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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實為救共會的「救國會七君子」的下場 竟禍及子孫
作者：徐沛
七君子(網路圖片)
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就提出：“開國以後掌握了政權，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可惜沈鈞儒們對此渾然不知，等到他們中的章伯鈞們明白這點時，已經晚了。
章伯鈞們剛開始象“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一樣被中共任命為非要害部門的部長。章伯鈞意識到：“民主人士擔任部長是形同虛設”。即使如此，十年不到，他們及其親屬都遭到殘酷迫害。
共黨篡奪中國的政權后，沈鈞儒們主動解散了所謂的“救國會”。從史料來看，“救國會”叫“救共會”才名副其實。一來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變”后，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國會”的工作;二來，“救國會”在王炳南們的操控下沒做過救國之事。在此僅舉一例。一九四一年，蘇聯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艱苦至極時，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前蘇聯先與北洋政府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該協定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抗日戰爭爆發后，又與民國政府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蘇聯背信棄義，不是中國的盟友，最遲在《蘇日中立條約》公布后，每個真正的愛國知識人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並加以抵制。
“救國會”的宗旨本來是抗日救國，但“救國會”卻以補充為由收回了交給中央社發表的由王造時執筆起草的《致斯大林元帥的信》，因為此信受到周恩來的批評。
中共剛上台時，除王造時外，還在世的“七君子”全得到高官厚祿。對此沈鈞儒的女兒說，“在那個時期，他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說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太優待了。他當時住的房子很寬敞，很漂亮，還有一個警衛排”。不過八年，那些跟他一起為共黨奮鬥過的人“如他的秘書李庚、民盟的葉篤義，都被宣布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為他對毛主席崇拜得太厲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覺得毛主席怎麼會搞出‘反右’的活動呢。他的這些思想，只是偶爾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對於黨當時的種種政策，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去服從”。胡愈之在列寧死後，在《東方雜誌》上以“愈之”等筆名發表了五篇文章，吹捧梅毒患者列寧，謳歌他的紅色恐怖，是專門暗中赤化個人和組織的共特。
對此章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
史良(網路圖片)
胡愈之不需要出賣沈鈞儒，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卻為了自保出賣了章伯鈞。史良在紅色中國名高位重，可象宋慶齡一樣只是共黨的擺設。章伯鈞在被史良出賣后斷言：“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即使出賣了良心，史良也沒能保住自己，同樣落到被迫彎腰挨批鬥的地步。連她昔日的情書都成了罪證。史良孤獨的死後，留下的漂亮首飾全是無人要的假貨。
章伯鈞在反右運動中被批鬥。(網路圖片)
沈鈞儒年老糊塗，逃過共黨的迫害，但他的盟友與後代卻不得不承受惡報。對此章詒和寫到：“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晗、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殺手鐧的史良，還有交叉身份(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象共匪頭目，既共人產，又共人妻。章乃器在民國時期，任安徽省財政廳長時，每月補助共軍三萬銀元，但在紅色中國出任糧食部部長后，業績就是印發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不需要的糧票!五年不到，章部長就被打成右派，失去官職。時年七歲的小兒子章立凡被安派在批鬥會上發言與父親“劃清界限”。在一九六六年的紅八月里，章乃器被紅衛兵打成重傷，第四任妻子王者香是中學老師，死於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七年章乃器含冤病逝，三年後，中共才給他“平反”。
王造時在《致斯大林元帥的信》中批評《蘇日中立條約》出賣中國利益。因此，當沈鈞儒們被調到北京時，學位最高的王造時閑居上海，只在華東文教委員會掛了個委員頭銜，工作單位也沒有。一直到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目睹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教授。
中共“反右”時王造時被打成“右派”，中共搞“文革”時王造時又首當其衝。一九六六年，“七君子”被捕三十周年之際，王造時被以“歷史反革命—現實大右派”的罪名拘捕，關進上海第一監獄。一九七一年，反對國民黨的王造時就死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共產黨的監獄可不比國民黨的監獄!九年後，王造時被兇手“平反”。王造時的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則因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
沈鈞儒的女兒沈譜和其丈夫范長江也一樣不得好報。
沈譜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日在重慶與范長江結婚。中共在中華民國辦的《新華日報》于第二天專門報道了他們的婚事，“這沒有儀式的婚禮，因此不同凡響。賓客沒有特別的饋贈。我們都看到了馮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長的賀聯，黃炎培先生、王崑崙、郭沫若、田漢先生的賀詩，周恩來同志也簡要地祝賀新婚夫婦‘同心同德’。”
范長江(一九零九-一九七零)曾是民國時期自由媒體《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美化共黨佔領區比斯諾還早。他從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其報道中公開稱共匪為紅軍，對剿匪一詞打上引號，公開否定剿匪。“西安事變”后范長江到西安採訪了周恩來，並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與毛澤東一夜長談。從此，范長江便象斯諾一樣成為毛澤東的吹鼓手。范長江從延安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在《大公報》發表震動朝野的政論《動蕩中之西北大局》，接著他在《國聞周報》發表《陝北之行》的連載，令毛澤東欣喜萬分，三月二十九日親筆致函范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沒有他和斯諾的生花妙筆，韋君宜們恐怕不會把匪區當“聖地”而投奔。
《大公報》是中共一直滲透的自由媒體，一九三一年在《大公報》的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吳硯農身份泄露，但他只是被胡政之安排去日本留學，併兼任駐日記者。一九三八年，范長江參与發起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也象“左聯”一樣，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長邵力子就是中共地下黨徒。范長江則於一九三九年經周恩來介紹在重慶秘密加入共黨。
一九四一年，蔣中正命令逮捕范長江，李濟深卻把他放走了。范長江等人在香港創辦《華商報》，繼續充當共產黨的喉舌。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就不需要這位紅色名記了。“文革”期間，范長江、沈譜夫婦都遭到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范長江就被關押，受盡折磨。一九七零年，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慶祝中共國慶不久，比斯諾小十四歲的范長江就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沈譜用了八年時間，為丈夫的冤死而奔走呼號。一九七八年中共為范長江召開了追悼會，其後，又建立了范長江新聞獎基金會，表彰他的紅色劣跡。
沈鈞儒的大兒子沈謙的兒子沈人驊娶了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的父親，也就是周恩來的三弟周同宇，在“文革”時被周恩來親筆批捕，關了七年。
在王炳南身邊工作了近八年的程遠行與友人一致認為王炳南是共黨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紅色中國外交的創始人之一。在共黨顛覆中華民國的過程中，王炳南做了大量赤化工作，促成了“西安事變”。在重慶時他不僅是周恩來的右手，還是周恩來的耳朵和嘴巴。一九五四年，王炳南擔任中共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秘書長，次年出任波蘭大使。在中共為了獲得民主國家承認的過程中，王炳南又以大使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包括代表中共和美國代表會談，達成了“中美承認在中美兩國願意回國者的返回權利”的協議。一九六四年，王炳南被調回大陸，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但也免不了於一九六六年被打成“國際間諜”，遭到迫害，妻亡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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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違背天理人倫，為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而奮鬥的洋人與華人都沒有好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