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賦人權的守護者: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潘恩
2012-11-15 13:52 來源: 十方論壇 作者: 雲河月

托馬斯?潘恩
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潘恩不僅是「美利堅合眾國」這一國名的提出者,而且是美國與法國這兩個國家的民主革命的推動者,更重要的是天賦人權這一理念的守護者。
美國獨立戰爭打響之後,當時的北美人並未下定革命的決心。正如這些年有人散布的「總書記仁慈,政法委暴虐」的觀點,「國王仁慈,議會暴虐」的看法當時不僅在民間,甚至在軍隊中都很普遍。第一屆大陸會議的宣言猶在宣稱完全忠於王室,依附大不列顛。在華盛頓坐首席的軍官餐廳里,每天晚上都要為英王的健康乾杯。大多數北美人依然認為,這時從英國獨立出去建立共和國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無異於讓歷史上那些混亂、滅亡的慘劇在北美重演——遠如古羅馬,近如波蘭。只有少數先進分子如本傑明?羅什、約翰?亞當斯等人看到了戰爭的前景是獨立,獨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們為種種現實利益所限,又不敢公開呼籲。可是戰爭卻在每天每夜、每時每刻地進行著,因此就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局面:戰爭在持續,但戰爭的前景卻模糊不清。可以說當時的北美大陸只有戰爭,沒有革命。就在這一關鍵時刻,來自英國的潘恩的發表了他的《常識》,從此這場戰爭才獲得近代意義的革命內容和劃時代的歷史地位。
1776年1月,潘恩《常識》出版。他不僅呼籲獨立,而且還喊出了共和的新口號:「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以這一口號為標誌,獨立戰爭的內涵獲得了嶄新的涵義。北美人民從此意識到肩負的歷史使命:他們不僅僅是為十三州本土而戰,而是為開創共和政體而戰,為民主革命的新時代而戰。這樣,長期糾纏不清的獨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論爭就此結束,戰爭的前景迅速廓清。
《常識》一出,震聾發聵,猶如劃破黑夜的槍聲。不出三個月,發行12萬冊。總銷售量達50萬冊。當時200萬北美居民中幾乎每一個成年男子都讀過或者聽過別人談這本小冊子。《常識》流傳之廣,今天的讀者難以想象。當時在許多鄉村茅舍,如有幸擁有一本藏書,那自然是《聖經》,可是如果擁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識》。在許多大陸軍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讀得皺巴巴的《常識》。一家英國報紙驚嘆:「《常識》無人不讀。凡讀過這本書的人都改變了態度,哪怕是一小時之前,他還是一個強烈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華盛頓曾承認這本書在「很多人心裏,包括他自己在內,引起了一種巨大的變化」;《常識》一書還為《獨立宣言》鋪平了道路。歷史學家們發現,在《獨立宣言》中強調的那些民主原則早已為《常識》以更酣暢淋漓的語調闡述過。《獨立宣言》作者也曾坦率承認,他引用過《常識》,並對此「引以為榮」。
潘恩《常識》並不是具體評論北美與母國的關係,而是分析人類組建政府的各項原則,抨擊包括英國制度在內的各種君權制、世襲制。潘恩一再強調:《常識》中有關共和政體的觀點要比呼籲獨立的那些論述更有價值。他後來寫道:「美國的獨立如果不曾伴隨一場對政府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單從它脫離英國這一點來考慮,那就微不足道」「我本人對它就不會有這樣經久不息的熱情。獨立之後,繼續前進,建立具有示範意義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寫作時考慮的首要原則」。潘恩把獨立與共和聯繫在一起,把一個區域性的民族戰爭和民主革命聯繫在一起,把北美獨立戰爭推上了那個時代的巔峰,為後來的法國革命奠定了實踐典範。
《常識》出版后,潘恩投筆從戎,加入格林將軍的志願部隊,上前線作戰。1776年8月,英軍在長島登陸,繼而佔領紐約。美軍一退再退,士氣低落,紀律潰壞,幾至瓦解。戰局危急,國運維艱之際,潘恩應華盛頓請求,又一次拿起了他鼓舞人心的利筆,在行軍旅次中,以《危機》為題,連續寫作多篇戰鬥檄文。1776年聖誕夜特侖屯戰役前,華盛頓命人于軍前朗讀潘恩的《危機》,士氣大振,於是挾此士氣一舉渡河,大勝英軍,從絕境中挽救了美國革命。
潘恩曾寫道:「這是磨鍊人的靈魂的時候,能共享安樂,而不可共患難的人,在這場危機中將在為國服務中退縮,可是現在能夠抗住的人,應該受到男男女女的熱愛和感謝。暴政同地獄一樣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們可以此安慰自己:鬥爭越艱苦,得來的勝利越光榮;得來的勝利越便宜,贏得的尊敬就越小」。
法國大革命爆發后遭到保守派的口誅筆伐,回到故鄉英國的潘恩再次以筆為劍,投身革命。他在倫敦出版《人權論》,激烈抨擊柏克的《法國革命感言錄》,引起海峽兩岸輿論界的轟動,為法國《人權宣言》之先聲。《人權論》一書是潘恩對法國大革命的最大貢獻,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它並沒有局限於逐條批駁柏克的論點,而是把英國十七世紀革命和美國、法國的十八世紀革命相比,強調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先進性,以及這兩場革命之間的內在的血緣聯繫,鞭笞英國革命,尤其是1688年光榮革命的保守性。他使讀者看到,他和柏克的分歧,不是兩個人的論爭,而是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對話,是人權與君權的對話,是生者與死者的對話,是新世紀與舊時代的對話。他不是一般地闡述法國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一個比柏克視野遠為廣闊的背景上,突出勾勒法國革命的劃時代意義。
