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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論毛澤東現象的文化心理和歷史成因(5/10)
下篇：毛澤東從曾國藩轉向洪秀全的歷史秘密
平心而論，毛澤東早年嚮往的，不是他後來做成的。毛澤東早年嚮往的那種曾國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經世楷模，與他後來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正好截然相反。
毛澤東在文化選擇上的轉向相當富有戲劇性，其中既有他個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個文化嬗變當中的歷史成因。
就他的個人案例而言，他的專制習性和流氓人格的形成，主要與他父親的暴虐和他在北大受到的冷落有關（請參見拙作《論毛澤東現象》第三章）。數千年的專制文化和專制話語，使中國人的家庭教育相當愚昧極為黑暗。毛澤東在給斯諾所講說的他幼時跟他父親的故事，幾乎在所有的中國家庭里沒完沒了地重複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這樣的衝突甚至都可以在《紅樓夢》里讀到，亦即賈政和賈寶玉之間的勢如冰炭、形同水火。
周公和孔子先後定下的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使中國人習慣於在人與人之間作出高下左右的區分，而不懂得彼此的平等相待和平等相處。左右本當是平等的概念，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也要分出先後、或者高下。做父親的不懂得跟兒子平等對話，同樣，京城裡的大學者不懂得尊重外省來的師範生，就算表示了一些禮貌，也要被稱作「禮賢下士」。禮是禮了，上下高低可一點不含糊。如此等等。
中國式的父親，並非是如同魯迅所說的經常為年輕一代肩住黑暗閘門的那類英雄，而是習慣於以暴虐的方式把暴虐的心理和暴虐的基因強行播種到下一代的下意識里那類家長。中國人很少能夠避免他們的父輩給他們造成的心理創傷。毛澤東也同樣如此，從暴虐的父親身上繼承了暴虐的專制習性；然後又從京城大學者的勢利和傲慢上（至少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飽嘗了中國知識分子之間那種等級岐視的滋味。毛澤東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不管對方是如何的不經意，卻直接導致了他後來在文化選擇上的轉向。而且，那種歧視作為一種下意識的心理創傷所造成的反彈，在他坐定江山之後，又以極其暴虐的方式回敬給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
早年的毛澤東曾經以曾國藩為其精神導師，後來又嚮往過北京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文章里向陳獨秀大聲高呼「陳君萬歲！」最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恰好在「五四」前後，因為與楊開慧的婚姻前往岳父也是其老師楊昌濟在北京的寓所住過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在毛澤東可謂刻骨銘心。且不說其他，僅以他後來在延安接見梁漱溟時回憶當初為造訪他岳父的梁漱溟開門的細節來看，就可見出他的回憶里包含著多少難以言說的感慨。更不用說，他拜見許多「五四」風雲人物尤其是胡適那樣的大人物時所受到的種種不經意的冷落，在他內心深處留下了多麼強烈的烙印。
寫到這裏，有必要稍稍提一提胡適的文化內涵。就胡適的文化氣質而言，無論是他的首倡白話文，還是他的將杜威實用主義介紹到中國，都是他在意識層面上的努力和用功。胡適在骨子裡是個中庸的儒生，擁有常人的智力，並非是個創造的天才。胡適的民主意識和他的精英地位是分不開的。也即是說，他的民主乃是精英之間的民主。他偶爾會在半文半白的詩歌里同情一下人力車夫，但他絕對不能忍受一個砍柴出身的小和尚成為禪宗六祖。他為此不惜下功夫考據禪宗的真偽，以此維護他所倡言的科學的尊嚴。他的認真和迂腐、他的可愛和可笑，十分古怪地摻和在一起。他終其一生都沒讀懂過《紅樓夢》，但他卻是紅學研究的開山學者之一，當然是考據學意義上的研究。他的「多研究點問題，少談些主義」聽上去十分保守，實際上倒是不折不扣的實用理性立場。胡適的精彩包括他強烈的西方民主意識，通常來自他的這種立場。或者說，胡適實在起來，不僅實在到了不信禪宗那樣的神明，就連時行的各種主義，他也一概不信。聽到陳獨秀大談帝國主義如何如何可恨，他忍不住叫嚷起來：「仲甫，哪來的帝國主義，哪來的帝國主義呀！」
以胡適這樣的文化內涵和個人資質，要他聽懂長沙師範畢業的一口湖南腔的毛澤東究竟在對他說些什麼，實在是勉為其難。相反，要不是毛澤東江山到手之後、大批胡適唯心主義以報當年北大遭受冷落的一箭之仇的話，胡適倒是毛澤東的一個很合適的統戰對象。毛澤東的統戰人員只要下點功夫，叫胡適說出諸如台灣自古以來就是大陸的領土之類的話，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假如他能活到二十一世紀的話。說不定胡適還會認真考據一番，拿出大量的證據證明台灣之於大陸的領土地位。但歷史不能假設。歷史的事實是，由於胡適等「五四」新文化精英們對湖南青年毛澤東的冷落，致使當時最具歷史洞察力、最富歷史創造性的一個天才人物，放棄了與文化人為伍的努力，放棄了以曾國藩為師的人生定向，轉向他小時候就已經爛熟於心的「水滸」人物及其水泊梁山。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可能是毛澤東那段時間孤獨到了不知壯志如何以酬的心境寫照。雖然毛澤東在離開北京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里並沒有閑著，但他還沒能明確自己的歷史位置和努力方向。直到那年回家鄉看到了湖南農民運動，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小時候看《水滸傳》的時候就知道了的草莽造反，江湖暴動，此刻在他下意識里飛快地發酵起來。毛澤東由此「激揚文字」，寫出了那篇個人宣言式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篇將農民的暴力行為作了詩意十足的美化和歌頌的宣言，與其說是向陳獨秀式的革命領袖的進言，不如說是向胡適那樣的紳士和胡適那樣的知識分子的挑戰。在毛澤東的下意識里，胡適當年從他那裡沒有聽懂的那些湖南話，此刻似乎全都由湖南農民運動說出來了。農民們拖著土豪劣紳四處遊街的情景，讓毛澤東看在眼裡就像他本人在朝胡適那樣的紳士吐痰一樣，又解氣又解恨，渾身上下充滿快感。讀讀這樣的文字，該知道這樣的快感讓毛澤東亢奮到了什麼程度。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
