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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那年那月，我們恃強凌弱，還覺得是伸張正義
我記得自己上高一的時候，曾經和十來個同學興緻勃勃地加入到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列之中。我們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埋伏在小鎮的集市裡，分別藏身在街角和電線杆的後面，像是獵狗在等待獵物的出現。一旦發現有人在偷偷出賣油票，立刻撲上去，將那個投機倒把分子擒獲，收繳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將他押解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1970年代……我們生活在定量供應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糧票，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糧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兩油票。
在那個時代，購買糧食時付了錢還要付糧票，購買豬肉和菜油也是同時需要支付錢、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
還有布票，我們要用錢和布票去布店購買布料，然後到裁縫那裡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為了省錢，自己動手縫製衣服。
我們需要精打細算，每天吃九兩米飯，每周吃幾片豬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個月的生活不會出現透支。
我們這一代是從既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生活里成長起來，當我們這一代人回憶起童年時期什麼最美好，我們的記憶竟然驚人的相似，都是過去曾經吃到過什麼好吃的。除了吃，我們幾乎沒有其他的美好記憶。
當時，城鎮居民儘管省吃儉用，也很難有所結餘。於是人們經常在暗地裡偷偷花錢購買糧票和油票，以此維持生計。
在我的家鄉，農民手中會有一些富餘的油票，他們將田裡油菜籽收集起來後上交給國營的榨油廠，國家會補貼他們一些油票。這些數量微薄的油票，是當時農民很重要的額外收入。
貧窮的農民為了籌錢治病，或者為了籌辦婚禮等，會來到城裡悄悄出賣他們手中的油票。在那個公有制的時代里，這樣的行為就是投機倒把。
我記得自己上高一的時候，曾經和十來個同學興緻勃勃地加入到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列之中。
我們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埋伏在小鎮的集市裡，分別藏身在街角和電線杆的後面，像是獵狗在等待獵物的出現。一旦發現有人在偷偷出賣油票，立刻撲上去，將那個投機倒把分子擒獲，收繳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將他押解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我們恃強凌弱，以此為樂，還覺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張正義。
雖然戰果累累，可是抓獲的投機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農民，繳獲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這些農民不敢抵抗，他們做賊心虛似的，覺得自己是在做壞事，他們唯一的反應就是眼淚汪汪地看著自己的油票被沒收。
輝煌的戰例只有一次，我們抓獲了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農民。這個人個子比我們高出一頭，身體像我們兩個人加起來一樣寬。我們撲上去的時候，他奮力反擊。他右手捏緊拳頭，當然他不敢揮拳打我們，他知道一旦打了我們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將我們推開后奪路而逃。
這是我們遇到的最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點讓他逃脫。多虧我們人多勢眾，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有幾個同學手中還舉著磚塊，將他砸得滿臉是血，把他摁倒在地。這時他右手仍然緊握拳頭，左手還在努力推開我們。
我們知道他的右手裡會有油票，我們怎麼使勁，也無法掰開他的手指。兩個同學將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個同學用磚塊擊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鮮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頭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後，我們看到幾張沾上血跡的油票，數了一下剛好是一斤。
我們把他押送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后，又從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這是繳獲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國流行的話來說，是屬於大案要案。
在審問的時候，他一邊用沒有受傷的左手擦著臉上的血跡，一邊交代自己的投機倒把罪行。他是為了籌措自己婚禮的錢，向親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們一家人省下來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經半年沒有吃過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飯時只是將蔬菜在鹽水裡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個凌晨，在我此刻的回憶里觸目驚心。我們這些中學生笑聲朗朗地喜慶輝煌戰果，而這個傷痕纍纍的年輕農民，卻在苦澀地講述自己的簡單經歷。
由於他是初犯，對他的處罰只是沒收這十二斤油票，再讓他寫下一份保證書，保證以後堅決不做投機倒把的壞事。
他受傷的右手在寫下保證書的時候顫顫巍巍，不知道是因為手指的疼痛，還是因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書寫的白紙上，保證書成為了一份血書。
他被釋放后，我們這些意猶未盡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鎮清晨的街道上不斷訓斥他。我們是為了炫耀自己而訓斥他，我們重複說著他被繳獲的十二斤油票，過路的人聽到這個數目后，個個驚得目瞪口呆。
他在我們響亮的叫嚷聲里一聲不吭地向前走去，我們看到他淚流滿面，旁若無人的淚流滿面。他不時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淚水，手的疼痛又不時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
我們一直走出小鎮，才站住腳，嬉笑地喊叫著訓斥他的話，看著他沿著鄉村的小路漸漸走遠。他在初升的太陽下走去，受傷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帶著內心的迷惘，還有滿臉的血跡和滿臉的淚水，走在漫長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滿懷心酸和負罪感地寫下這些。我不知道這位善良的年輕農民後來是否如期結婚？不知道他後來如何艱難地償還借來的九斤油票？
我清晰地記得，當時我們用磚塊擊打他的頭部時，他克制了自己的憤怒，沒有使用拳頭還擊，仍然只是用手掌推開我們。
中國社會的劇變之後，過去的投機倒把分子變成了現在的小商小販。城市裡的失業者和農村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下去，這是人的最基本的願望，在城市裡到處擺攤或者沿街叫賣。
在地方官員的眼中，這些攤販的四處出現，破壞了城市形象，也破壞了「和諧社會」。
我已經習慣這樣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橋上，一群一夥的攤販蹲在地上叫賣他們廉價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聲「城管來啦」，這些攤販迅速捲起地上的物品蜂擁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們這些中學生沒收農民的油票那樣，現在的城管隊員對付小商小販的手段沒有進化，也是沒收他們叫賣的物品。當然現在城管隊員的成果是我們那時候望塵莫及的，現在城管沒收的很多物品是我們那時候從未見過的。
幾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個地鐵出口附近的時候，經常看到很多無照經營的三輪車夫，他們蹬著三輪車接送客人。同時也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城管的卡車上堆滿了沒收的三輪車凱旋而歸。
我見到過幾個傷心的三輪車夫，他們都是動用家裡所有的錢或者向親友們借了錢才購買了三輪車，賣力蹬車來養家糊口，還要供孩子上學。
在炎熱的夏天裡他們揮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風裡也是渾身汗水。當他們賴以生存的三輪車被城管沒收以後，他們生活的前景也被沒收了。
身處歷史的夾層中，七十年代不聲不響，鮮有光亮降臨。但其實，無論是物質的九十年代，還是詩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於七十年代。
在那個年代里，有創辦《今天》的北島、偷聽敵台的阿城、「偷書」的朱正琳，畫《西藏記憶》的陳丹青、「太陽縱隊」的張郎郎、地下讀書沙龍的徐浩淵、工人蔡翔、農民高默波和閻連科……
因為正是這批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人，主導了八、九十年代方向的浪潮，直到今天，他們仍是中國社會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謂「八十年代開花，九十年代結果，什麼事都醞釀於七十年代」。
來源：日月紅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