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背上那沉重的年
2013-02-18 08:32 來源: 凱迪社區 作者: 菁菁遠山
我的童年是在「繼續革命」的年代中度過的,如果把童年比做一本「小人書」的話,那麼困苦和封閉則構成了我這本「小人書」的底色,而在這斑駁混沌的景緻中,關於年的印痕卻異常清晰,它毫無疑問地佔據了絕大部分篇幅,並成為所有敘事的基調和主線。在閑暇時,每當我用思維翻看這部書時,年的意象就突兀而出,它攪和著孩子們難得的快活和父母們道不盡的辛酸,直到讓你眼角濕潤不忍卒讀。
我的老家深居於醫巫閭山中段的狹長的溝谷中,這裏曾是塞外荒徼,明清時代的柳條邊緣山而過,至今殘垣依稀,烽燧尚在。我們那個由30來戶人家組成的聚落就七零八落地分散在山前溝沿的開闊地上,但我家卻偏向一隅,在這個東西走向的溝谷偏北方向,有一個與其呈垂直方向的小山窩,100多年前祖輩從遙遠的關外一路跋涉,不知怎麼就看中了這個地方,從此在這裏一共生活繁衍了7代人,我算是在這裏生活的第6代了。5年前由於父母相繼離世,這裏從此也就再沒有了人煙,但這裏的晨露晚霞與狗吠雞鳴卻永遠封存到我的心底,而在不經意間,眼前經常會浮現出那裊裊的炊煙和母親疲憊的身影。
「不知荒徼外,何處有人家?」祖輩們不遠萬里投身於這窮山瘠地倒是無奈,畢竟當時的山東兵荒馬亂,到這裏還有生的希望,自然也就「慌不擇地」。就是這樣,這個當初僅有幾戶人家的山溝里最後發展到30多戶100多口人。我記事時,「一大二公」的時期已經過去,但「資本主義尾巴」還是不允許露出太長的,所有人在集體勞動之外,家裡允許有幾分地來種菜,也允許養一頭豬和少量的家禽。當時,「從雞屁股里摳出油鹽醬醋和穿戴」並非誇張,而且就是彼時真實的生活。整個村子不足300畝地,農民們勞作了一年,最後還不得不吃「返銷糧」,而且這返回來的糧食如何是可想而知的。現在想起來,真不知道母親是如何在這個環境中將我們大大小小7個孩子帶大的,如果不是設身處地你簡直可以將其視為奇迹。
印象中童年的食物就是吃不完的玉米面和高糧米,但能夠吃飽也就算是個好日子了。那時鄉下沒有什麼副食的概念,但家家都有一個現在看來非常誇張的醬缸,而哪家的醬做的好吃往往成了一種富足的標誌了。當然,通常這樣的人家都能「化腐朽為神奇」,別人不在意的東西往往成為他們餐桌上可口的菜肴。母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但這背後究竟隱藏了她多少的辛酸和苦痛,卻是我們當時絲毫沒有覺察到的。母親就象一個旋轉的陀螺,一生中從來沒有停下來過。
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困窘的年代,父母們似乎就是在拚過年,當孩子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這快樂的時光后,他們馬上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奔波勞碌,絲毫不敢有任何的馬虎,否則下一個年就會沒有足夠的東西來操辦,那麼他們在情感上將會倍受煎熬的。其實,孩子們這個短暫的快樂,在那個時代於他們而言又是多麼的艱難和沉重,這是當時的城裡人無法想象的。
那個時代的大山裡,儘管人們平時節衣縮食,但過年的時候誰家也不將就,這是農家最大的臉面。父母們辛勞一年日積月累,每到過年則從不吝惜,而辛勞的成果大部分則變成了孩子們身上的衣服、口中的美食和手中的鞭炮,母親常說:「過日子就是過孩子」。其實,在那個時代,母親不斷地勞作,她最害怕的就是我們缺吃少穿。不僅如此,她還時刻地想讓我們生活的更體面一點,這也導致她的身體被嚴重透支,已至於年長時雙腳整日的酸疼不止,在她生命的最後10年中,這個病一直在折磨著她,直到肌肉萎縮得不能走路。
有我的印象中,母親很少流過眼淚,但有一次卻是例外。那一年我約么7、8歲的樣子,母親起了個大早去10裡外的集市趕集。那時家裡養了20多隻母雞,這成了全家平時的生活花銷的來源,母親是積攢了10多天的雞蛋準備到集市上換成錢的,但當時正值全國號召趕「社會主義大集」的風頭,這種行為是嚴格禁止的。因此,她在半路上遭到了公社民兵們的圍堵,母親慌不擇路跑進河溝摔倒,這一籃子雞蛋也就全部「報銷」了。那天母親回來的很早,他的身上髒兮兮的,直說自己不中用,後來突然哭出聲來,但片刻又止住了,她不想在我們面前展示出軟弱的一面。
在那個缺米少鹽的年代,儘管窮的捉襟見肘,但每逢過年,人們都不忘記這樣一件事情,就是要買一張嶄新的「主席像」裱糊在牆上,這也是那時全國人民的「規定動作」。彼時已經無神可拜,眾神已經都被他老人家打成牛鬼蛇神了。由此看來,當時匱乏的並不僅局限在物質的層面,就連一向固守傳統的鄉村也被抽去了它精神的內核,成了一個面目全非的怪物,以致今天也無法找回它失去的靈魂。
鄉村人相信命運,他們往往把自己的不幸歸為自身命運的不濟。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正確的,但要轉變一下說法。倘若說他們命運不濟,唯一的邏輯只能是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地方,「誰讓你不幸生在那個地方和那個時代?」但這卻是無法選擇的,人民往往生活在淫威下而不自知,卻將施暴者當「偉人」供奉起來,這才是一切悲劇的源頭。由此看來,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最能忍耐的民族,它有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人民。
文貫中說:「在上世紀70年代末,經濟學家董輔礽跟外國友人交流,我作為翻譯在場。他說人民公社其實就是農奴制,我很猶豫能不能直翻,他說『你儘管翻譯,沒事。』外國人第一次聽也以為聽錯了,我又再複述了一次。他覺得一個中國人這樣說很令人驚奇,馬上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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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想到母親,我就回想起文貫中的這句話,心裏總是有一種難以表達的情感湧上心頭,這是一種錐心的痛與刻骨的恨混雜在一起的情緒,它無法表達但卻難以排遣,每逢春節之時愈顯強烈。當然,母親只是有著相似命運的眾多母親中的一員,她們早已經帶著受傷的靈魂離開了這個悲慘的世界,那麼誰為這罪惡買單,誰又應該為她們懺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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