這二個「一切」裏面，當然也包括胡適那樣以高等華人自居的知識權威。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完全忘了當年是如何筆工筆整地抄寫曾國藩日記的，完全忘了當年是如何疾呼「湖南獨立」、「聯省自治」的，完全忘了當年是如何朝著「五四」新文化運動高喊「陳君萬歲」的。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在意識層面上說的是馬列主義的現代白話漢語，在下意識層面上卻不知不覺地站到了被當年曾國藩深惡痛絕的洪秀全們的立場上。雖然他作出這樣的文化轉向時，並不知道將來能否獲得成功，這就好比賭博，一個賭注押下去時，並不知道究竟是輸還是贏。但毛澤東就這麼選擇了。
毛澤東後來的成功，當然有許多歷史原因，其中包括毛澤東後來對日本侵略者那番真誠道謝。因為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在客觀上確實使毛澤東及其潰不成軍的中國共產黨的絕地逢生，從生存空間上創造了絕妙的轉機。不過，毛澤東最應該感謝的，當數他稱之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這種稱呼聽上去不無搞笑，彷彿孫中山是在前面開路的孫悟空、而毛澤東則是孫悟空的師父兼主人唐僧一樣。
雖然毛澤東從曾國藩立場轉向洪秀全立場是輕而易舉的，彷彿是順理成章的，但要讓整個歷史環境從當年曾國藩平定洪秀全暴亂之後的改良格局，重新轉化為適合於洪秀全式的人物進行江湖作亂的以暴易暴環境，卻不是當時的毛澤東力所能及的。這樣的歷史轉折，確實是那個「先行者」孫中山、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給後來的毛澤東提供的。
無論是智力、能力還是個人野心和活動能量都介於洪秀全和毛澤東之間的孫中山，是將整個中國歷史從曾國藩、李鴻章們好不容易開創的改良時代推回到經由造反完成王朝更迭的那種黑暗的歷史輪迴中的首要作孽者。假如將來要作歷史審判的話，那假如毛澤東是主要被告的話，那麼孫中山理當是首要被告。
歷史不能假設。但有時假設一下歷史，也有助於看清歷史。假設當年沒有孫中山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推行列寧主義，發動統一全中國的那場所謂的北伐戰爭，那麼不僅不會發生毛澤東所看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而且整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依然會朝著從曾國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軌跡發展，北大那樣的文化重鎮依然是整個社會精英的心理重心。在那樣的文化政治格局裡，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即便在北大沒能獲得嶄露頭角的機會，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一圓其扮演文化英雄的夢想。比如上海（章太炎和鄒容的「蘇報」案就發生在上海），或者廣州（當時的廣州在陳炯明當政時，相當看重文化人，陳獨秀就被邀請去當了教育秘書長）。
因為滿清王朝垮台之後、被中共教科書里稱之為的所謂軍閥割據狀態，其實恰好是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政治和專制文化最為鬆懈的時期，更不用說，當時的各路諸侯正在紛紛形成聯省自治的共識。在中國社會，建立民主政體絕對離不開地方相對獨立的聯邦體制。
僅從地理上看，中國就是一個以板塊結構為特徵的天然的聯邦國家。周以前的夏商乃至更早的中國原始民主政體，就是與諸侯聯盟共生的。周武王的那場戰爭將諸侯聯盟變成了君主分封，而周公的建制又完全與「洪範九疇」中的原始民主原則背道而馳，建立了以等級製為基礎、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封建專制政體。後來的孔子又進一步建立起與之相應的儒家意識形態，最終形成了周—孔專制權力話語和話語權力這一中國社會難以擺脫的相當封閉的以原地循環為實質的歷史傳統。
滿清王朝的終結，儘管並不意味著終結了中國社會再度回到專制時代的可能，並不意味著就此消除了中國人的專制情結，但畢竟給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重建民主聯邦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的歷史機會。而袁世凱稱帝的喜劇性，也正是在於人們普遍意識到了這麼一個歷史機會，不容任何人開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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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預示了這個機會的歷史可能性，並且從語言、文化和心理意識上為將來的民主聯邦政治作了準備。然而，這個機會被孫中山以引狼入室的方式聯合蘇聯人給葬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