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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中蘇戰爭危機始末(4/4):危機消散

2017年05月28日 6:33 PDF版 分享轉發

來源: 之春 作者: 宋征

「真的要打仗了」的緊張氣氛籠罩中國。9月27日林彪出席北部地區作戰會議,他講:「蘇聯設在外蒙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北京)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當前,戰備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衡量一切、檢查一切。」9月30日林彪視察空軍所屬的北京南苑機場,他對眾將領說:「這個仗(中蘇大戰)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的,但一定要作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

10月1日,三大喉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社論突出地強調戰備,中國的戰備氛圍迅速白熱化。10月7日「中央軍委」命令全國各地立即設置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警報系統,要求軍隊的各級司令部和各省市防空領導機構晝夜上崗值班,保證及時地接收和發出警報。10月9-10日林彪率吳法憲、鄭維山、閻仲川等人到中國北部的張家口地區勘察地形和視察部隊。在已經相當寒冷的張家口,林彪再次提出:「突出政治要堅定不移。但什麼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戰備就是政治。在當前,搞好戰備就是最大的政治。」事實上,這不是協商,也不是要求,而是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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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經批准,林彪這一指示作為動員號令,向全國發出。回到北京后,林彪受毛澤東委託召集政治局會議,連續用幾天時間,細緻制定在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時的具體措施。10月14日林彪召集北京軍區將領們部署加強北京以北區域的防禦。他指示「中央軍委辦事組」執行了一系列軍事部署、部隊的調動和擴編。迄今,眾多「」研究者們雖然對林彪在「文革」中的政治行為爭論不休,但一致同意「林彪抓戰備是認真的」。

10月份,中國部署中國北部地區兵力有:北京軍區的8個野戰軍(第24、27、28、38、63、65、66、69軍)和4個師,瀋陽軍區的6個野戰軍(第16、23、39、40、46、64軍)和4個坦克師,蘭州軍區的2個野戰軍(第19、21軍)和1個坦克師,還有新疆軍區的8個步兵師。總計16個野戰軍、9個坦克師、8個步兵師,以及東北地區、地區的地方部隊約二十個步兵師,組成戰略防禦體系。這些兵力約佔中共陸軍總數的一半。

除此,還有作為支援的部隊:武漢軍區3個野戰軍和1個坦克師,濟南軍區3個野戰軍和1個坦克師,而全軍預備炮兵師和高炮師也大多數集中在中國北部。按照中方的防禦計劃,如果駐蒙古國的蘇軍合成兵團取道內蒙古進攻北京,中方首先的犧牲品將是內蒙古的十萬地方部隊和三十萬當地民兵、以及六十萬「上山下鄉」到內蒙古的知識青年。在這些犧牲品後面,一線排開布防在中國內蒙古地區、山西省北部、省北部的七個野戰軍是正面抵抗蘇軍進攻的防線,另配有山西、河北的五十萬民兵。該防線西側翼有第63軍守備山西太原、防禦蘇軍經太原直搗北京;防線東側翼有第66軍駐守天津防備蘇軍從渤海登陸突擊北京。北京附近則部署了中國僅有的一支「摩托化」部隊第38軍,以便最後一戰。但是,即使北京有了如此龐大兵力的團團護衛,設若15萬駐蒙古國的蘇軍果真行動,那麼中共部署在內蒙古-北京地帶的百萬部隊還是無法承當蘇軍以鋼鐵洪流式的大縱深和高速度的立體進攻,數天之內蘇軍兵臨北京城下是完全可能的。除此之外,毛澤東更為恐懼的是蘇聯的核打擊。毛當然明白蘇聯若打擊中國核設施,便打中了中國要害,而中方並沒有核反擊的能力——所謂的中蘇「核對峙」根本不曾存在過。

