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BBC 作者: 菲歐娜·麥克唐納德
「我們生活在充滿了虛假新聞的時代，但它不是『推特』和YouTube發明的——1930年代出現的虛假新聞是為了讓某些人消失。」倫敦現代泰特美術館（Tate Modern）策展人娜塔莉婭·西德麗娜（Natalia Sidlina）在一個題為「紅星照耀俄羅斯」（Red Star Over Russia）新展開幕時說。這個為紀念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而舉辦的展覽，聚焦蘇聯1905－1955年時期那些極具衝擊力的視覺形象，毋庸置疑，全部是政治宣傳品。
這些畫面的影響力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現代泰特美術館總監馬休·蓋勒（Matthew Gale ）對BBC記者說：「這個展覽是為』十月革命』100周年而策劃的，但它卻似乎在促使人們與當今世界進行比較。」
「紅星照耀俄羅斯」的一個展廳肅穆而簡陋，與其他色彩強烈的展廳截然不同：一張桌子在展廳中央，四壁懸挂著黑白圖片。一些圖片顯示被送往古拉格（Gulag）勞改營或在斯大林恐怖時期被判死刑的政治犯頭像；還有一些圖片看上去像是一些工人或政府工作人員的群像，但細看，會發現其中一些人像被塗抹或刮掉，有筆跡寫著「人民的敵人」字樣。
這一系列圖片展示了令人恐懼的時間線：第一張圖片，可見斯大林與他的四位同志在一起；第二張圖片，日期標明23年之後，第一張圖中的三人不見了；第三張圖中，只有斯大林自己獨自站立，猶如一幅肖像畫。在蘇聯最高領導層里的人，一旦權力失勢，便從官方圖片中被抹去：塗改照片是重寫蘇聯歷史的重要手段。「這也是我們今天所擔心的事情之一，因為攝影作品非常有說服力，但同時它們又是非常容易被修改的。」蓋勒說。
蓋勒可以看出展覽中的圖片與當今21世紀同類文化基因的相似之處。「這些修改圖片的歷史事實與今天人們用Photoshop圖像處理軟體修圖之間的明顯聯繫，對我們應當是一個警告。它顯示了視覺形象的力量，這個展覽揭示的歷史背景……正是審視公共空間視覺形象的影響力，以及它們所傳達了什麼信息。」
清晰聚焦
展覽上的這些圖片不僅只是人像，而且還有鮮艷奪目的標語和印刷品。蓋勒認為，這往往更加強了宣傳圖片的說服力，「將這些抽象標語與人物圖像組合在一起，是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的一個重要發展——將攝影圖片中的人物形象植入一個抽象畫面，這種手段既清晰可辨又創意前衛，直到今天在設計上仍然極有影響力。」
「這是關鍵所在，讓可視人物形象與抽象畫面融合在一起，人物佔據主要位置。」蓋勒說，「在1930年代的斯大林統治下，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唯一認可的藝術形式，前衛藝術家則受到懷疑，即便如此，這類藝術構思仍然十分流行，那時期出現了很多這樣的作品。」
此次展覽海報中使用的形象是另一個例子。「阿道夫·斯特拉霍夫（Adolf Strakhov）的被解放的婦女形象起到了一石多鳥的作用。」蓋勒說，「它的主色調單一，但紅色的運用非常戲劇化，所以從色彩角度來說它相當精彩。畫面設計呈現出攝影效果，它傳達的形象信息是——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
斯特拉霍夫將形象設計成婦女面部大特寫，背景則給人以史詩般的感覺。這種畫面形式出現在「紅星照耀俄羅斯」展覽的很多作品中，這些作品都來自已故平面設計師大衛·金（David King）的收藏。這些個人作品都試圖說服蘇聯公民支持共產主義事業，同時構成集體理想主義。
透過玫瑰色玻璃
展覽上的不少作品形象是女性。策展人西德麗娜說，二戰時期的招貼畫以婦女形象號召人們抵抗納粹法西斯的進犯完全出於政治宣傳考慮，「這裏看不到斯大林的形象，因為很難激發人們為共產黨領導人而上前線戰鬥，在這裏用母親形象或女兒形象要更加有效。」
蓋勒說，斯特拉霍夫的形象揭示了另外的元素，「那個時期發生了很多可怖的事情，但蘇聯時期的婦女平等權力當時在歐洲可算是先驅了：婦女有選舉權，掃盲運動，兒童保健等，他們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專制者。」
「紅星照耀俄羅斯」展出的作品擁有共同的理想主義——有如歐洲早期藝術的回聲。「你只要看看羅馬的卡皮托利尼博物館（Capitoline Museum）里康斯坦丁巨型頭像便會知道，這既是宣傳，又是超凡的藝術……」蓋勒說，「這些作品的根本意義是，用強烈的直觀形象令人震攝——表示我們正在向光明前進。」
他們在構圖中的另一共同點與宗教肖像學類似。蓋勒說，使用這種視覺語言「是因為當時有很多文盲，他們依賴於形象，之後就成為一種反覆的圖像藝術」。他說，例如列寧的形象，「你看他們對列寧形象的構圖，列寧大概有6種姿勢，由此就成為一種詞彙，不管這個形象像不像列寧本人，人們都認為那就是列寧——這與基督教肖像學如出一轍。」
他們使藝術家的這些作品在人民中廣泛傳播，還有其他宣傳工具，例如塗滿宣傳畫的列車、宣傳手冊、電影和公共演說等。蓋勒說，「那些支持政府的藝術家不再將藝術視為一種獨特的東西，而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街頭藝術
「他們把藝術項目帶到街頭。經過了抽象主義和構成主義的興奮之後，像亞歷山大·羅欽科（Aleksander Rodchenko）和埃爾·利西茨基（El Lissitzky）這樣的一些藝術家將作品展示在海報上、鐵路牌上、宣傳列車上和報刊上。」
這一切都處於藝術的轉折點。蓋勒說，「莫斯科藝術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支持他們所稱的要促進生產，設計要有目的，不能為藝術而藝術。」
蘇聯時期，藝術要傳達共產黨推助的信息，蓋勒認為，有些是「可能急遽轉向的信息……有些領導人突然失勢下台，他們的形象就將被屏蔽。蓄意抹掉一些人的頭像這種惡劣做法顯示了視覺形象的重要性，也顯示了驅使這種做法的背後政治勢力的強大。」這些突然的失勢不僅針對政客，對藝術家也是如此：1938年，古斯塔夫·克魯特西斯，這位曾經用攝影蒙太奇手法創作了很多政治招貼畫和壁畫的藝術家突然因莫須有罪名被逮捕並被處死。之後，他的藝術家妻子瓦倫蒂娜·庫拉吉娜被劃歸「人民的敵人」類別，再也沒有得到任何官方委約創作項目。
雖然「紅星照耀俄羅斯」展覽上的作品至今仍然令人震撼，他們的設計遺產亦依然有影響力，但當年創作這些作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藝術。「很顯然，在1920－30年代的俄羅斯，這些活躍而前衛的藝術家是發自內心創作這些宣傳品的。」蓋勒說。我們今天欣賞創作了這些視覺作品的藝術運動，但不能忘記它們當年的政治目的。正如策展人西德麗娜在展覽開幕時說的，「這些作品提醒我們，視覺形象的重要性和在歷史上曾經產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