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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朱元璋的治國理政看習近平的治國術

2022年10月28日 5:51 PDF版 分享轉發

作者: 澳華

作者前言

人們都說是翻版毛澤東,筆者卻認為習近平是二十一世紀的。當然了,毛澤東也是推崇明太祖的。

為什麼說習近平是現代版呢?因為他們在青少年時間都經歷了社會的動蕩,惡劣的生存環境踐踏了他們的尊嚴,讓他們自卑,多疑,性格扭曲。

朱元璋生活的元代末年,自然災害頻發,賦稅徭役繁重,百姓流離失所。他親自撰寫的《皇陵碑》說:「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餚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雲此去,各度凶荒。兄為我哭,為我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兄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

這樣兇險的環境下,朱元璋為了謀生曾經做過放牛郎,乞丐,盜賊。實在是沒有出路的時候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夥伴湯和本來是讓他一同參加起義軍,可是他覺得做和尚日子也過得去,於是便拒絕了湯和的提議。最後是元軍放火燒了他修行的寺院,他才不得不隨著起義軍揭竿而起,做起了反賊。然而這個投機的行為卻造就了一代梟雄的帝王之路。

食不果腹的生活,動蕩不安的社會和鄉村裡幾千年積淀下來的小農文化深刻地影響了朱元璋的人生和他的執政理念。

生活貧瘠,缺乏教育讓他見識短淺,這一切,都體現在他的治國方略中。

一.經濟上的閉關鎖國。

中國的對外貿易自漢代就很興盛,形成了絲綢之路,到了唐宋時期更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到達了頂峰。宋代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都是從貿易稅收中取得的。

可是到了明代,朱元璋卻實行了海禁。原因是對外開放讓他深感不安。在傳統的鄉村小農經濟中,農民喜歡固守土地,自給自足。他們害怕外部力量的進入會與他們爭奪有限的資源,也害怕外來競爭給他們帶來風險。抑或,農民們擔心外鄉的風俗會改變他們習以為常的那個小小的世界。總之,任何外來的東西都讓他們感到不安。他們傾向於過一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的生活並希望世世代代將這種生活方式延續下去。

大明開國正是這種想法的忠實信徒。他武斷地認為大明帝國物產豐富,用不著靠貿易來獲得財政收入。

在他心裏,禁止出海可以防止倭寇的侵略,也可以有效防範任何勢力內外聯合奪取政權。於是他下令禁止私人出海貿易,「片板不許下海」,違令者處以極刑。這甚至被寫進了《皇明祖訓》,變成了一項基本國策。

這項國策一直延續到了隆慶皇帝,才勉為其難地開放了一個港口,可是還是將絲綢、銅錢、鐵器、硝石、硫磺列入禁品。

制度的僵化讓後世的皇帝未能修正這一失誤,導致大明帝國白白浪費了與歐洲文明接觸的機會,也錯失了貿易收入,國力日漸衰落。

與明太祖相似的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因為擔心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民眾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會破壞他終身制的大計,便不惜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與西方進行貿易戰和意識形態戰爭,鼓吹仇恨,製造危機,並用戰狼外交恐嚇西方國家,使得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脫鉤。

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習近平當局又拋出了經濟內循環的國策,甚至還鼓吹人民經濟,其實質不過是讓中國回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社會,讓中國繼續封閉國門,讓中國人繼續做皇家的順民。

二、重農抑商

在宗法製為政治基礎和小農經濟為經濟基礎的國家裡,國君普遍認為「農為國本」,認為只要國庫有存糧,就不怕一切災荒,戰亂,政權就穩固。而工商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出現在封建統治者看來絕對是洪水猛獸。

這是因為商業和手工業可以吸引大量農民就業,統治者擔心這樣田地便無人耕種,到了飢荒戰亂的年代政府便無法籌措賑災的糧食,容易激起民變,或者無法在戰爭中保證軍糧供應。自戰國起,韓非子、商鞅等人便不遺餘力地宣揚重農抑商。後世又有賈誼等人推波助瀾,農民的社會地位也就遠遠高於商人。

大明的開國皇帝顯然也保存了這樣一份出身農家的優越感。

來源:議報

作者: 澳華

正如習近平在新年講話中深情地說到:「我也是出身農村的……」,這位大明的開國皇帝也不時強調自己「朕本淮右布衣」,還頗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年輕的鄉村生活寫進了《皇明祖訓》,讓後世子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最重要的是,這位太祖皇帝在心底深深地鄙夷商人。他把農業稱為「本」,把商業、手工業稱為「末」,認為「崇本而怯末,則國計可以恆舒」。