1969年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預定在北京開始,在那個日子來臨之前,恐慌蘇聯實施突然襲擊的氣氛瀰漫著中國,全國進入「戰爭前夜」狀態。這時毛澤東明確道出他對核攻擊的擔憂,他說:「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會炸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10月15日毛澤東命令疏散在北京的「老幹部」,指定由興具體承辦。當天10月15日下午,毛澤東先行乘專列離開北京,直奔武昌。此前毛澤東已在外地疏散了四個月,中蘇戰爭危險消散后他返回北京,他在中南海僅僅住了22天,中蘇戰爭危險忽然升級為核戰爭,他不得不再次自我疏散到中國南方,直至翌年4月11日才返京。這神一般的「偉大領袖」現在簡直是東躲西藏了,再次展示出他夸夸其談的「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自信與尊嚴,並非真實。

周恩來留在北京處理政務。10月17日上午周恩來向「老幹部」們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緊急疏散他們的決定,宣布已給每個人都指定了去處,由中央警衛部隊分別帶走,諸人之間不準互相打聽去向,已被「打倒」者也要押送到內地繼續關押。在其後的兩天里,朱德、葉劍英、董必武等人被帶往廣東,陳雲、王震等人被帶往江西,聶榮臻、陳毅被帶往河北,徐向前等人被帶往河南。劉少奇被遣送河南開封,鄧小平被遣送江西,陶鑄被遣送安徽合肥。不久,劉少奇、陶鑄分別死於遣送地。與此同時,中國各城市也進行了與「下鄉落戶」結合在一起的人口疏散,數百萬名城鎮居民被送往農村。這樣,中國戰備由白熱化轉為恐慌化,珍寶島衝突的後續效應越發嚴重了。10月20日,周恩來與黃永勝一起轉移到北京西山的地下工事指揮部里。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的工作台曆,記錄著他的工作日程,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的四個月時間,記錄空白。這表明周恩來直到翌年2月,他才回到了「西花廳」辦公室。

在蘇州,10月18日林彪發布了後來被稱為「林副主席第一號命令」的軍事指示。18日下午5時許林彪口述了給黃永勝的「六條命令」,要求全軍進入緊急防禦狀態、軍事指揮班子進入戰時位置、疏散「三北」地區的部隊和坦克飛機和火炮。8時許,葉群用電話向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報告了林彪的軍事指示,毛澤東並無異議。當夜在北京,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在文字整理「六條命令」時,加上了一個編號標題「林副主席的第一號命令」,于深夜時分送黃永勝審查,但被黃的秘書告知黃永勝已服安眠藥睡下,不宜打擾。此時閻仲川認為時間緊迫,不容延誤,遂自主決定向全軍傳達。林彪當時對此一無所知。

據汪東興說,林彪的「第一號命令」書面文件在第二天傳送給周恩來,周恩來批示「請主席閱」。汪東興拿給毛澤東看,毛同意全軍立即執行林彪的「第一號命令」,但似有不悅,用火柴點燃了該文件。汪東興只保留了那個裝文件的信封。這可能表明毛澤東對「林副主席的第一號命令」這個標題有所不滿,但毛沒有與林彪進行溝通。當晚周恩來向汪東興探聽毛澤東對「第一號命令」的反應,汪說:「毛主席看后給燒了。」周驚詫地問:「燒了?」汪答:「主席看后不高興,自己就燒了。」周聽到這裏就再沒有說話。後來周恩來卻把這「燒掉」情況悄悄轉告了林彪。由此可知周恩來一直在緊密窺探毛澤東和林彪,他煞費苦心。

林彪發出「第一號令」后,10月19日中國全軍進入「一級緊急戰備」狀態,共疏散95個師、4,100架飛機和600餘艘艦艇。中國北部有94萬部隊離開兵營進入野外。據一個當年在中國北部第69軍的士兵回憶的情況是,那時軍隊接到的命令是「一級緊急備戰」,但是部隊並沒有進入真正的「準備開戰」狀態。在林彪的「第一號命令」下達后,第69軍進入了大同市以北的丘陵地帶,以營、連為單位分成許多支隊伍,疏散,挖掩體,部隊沒有配發彈藥,官兵沒有戰爭來臨的緊迫感。但這不可能是第69軍的擅自行為,說明了軍事指揮系統實際上並不認為蘇聯會發起全面進攻。

