預囑”：
1.如果遇上絕症，生活品質遠遠高於延長生命。我更願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親人，多回憶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沒做的事盡量做一些。
2.遇到天災人禍，而醫生回天乏術時，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搶救。
3.沒有生病時，珍惜健康，珍惜親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隨後，約翰遜撥通電話，向穆尤睿徵求意見。穆尤睿回答：“這是最好的死亡處方。”
當我們無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時，是像約翰遜一樣追求死亡質量，還是用機器來維持毫無質量的植物狀態？
英國人大多選擇了前者，中國人大多選擇了後者。
讓生命最後一程走得有尊嚴
經濟學人發布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何謂死亡質量？
就是指病患的最後生活質量。
英國為什麼會這麼高呢？當面對不可逆轉、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的是緩和治療。
何謂緩和治療？
“就是當一個人身患絕症，任何治療都無法阻止這一過程時，便採取緩和療法來減緩病痛癥狀，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讓生命的最後一程走得完滿有尊嚴。
緩和醫療有三條核心原則：
1.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英國建立了不少緩和醫療機構或病房，當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經無法治愈時，緩和醫療的人性化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這時，醫生除了“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癥狀的辦法”外，還會向患者家屬提出多項建議和要求：
1.要多抽時間陪病人度過最後時刻；
2.要讓病人說出希望在什麼地方離世；
3.聽病人談人生，記錄他們的音容笑貌；
4.協助病人彌補人生的種種遺憾；
5.幫他們回顧人生，肯定他們過去的成就。
……
肝癌晚期老太太維多利亞問：“我可以去旅遊嗎？”
醫生亨利回答：“當然可以啊！”
於是維多利亞便去了嚮往已久的地方。
中國的死亡質量為什麼這麼低？
一是治療不足，“生病了缺錢就醫，只有苦苦等死。”
二是過度治療，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在接受創傷性治療。
尤其是後者，最讓人遭罪。
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劉端祺，從醫40年至少經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錢不要緊，你一定要把人救回來。”“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每天，他都會遭遇這樣的請求。他點著頭，但心裏卻在感嘆：“這樣的搶救其實有什麼意義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後時刻，劉端祺經常聽到各種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現在才琢磨過來，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
還有病人說：“就像電視劇，每一集演完，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知道，儘管主角很想活，但還是死了。”病人不但受盡了罪，還花了很多冤枉錢。
數據顯示，中國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了最後的無效治療上。有時，劉端祺會直接對癌症晚期病人說：“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病床換上新床單，人離世了。
整個醫院，劉端祺最不願去的就是ICU，儘管那裡陳設著最先進的設備。“在那裡，我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花那麼多錢、受那麼多罪，難道就是為了插滿管子死在ICU病房嗎？
我們的愛，這麼膚淺嗎？
這是上海“麗莎大夫”講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說普通，是因為這樣的事每天都在各大醫院發生——
一個80歲老人，因為腦出血入院。家屬說：“不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活著！”4個鐘頭的全力搶救后，他活了下來。不過氣管被切開，喉部被打了個洞，那裡有一根粗長的管子連向呼吸機。
偶爾，他清醒過來，痛苦地睜開眼。這時候，他的家屬就會格外激動，拉著醫生的手說：“謝謝你們拯救了他。”家人輪流晝夜陪護他，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上的數字，每看到一點變化，就會立即跑來找醫生。
後來，他腫了起來，頭部像是吹大的氣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氣道出血不止，這使他需要更加頻繁地清理氣道。每次抽吸時，護士用一根長管伸進他的鼻腔。只見血塊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來。這個過程很痛苦，只見他皺著眉，拚命地想躲開伸進去的管子。
每當這時，他孫女總低著頭，不敢去看。可每天反覆地清理，卻還能抽吸出很多。醫生問家屬：“拖下去還是放棄？”而他們，仍表示要堅持到底。孫女說：“他死了，我就沒有爺爺了。”
治療越來越無奈，他清醒的時間更短了。而僅剩的清醒時間，也被抽吸、扎針無情地佔據。他的死期將至，醫生心裏如白紙黑字般明晰。便對他孫女說：“你在床頭放點薰衣草吧。”她連聲說：“好。我們不懂，聽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覺芳香撲鼻。他的枕邊，躺著一大束薰衣草。他靜靜地躺著，神情柔和了許多。
十天後，他死了。他死的時候，膚色變成了半透明，針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腫，已經不見原來模樣。
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
“如果他能表達，他願意要這十天嗎？
這十天里，他沒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權力，生命的意義何在？
“讓一個人這樣多活十天，就證明我們很愛很愛他嗎？”
這些問題只能留給生者思考了……
來源：大河健康網，綜合自拾遺、無界進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