因而在他的時代里,法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

甚至在那個時代里人們想要經商都不可能。國家壟斷了鹽茶貿易,商人要申領專賣許可證才能貿易,稱作「鹽引」,「茶引」。經商的稅率也很高,這讓大明朝的民營企業家們走投無路,只好破產轉行。

儘管重農抑商影響了經濟發展,可是作為封建地主階級代言人的朱元璋的想法還是超前地與當今共產主義中國的偉大領袖不謀而合,他也向臣屬們不斷強調:「理政絕不能以經濟效益為出發點,不能滿身銅臭味。」

基於對民營資本的仇恨與忌憚,朱元璋便拿了富可敵國的沈萬三開刀。他先是要沈萬三出資資助國家修長城,然後又要求沈萬三資助都城的修建,儘管沈萬三誠惶誠恐地捐出了真金白銀,最後還是沒能博取皇帝的信任,皇帝反而覺得他富可敵國隨時可以組建軍隊犯上作亂,沈萬三於是因富獲罪坐了大牢,發配邊疆。大明版馬雲落了個「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的結局。

眾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建立在契約精神的基礎上,而契約精神植根于商業。對於一個規則的破壞者,沒有什麼比契約精神更讓其憎恨的了。習青少年時代受到的洗腦教育沒有告訴他資本在社會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他所熟知的就是商人的利潤都是不勞而獲,剝削他人這些破產的共產主義教條。這種骨子裡的鄙視,是中國幾千年小農經濟加上毛澤東時代洗腦的結果,也是習近平不斷打擊民營企業家企圖馴服資本的思想根源。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來,中國民營企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是可怕的。因為這些民營企業掌握著大量的消費者信息,而且有能力為民眾提供表達不同意見的平台,而這些體制外的企業是完全不受控於他的,若不加以整治則必然會與他背道而馳。於是他便清洗了一批民營企業家,阻止中國企業海外融資,還發明了黨支部進入民營企業和進入外資企業這樣令人跌落眼鏡的昏招。

三、明太祖的反腐與禁言

由於忌憚權貴與資本結合動搖自己的絕對皇權,明太祖殺起貪官來決不手軟。

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一案接一案。牽連的官員數以萬計。大明帝國總書記制定了世上最嚴酷的刑法,他諭示:「貪腐者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髮、文身,罪之甚者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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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官員因貪腐被剝了皮。可是貪腐卻越反越重。嚴酷的刑罰只是鼓勵了更多的人誣告異見者,導致冤獄橫行。

不過這也沒關係,大明的總書記自有辦法。他設立了錦衣衛。錦衣衛由皇帝直接指揮,只對皇帝負責,他們名義上是監督官員貪腐瀆職行為,實則負責監視官員的一舉一動,看他們是否忠於皇帝。錦衣衛形同秘密警察,集偵察、審判、動刑於一身,而他們自身的權力卻不受任何人監督,這令各級官員噤若寒蟬,只能以消極怠工,自我審查等手段保全自己。

除此以外,大明帝國總書記深知僅僅靠恐嚇下級官員是不能保證他們忠於自己的。

要長久統治,必須統一思想,征服天下讀書人。他首先把孟子趕出了孔廟,並下令修改《孟子》。

什麼「民貴」、「君輕」的言論必須下架。怎可培養百姓的人權意識呢?

他訓示下屬說:「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就是說,百姓不過是關在籠子里雞鴨豬狗,待養肥了就拿出來吃肉便是了,不需要給他們有尊嚴的生活,有人的待遇。

這種割韭菜的思想顯然被後世的共產中國總書記學以致用,推向極致。

還有那些不肯合作的讀書人,連沉默的權利也是沒有的。蘇州有兩個書生姚叔閏、王諤,被舉薦去當官,他們委婉地拒絕了朝廷的任命,結果落了個斬首抄家的下場。

這樣踐踏讀書人自然引起了知識精英的反感。不過這難不倒大明皇帝,他一句話就剝奪了讀書人的言論自由。:「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

還好當時的中國沒有互聯網這個亡黨亡國的東西,不需要網警出面刪帖封號,為大明省卻了許多維穩費用。

對付讀書人,朱元璋總是不按常理出牌。因為沒有文化,自卑心理作怪,他總是懷疑讀書人諷刺他,因而對一切他看不懂的文字都過敏。杭州儒生徐一夔上《正旦賀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就起了疑心,懷疑臣下用一個「光」字譏諷他曾經是剃光腦袋的禿驢。而「生」字與「僧」字諧音,這不是明擺著看不起他曾經做過和尚嗎?