《人權論》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衝破了當時籠罩于整個西方思想界對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的迷信,深入骨髓地批判了這一政體,給當時還處於摸索狀態的法國革命指明了共和主義的嶄新方向。在這之前,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伏爾泰、孟德斯塢、狄德羅等一直在教誨人民追隨英國榜樣。盧梭雖然提出了共和制理想,但由於他片面否定代議制,崇尚直接民主制。結果卻把這一理想封閉在小國寡民的範圍內,封死了在大國範圍內加以實現的可能。《人權論》一書超越了他們的這些局限。它在批判英國政體之後,向法國人民詳細解釋了美國共和政體試驗成功的經驗,即拋棄盧梭的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把代議制同民主制結合起來,獲得一種能容納和聯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領土與不同數量的人口的政府體制」——近代共和政體。潘恩說,這一政體已在比英國本土大十倍的美國試驗成功,法國人沒有必要繼續猶豫觀望了。他們既不必迷信英國政體,也不必為盧梭式的難題所困惑,應該起而仿效美國,建立大國共和政體。
《人權論》一書在法國激起的反響一如當年《常識》在美國激起的反響。各種政治性俱樂部以自己的經費在窮人中散發了3000餘冊。羅伯斯庇爾在他自己創辦的專政刊物《憲章捍衛者》1792年6月號摘要轉載了《人權論》,熱情稱讚潘恩「是一個人類權力最雄辯的辯護者」。法國議會授予潘恩榮譽國籍。加萊、索姆、多姆和瓦茲四郡不約而同都選舉潘恩為他們在國民公會中的代表。加萊還特意派了一位官員去英國通知這位外籍議員已光榮當選,並寫信相邀,熱烈呼喚這個「人民之友」去和他們一起共圖大舉。後來的史實證明,《人權論》對法國革命轉變方向起了巨大作用。
《人權論》出版,對英國思想界的意義難以估量。一位西方學者認為:「發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間的這場大辯論,可能是英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意識形態論戰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場論戰」。到1793年底,《人權論》已銷售或免費散發了大約20萬份。以持論嚴謹著稱的英國《年鑒》雜誌也承認:「對這本書的熱情是無法形容的。它被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閱讀,特別是在那些大工業城市,無論是英格蘭還是蘇格蘭都是如此”。在設菲爾德,磨刀匠用下列新詞填進國歌,走街串巷吟唱:
「上帝保佑偉大的托馬斯?潘恩,他的《人權論》照亮了每一個人的靈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運。他給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確實,與其說潘恩是一個英國人、美國人或法國人,更不如說他是一個天生的世界公民,天賦人權這一理念的終生守護者。潘恩在法國參与起草了著名的《人權宣言》與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他熱切地希望法國成為整個歐洲的表率與代言人,「她應該為所有民族講話,而不僅僅是為了自己」。他還寫下了《理性時代》一書,書中反對基督教會的教條,主張理性和自由思考,公開宣稱「我相信一個上帝,沒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猶太教會、羅馬教會、希臘教會、土耳其教會、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會所宣布的信條。我自己的頭腦就是我自己的教會。」
唐代文學家韓愈說過,「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潘恩其人,可謂「得其道而不敢獨善其身者」,故上天「尤擇其善鳴者假之鳴」。作為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潘恩曾先後擔任過大陸會議外交委員會秘書、法國國會議員等高位。就連拿破崙都曾訪問並宴請過他,並親口對潘恩說:在他枕頭下總有一本《人權論》,每晚睡前必讀。這位後來的法國皇帝甚至還說:「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應為潘恩樹立起一座金質雕像」。若潘恩能隨波逐流,與時俱進,高官厚祿唾手可得。然而潘恩的擇善固執讓他昔日那些位高權重的朋友紛紛離他而去。潘恩究竟為誰而鳴?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這個世界,為全人類而鳴。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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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外鄉人而在美國揭露同事假公濟私的潘恩被新貴們趕出政府,成為失業者。《人權論》引發的巨大影響觸動了英國權貴,令潘恩險遭殺身之禍。在祖國英國,潘恩受到缺席審判,被宣布不受法律保護,他的作品也被禁。在法國擔任國會議員期間,正直敢言的潘恩得罪了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山嶽黨,遭陷害鋃鐺下獄,險些被昔日的革命同志送上斷頭台。而他曾為之奮鬥而建立的美國從總統到大使都對這位開國元勛的不幸落難袖手旁觀,直到換了門羅擔任駐法大使才把病倒在獄中的潘恩營救出來。回到美國之後,因曾寫書抨擊教會思想專制的潘恩又被眾人視為不敬上帝而遭冷遇、孤立甚至槍擊。晚景凄涼的潘恩最後在貧病無依中死去,葬禮門庭冷落,就連遺骸也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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