在「一級緊急備戰」那些日子里,中蘇邊界平靜如常,然而在中國內地各城市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緊急疏散和多次的防空演習,處於臨戰狀態。中國的行動引起周邊其他國家的迷惑不解,在東亞地區的蘇軍、美軍和台灣軍隊相繼進入了短暫的戒備狀態。林彪的秘書說:「林彪平時在中午12點之前開始午休,但10月20日那天他堅持要等到蘇聯代表團從飛機上走下來。他懷疑蘇聯飛機不是運載談判代表團的,可能是攜帶核彈的不祥之客。他吩咐探明蘇聯飛機是什麼時候從蘇聯起飛、何時飛近北京。我是一步一報,不厭其煩。直到中午過後,他聽到我轉報北京傳來蘇聯飛機降落的最後一次報告:情況正常。林彪這才肯去休息。」是日,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中蘇之間的談判雖然不會有明確的結局,但邊界上雙方軍隊不再互相射擊,雙方都不再進入有爭議的邊界地帶。從此林彪對於「一級緊急戰備」不再過問。而且,林彪竟然忘記了中國北部還有百萬兵員在野外疏散、風餐露宿。10月23日「中央軍委辦事組」臨時指示各軍區軍種,「疏散出去的部隊,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天氣轉冷,疏散的部隊不要露營,要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資保障」等等。直到年底隆冬,各軍區紛紛來電請示部隊是否可以停止疏散回營房,林彪卻不解:「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疏散呢?」秘書只好解釋道:「部隊疏散是根據首長(林彪)的命令。首長不發布新指示,各軍區自己不好作出部隊回營房的決定。」林彪總算明白了:「你給黃永勝打個電話,我看部隊可以停止疏散了。」自此中蘇戰爭危機雲消霧散。但直到1970年,中國的戰備氣氛仍然濃厚,戰備被納入全國日常工作,常備不懈地運行,也被當成帶動其它各項工作中的「綱」,直到1971年才逐漸鬆弛。疏散到農村的城鎮居民也陸續返城。此後,中蘇邊界一直相安無事。

事實上,中蘇兩國在國家利益上毫不存在打仗的必要。中國人在忙於「文革」,俄國人在忙於爭霸全球。對於一個外國(中國)的內部糾紛,亦即「文革」越來越深化的內鬥和混戰,俄國人樂見其成,並不打算介入,更沒有出兵攻打的必要。在兩國最高獨裁者的意願上,「毛澤東害怕的是:如果蘇聯發動軍事進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他的統治都可能被推翻」;勃烈日涅夫的擔憂是戰爭會打亂蘇聯的宏圖。兩人在各忙各自的事情,誰也不願意放下自己的事業,去打一場莫名其妙的中蘇戰爭——不知道這個戰爭會持續多少年、兩國會遭受多大傷耗。戰爭危機,實際上起源於中蘇之間的一個深刻誤會,雙方都認為是對方在橫生枝節,要發動戰爭。這裏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麼它是一個偶然誤會,要麼正好相反。要探討其中的區分,就需要詳細追究這個誤會是怎樣形成、又怎樣演變為劍拔弩張的。

事實說明:毛澤東對珍寶島事件引發的中蘇衝突,在看法上存在一個變化過程,即從一開始輕視為小事件,到後來斷定蘇聯要發動大規模戰爭,並下令進行全國備戰。這種變化源自於:珍寶島事件激怒了蘇聯,引起挑釁效應,致使蘇聯的軍事威脅和核戰爭威脅被過份誇大,而中共高層又都附合了毛澤東的看法,使毛澤東更加相信戰爭危險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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