來源:議報

作者: 澳華

至於「則」字,朱元璋是讀成「賊」的,他覺得這是臣下看扁他的盜賊出身,於是大興文字獄,殺光了優秀的讀書人。

習近平的反腐也師承朱元璋,由於腐敗在中國很普遍,所有官員都可能是反腐對象,這給了習近一個進行政治清洗的絕佳借口。

他先是清洗了自己政治上的潛在對手,然後又將反腐擴散到下層官員。官場上就此人人自危,據說十年間他處理的省部級官員500多名,500萬黨員接受了審查,63萬基層幹部受到懲處。

可是他的反腐並沒有觸及自己的親信,2016年泄露的巴拿馬文件顯示,他的親信無一不在外國擁有巨額資產,可是卻並沒有受到任何清剿

而他的禁言比明太祖的範圍又廣泛了許多。有了科技做後盾,他的錦衣衛可以對全社會實現全方位無死角監控,朱元璋若復活只怕會嘆息自己早生了許多年。

四、君權與相權

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在專制社會中貫穿始終,因為相權是對君權的一種節制。在古代社會的大多數時間里,皇帝都能由宰相去行使行政權,管理國家日常事務。但歷代帝王又都對相權有著本能的防範與忌憚,害怕宰相威望高於君主,有篡權的可能。這個千年難題卻難不倒大明朝的偉大舵手,他開創了新時代特色,用創造性思維解決了這個問題。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殺了宰相胡惟庸,進而取消宰相制。他的御旨中說道:「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這段話的意思是大明從此不要宰相,設立五府,六部,督查院等機構分散權力,各管一攤,而這些機構的總負責人都是皇帝。一句話,就是皇帝大權獨攬,全部包干。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黨的「領導核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總司令、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都是我——萬能主席。

國家總理?給我擦鞋去吧!

另外,通過軍事制度改革,朱元璋將徐達等人兵權卸下,這就等同於今天「權力歸攏軍委,取消七大軍區和加大軍紀委權力」的局面,於是朱元璋大權獨攬,睥睨寰宇。

以大明開國皇帝氣吞山河的魄力,才不怕老人干政。在他的治下沒有「刑不上常委」的說法。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臣也早就命歸西天。藍玉,李善長,胡惟庸……威風赫赫的明太祖太清楚拿到軍權才是真正的帝王的道理。

所以他殺起功臣來真是眼都不眨,無論軍功多大,無論誰提攜過他,老子已經是皇帝,不是當年放牛娃。

五、社會流氓

朱元璋出身低微,在夾縫中求生存,深知沒有厚黑學就不能發達。

在他的統治下,中國社會全面流氓化。

朱元璋是一個喜歡任用親族的人。任何進言者膽敢規勸他節制皇族的權力都會被處死。這就造成了許多底層官員仰仗著專制皇權做後盾,欺負壓榨商人,業者和農民的現象,百姓膽敢上訪維權官府便會動用衙役關押毆打百姓,地方政府貪腐盛行,買官賣官普遍,官員普遍不作為。這些行為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這種警察治國的恐怖統治進一步侵害了中國人的道德領域,讓中國人變成了自私自利,奴性十足,沒有原則,誣告成風,崇拜權力的民族。

明代的造假也十分猖獗。不但偽造文物、古董、連銀子都可以造假,而且造假工藝都十分高超,造假之風歷代罕見,人們驅逐利益,不再顧及廉恥與道德,這個時代娼妓業也達到了頂峰,朱元璋甚至親自為國立大妓院寫了對聯慶賀其開業之喜。

今天,在史料和明代文藝作品中還可以找到這些歷史的影子。

當然了,無論明太祖怎樣威風也不能和今天的紅太祖同日而語。他最多只是國內撒撒潑而已,而今天的太祖皇帝毫不羞怯地將流氓精神發揮到了應付國際關係上,中國可以大言不慚地說病毒是美國製造,營救就綁架加拿大外交官,曼徹斯特領事館可以公開打人還要和英國交涉……起源於明太祖的「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哲學被今天的太祖皇帝無限發揚光大。

可是歷史總是具有諷刺意義。朱元璋這個特立獨行的大國強君,他治下的大明卻是中國開始衰落的時代。閉關鎖國讓中國失去了近代化的機會,腐敗專製造成了官僚系統的癱瘓,讓關外的異族有機會得以統治,把中國推向了更加專制的深淵。

來源: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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