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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手段」比「目的」更重要(4/8)
來源: 二十一世紀 作者: 秦暉 
現在我們知道，「造反派，真的反了」確實不該用驚訝語氣，因為至少在毛澤東布置行動的7 月24 日當天，中央已經視蒯大富為敵人。當時主要的口實是：7 月18 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航），各省造反派開了個「黑會」，據說他們要成立全國性組織與中央對抗。而蒯大富就被定為這些「真的反了」的造反派的「黑司令」。就在7 月24 日深夜至25 日凌晨「中央首長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團」時，包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在內的陣容龐大的中央首長一齊厲聲斥責廣西「四·二二」造反派，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嚴厲追查所謂的「黑會」，尤其是點名追查蒯大富。廣西人被嚴令交代「蒯大富是怎樣講的，什麼人怎樣講的，會上、會下又怎樣講的，給我寫出來。你不要認為我們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這些首長斷言「四·二二」參加「黑會」是去朝見「黑司令部」，大喝要與會者「把你們的黑司令部端出來！」陳伯達並說：蒯大富、韓愛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險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勞動，韓愛晶最好去勞動」[20]。讀了這份記錄，誰還會認為兩天後的數萬人工宣隊進佔清華之舉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
而在7 月28 日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時，也大談了鎮壓廣西「四·二二」的事和北京造反派與各地造反派密謀「開會」的問題。林彪甚至聳人聽聞地說：「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毛澤東、周恩來都提到北京高校窩藏已經被他們說成是「土匪」的廣西造反派。康生則斷言：「他們（指蒯大富等人）想控制全國運動。」[21]
按這樣的口氣，蒯大富這些人真是要密謀聯合各省造反派反抗中央，「造反派，真的反了」！
但有趣的是，近年來無論廣東、廣西還是貴州的「黑會」與會者的回憶，不管細節上有多少出入，都有個共同點：「黑會」一開始被當局看得非常嚴重，致使他們會後幾乎立即失去自由並被反覆逼供。但是自「七·二八」召見后，對「黑會」的追查卻奇怪地不了了之，很快就不再被提起。甚至包括蒯大富在內的與會者後來被懲罰時，所開列的罪狀中都沒有再提「黑會」的事，以至於時過境遷之後他們幾乎忘了此事，在近年來清華人關於「七·二七」的諸多回憶錄中均未提及。今天再憶，不少人對此還迷惑不解。
筆者的解釋是：當初這個會本來沒什麼大不了。在1968 年那個血腥之夏，各省都發生了對造反派的鎮壓[22]（廣西等地甚至發展成大屠殺），各地造反派流亡北京的難民與上訪者（包括中央承認的代表團與自行流入北京者）成千上萬。當時廣東「旗派」頭頭武傳斌想與各地「戰友」開個會交流情況，探尋向中央求助的途徑，遂找到韓愛晶，借北航之地開了那個會。但韓本人避不與會，蒯大富到會露了個面講了些歡迎之類的話就走了。會上據說有遼寧的人提出過是否要搞個全國組織或聯絡站，但這並非會議的原定議題（多數回憶者甚至否認聽到過這個意見），也沒人響應，很快就被否定。顯然，在文革時期「群眾組織」活躍的狀態下，這個會本身並不特別出格，而且也主要是武傳斌之類外地造反派在張羅，北京造反派只是應付情面，蒯大富本人與「黑會」的關係甚至比作為東道主的北航人更少[23]。但這就被中央抓住了把柄——為了整北京那幾大造反派「領袖」總要找個事嘛。
但是，到了「七·二七」那天，清華團派對抗打死了工宣隊的人，引起公憤，毛澤東的意圖已經達到，整他們的理由已經有了。而且，事實上幾大領袖也已經垮台了，也就用不著再找那個其實中央明知道沒什麼油水的理由了。
其實，強制「收官」、搞掉造反派當時已成為毛澤東的大主意，「黑會」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口實，沒有這個口實，毛也會下手。以他的「神機妙算」，可以在下手中再找口實。果然，清華團派打死工宣隊成了更好的口實，「黑會」也就可有可無了，否則是沒法解釋後來這個「案件」何以被放過的。我們知道，整個文革中有過多少無中生有的冤假錯案，相反，由於「為尊者諱，投鼠忌器」而化有為無的「虛無」做法也是不勝枚舉，卻就是沒有一件並非為尊者諱、而是把本來就要整肅的人確實犯過的事給隱藏起來予以庇護的例子。蒯大富等人後來都是長期坐了牢的，
「黑會」也沒有涉及什麼需要投鼠忌器的尊者——當時中央所有頭頭腦腦之間無論有什麼矛盾，在對待這件事上都是完全一致，不應該有什麼可顧忌，但為什麼後來就是不提這件事了呢？現在看來謎底已經清楚了：蒯大富等人當初即使不抵抗，清華園也未發生流血事件，他們的下場也未必會更好（就像沒有抵抗的韓愛晶等人的下場一樣），因為已經有一個「組織全國造反派總部和中央對抗」的罪名在等著他們了。這個罪名後來不再提，是因為已經有了一個更為合適的罪名——打死了「宣傳停止武鬥」的工人。如果沒有這個罪名，清查「黑會」的動作恐怕是不會無疾而終的。顯然，從毛澤東決定「捅馬蜂窩」時起，蒯大富等人就在劫難逃了。
