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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延安日記74
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5年3月15日
中共領導的政策和想法都在繼續發生變化。最近所發生的事件，更進一步地使他們的看法和估計明朗了，具體了。蘇聯報紙刊登出毛澤東和朱德給斯大林的電報，然後斯大林的覆電又被准許在延安報紙上刊登——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這首先是蘇聯即將參加對日作戰的跡象。
3月4日，斯大林的電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電台反覆廣播了電報全文。
《消息報》的文章支持了中共領導的看法。
中共領導自己作了兩大結論：1、蘇聯勢必會發動對日戰爭。2、莫斯科對特區的命運是關心的。
3月1日，收到斯大林同志的電報。當晚，中共中央主席同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和任弼時舉行了會議。
會議一直開到凌晨四點。不知道他們討論了些什麼。他們都守口如瓶，但是會議與電報有關，這是無疑的。
第二天，毛澤東宣布，現在召開代表大會不困難了一切都明朗化了！
毛可以好幾個小時毫無表情地坐在扶手椅里。他裝得像個古代的專心致志的政治家，「關心重大的問題，不為任何瑣碎的俗務分心」。
我想毛澤東一開始從事活動，就有意識地培養這種本領，而他的本性並不是這樣的。不過，經過多年苦練，這已成為他的一種性格了，也就是說，那種使人民看來儼然是偉大天朝的真正的政治家的性格。
毛澤東對我越來越不擺架子了。他那有些粗魯的態度，那邋遢的樣子（他的穿著是很簡便的），也越來越表現出來了。他開起玩笑來很粗俗，他的囑咐中間也常常夾著粗話。
在中共中央主席的家裡（而且不僅僅在家裡），是江青作主。毛澤東和他的妻子從不邀請任何人到他們的住所去。但是且慢只有周！是呵，只有周是例外的。周知道怎麼做這個例外的人。
毛澤東給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殘忍是由於正義而產生的行為——嚴格地說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殘忍！有的只是正義只有正義！他從不懷疑他自己的決定是正義的，他對殘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為暴力。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風。
我從未聽見過他對什麼人表示過同情，也許他同外國人或者從其他根據地來的代表這樣的客人進行談話時例外。那時，他會談到他對被壓迫人民的深切關懷，訴說日本人的殘暴，說出幾句鼓舞「普通老百姓」的話來。
毛澤東有好幾種形象。報刊反映出來的是一種。他帶著中共中央主席的靈光。他出席大會、積極份子會、全會。他表現聰明，機智，殷勤。
另一種，是當地政府、軍隊和黨的工作者所看到的，這些人或多或少經常在工作中同他有接觸。這時，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統治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不過由於稱人「同志」，跟人握手顯得有點民主化而已。
也還有個真正的毛，是我在私人交往中常常看到的。
這不是說他的閑話。他採取這種獨特的政治上的變形術，顯然既考慮到了民族傳統，又照顧到了時代精神。毛澤東經常擺出最適合當時場面的姿態而出現在人們面前。要麼既坦率又友好一個真正的「黨內同志」，要麼是紀念碑似的一動也不動，裝得若有所思，是一位耽於沉思的思想家，是一個超凡入聖的哲學家。
他，坐在扶手椅里，要麼聽著，把他的談話者淹沒在香煙的煙霧中，要麼自己談著。假如他心情舒暢愉快，談話聲是單調的，對要加強的字，他就稍稍加強語氣；假如他激動了，那就帶著演說家的驚人耐力，侃侃而談。他可以一氣不停地講上三四個小時！而這是私人談話！
他也可能坐著想他自己的心事，對談話者連瞧都不瞧一眼，只是偶爾客氣地點點頭。
1945年3月17日（1）
謝偉思再次訪問特區。他很受特區的重視。特區對他已形成了肯定看法。謝偉思了解中國。他不僅僅是生在成都，而且還是在中國受的教育。當然，他是在上海為有錢人（主要是歐洲人）辦的學校上的學。他的全部外交事業與中國有聯繫，他周遊了全中國。
周恩來把他看作持進步觀點而不帶偏見的人。謝偉思不像間諜那樣進行活動，儘管很難相信他不是。他很謹慎小心，注意避免失足，態度謙遜，辦事認真。
原來謝偉思的延安之行是未經大使批准的。帕特里克·赫爾利本人目前在華盛頓，謝偉思便抓住了這個機會。
在同葉劍英和周恩來舉行秘密會談時，這位美國大使館的二秘告訴他們說，赫爾利是不太可能讓他來延安的。