在「七·二八」召見時，其他首長都氣勢洶洶，毛澤東雖然也是嚴厲訓斥，卻也對蒯大富流了眼淚，還對左右說了些不要整蒯之類的話，這就使蒯感戴至今。其實無論是追查「黑司令部」還是「捅馬蜂窩」，沒有毛的旨意，各派首長豈能如此一致？筆者曾言：毛拿他親手扶植的「小將」祭旗不能說沒有一絲憐惜，但「政治紙牌屋中毛唱白臉別人唱紅臉的遊戲我們見得還少嗎」？至於蒯雖然當時就失勢，但只是放逐到寧夏，兩年後才被捕，那也是很自然的。1968 年秋學生都還在校，抓頭頭不方便，等到學生都被打發星散、各奔東西了再動手，那也是全國一樣的，並非對蒯大富特別溫情。
四、「犧牲左派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二月鎮反」和「負帕累托改變」
1966 年5 月16 日「五一六通知」宣布發動文革的前後，毛澤東一直在南方各地遊走達八個多月，讓劉少奇、鄧小平在北京揣摩聖意主持運動。劉、鄧按「十七年」政治運動的一貫模式和「寧左勿右」的心理（劉已知在「七千人大會」得罪于毛，一直戰戰兢兢，四清時就表現得特別「左」），派工作組到基層去「領導運動」，「在五十多天里」按「反右」的套路狠整知識份子並大抓「反動學生」，積累了民怨。結果毛一回京，就在8 月5 日「炮打司令部」，說劉、鄧搞「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發動人們起來抗爭。於是「五十多天里」的民怨帶出了「十七年」的民怨，意識形態煽起的「奉旨造反」與有民意基礎的「藉旨造反」互相激勵，形成了「造反派」對各級「當權派」及黨政官僚體系的衝擊，以及當權派組織「保皇派」對造反派的鎮壓。10 月2 日，毛澤東安排《人民日報》提前轉載《紅旗》社論，把劉、鄧的做法歸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號召在全國「徹底批判」之，12 月間又連續通過在工業、農村、街道開展運動的決定，最後在12 月26 日生日宴會上「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24]。這樣從10 月《紅旗》社論起形成「天下大亂」之勢，造反派在各地逐漸得勢，而「走資派」（當時已成為除文革中央指名保護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以外，全國其餘幾乎所有當權派的總稱）及其御用的「老保」逐漸失勢，直至發展到源自上海的造反派奪權運動，即所謂「一月奪權」。
這期間，10 月前造反派在各地並不佔優勢，而當權派支持的「老保」一方面壓製造反派，另一方面大肆「破四舊」、毀滅文化遺產，同時更大搞針對無權民眾、文化人、弱勢群體和賤民的「紅色恐怖」，並以這種「矛頭向下」、無法無天的暴行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保護當權派免遭衝擊。直到10 月後形勢才發生轉折，在毛澤東慫恿下逐漸轉佔優勢的造反派形成洶湧大潮，在為毛火中取栗的同時也釋放民怨，對當權派和「老保」造成嚴重衝擊，而「狼奶效應」也使他們得意忘形，以「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名義迫害走資派與對立派群眾（有時也禍及一般群眾）的惡行到處發生。
1967 年2 月起，由於「奪權」后亂局蔓延，毛澤東下令軍隊以「支左」名義介入權力鬥爭。而文革前「十七年」各地「黨政軍」一體化利益攸關，軍隊從政后往往鎮壓造反派，造成「老保」復興，或者扶植「聽話」的溫和造反派而鎮壓「不聽話」的激進造反派。同時軍隊本身也不統一，尤其是野戰軍與地方軍區往往各支一派，致使「全面內戰」愈發不可收拾。幾度翻覆之後，毛終於以1968 年「七三布告」出動軍隊鎮壓廣西造反派起，到「七·二七」對北京造反派「捅馬蜂窩」止，全面轉向了對全國造反派的卸磨殺驢[25]。此後，全國普遍建立了絕大多數情況下具有「軍人政權」色彩的革命委員會，1969 年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黨組織才全面恢復。1968 至1971 年間，在「後文革秩序」下連續發動「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運動，對絕大多數造反派頭頭進行「秋後算賬」，並通過「上山下鄉」驅散了一般的城市造反學生。此後各地的一些「造反派」活動，只限於「後文革秩序」下一些原造反派人士的爭權與自保，死水微瀾，不再成氣候了。
然而，造反派的失勢並沒有終結「常規黨內鬥爭」對當權派造成的傷害。這種文革前已有的「政治絞肉機」，在造反派出現前已經把「彭、陸、羅、楊」等高官卷了進去，在造反派失勢后也繼續「高效」運轉，出現了造反派和走資派在監獄里的「大會師」。造反派覆滅后的中國又連續打掉了兩個高層「反黨集團」以及地方上的各種「份子」，捲入了無數文臣武將。「揪劉英雄」造反派蒯大富垮台後，劉少奇不僅沒能重見天日，反而很快在並非造反派設立的黑牢中慘死，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則被關押入獄直到1978 年底，批鬥過「反動學生蒯大富」的王光美與揪斗過「政治扒手王光美」的蒯大富，竟然同時坐牢長達八年之久。
這場「文化大革命」的「負帕累托改變」[26] 性質至此暴露無遺。在1976 年「丙辰清明」的天安門事件中，大批前造反派人士與走資派子弟都參加了反文革的抗議運動。這場「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至此終於走到了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