我幾乎立刻就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討論的問題是那麼不平常，使中國同志以為可以讓我知道他們的秘密，從而幫助他們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中國同志被這個美國外交官不尋常的坦率做法弄糊塗了。
謝偉思年紀不大，而經歷的事情不少。他在上海學校畢業后，就在他自己國內（加利福尼亞）獲得文學士學位。他是在昆明的美國使團中作技術工作而開始他的事業的。後來，他去北平當美國大使館譯員。在北平工作了幾年。他顯然表現出有才幹，就直接從譯員提升為副領事。
一般來說，謝偉思是很討人喜歡的。他頗有教養，精通中文，能傾聽別人意見，而極為重要的是，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在1941年時就成了使館的三秘，不久（即在1943年）成了二秘。
謝偉思很年輕，一點也不像赫爾利那樣傲慢自大。這種人往往總有一些切合實際的思想。可能約瑟夫·史迪威很器重他。美國有關中國的所有重要決策，直到最近之前都還是依靠史迪威來作的。這很可能對約翰·謝偉思的很快提升起了作用。
謝偉思在延安時，人人都很注意他。他職務不高，但知識淵博，而且他一般不浪費時間。他不是那種不敢超越指示一步的人。
這位美國大使館的二秘稱他的大使是個保守派。帕特里克·赫爾利不了解中國及其傳統，不了解當前極其複雜的形勢，竟想處理中國的所有問題！就是因為這樣，他反對赫爾利——這就是謝偉思所談的意思。謝偉思進一步說，赫爾利對於國共之間的衝突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種保守派的觀點，它與駐印度和中國的美軍前任司令的觀點相矛盾。結果，史迪威被迫離開中國。戴維斯的命運也一樣，所有那些想為中國問題找到新的政治解決辦法的人，也將會有同樣的遭遇。
1945年3月17日（2）
我認為約翰·謝偉思談的這些話是真實的。我親眼見到了赫爾利的嚴重政治失策。我也在宴會上注意了這位將軍和政壇人物，喝了幾盅之後，就在那裡誇起他和「克里姆林宮的私人關係」來了。顯然，赫爾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說，1942年11月至12月，他是美國總統派駐莫斯科的私人代表。繼這之後，他作為美國代表團的顧問，參加了德黑蘭會議。赫爾利接著又誇起他如何參与決定世界命運的事務，以及他「同斯大林的關係」來。
德黑蘭會議的決議、羅斯福和蔣介石在1943年的會見所有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態的關切。赫爾利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有點醉了，開始吹噓他參加菲律賓的幾次戰役、他的負傷和他在俄克拉何馬州的引人入勝的生活細節。
現在，赫爾利身任美國駐華大使。論年齡，論級別和威望，謝偉思都不能與他相比。因而他孤注一擲，未經許可就來到特區。按照謝偉思的看法，美國通過赫爾利，在對延安的態度上犯了政治錯誤。赫爾利把中國兩個最有影響的政治集團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早已存在的複雜關係，攪得更加混亂了。可是，赫爾利的任務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統一戰線的分裂。赫爾利接二連三地犯錯誤。他誰的話也不聽。對他來說，只有一個人的意見他是重視的，那個人就是蔣介石。可是，想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是荒謬的。光聽一面之詞，是難以解決問題的。所以，赫爾利在把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機構中所有有才幹的、進步的人士都調離中國，這麼干，誰還敢去反對他呢？！這位帕特里克·赫爾利，1929-1933年的美國陸軍部長！（「天哪，有誰能比部長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長」。這是謝偉思的想法，只是沒說出來而已。）
謝偉思說，他相信，赫爾利的政策，對國共兩黨和對美國都是有害的。因此，他和盧登打了一份報告給華盛頓，批評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懷特邁耶也知道這份報告的內容，他也同意他們的結論。
謝偉思沒有耽擱就回重慶了。目前，他除了任美國大使館的二秘外，還擔任盟軍駐華司令部的「政治官員」的職務。
約翰·謝偉思和周恩來討論了中共現階級的政策的實質及其前途。這個美國人顯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體目標。他只關心一個問題：延安領導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