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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文革初期思想巨變記
來源: 風雨未名湖
作者: 吳根耀
文革初期指1966年6月至1968年12月，我是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三年級的學生。這一時期的文革生涯，或說我對文革的態度，可明顯地分為四個階段。從66年6月至67年初是積極投身文革的階段。那時的我，深信「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是神的召喚，自當灑一腔熱血為「反修防修」而奮鬥，故在批黑幫和揪斗走資派、聲援外單位和外地的學生（群眾）運動等諸方面，都表現出極高的政治熱情。
67年2月至7月是「觀望」文革的階段。我什麼派也沒有參加（之前也沒有加入過任何紅衛兵），儘管迫於當時的形勢我還得參加各種活動如遊行等，但實際上是把自己置身事外，只是觀望事態的發展。潛心拜讀過馬列原著，沒有收到輿論宣傳的那種「立竿見影」的效果。對複課鬧革命我是全身心地積極投入的，儘管僅月余，卻令我受用終生。
67年8月到12月是逍遙階段。這時已不再參加什麼政治活動，只是打撲克和讀些雜書。堅持讀書是出於這樣一種考慮：畢業后可能搞不成專業了（即不像剛入學時想的分配到研究所了），今天學些雞鳴狗盜之術，沒準將來還能派上用場呢！
68年是第四階段，堪稱「無奈」階段。與前階段不同的是：逍遙階段只感到無聊，人身安全沒有受到威脅，對文革只是厭倦；這階段則是明顯地連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證，因而生活在陰雲下，有時感到是一種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壓抑環境，甚至有恐怖感，對文革已是厭惡和反感。
是什麼事件，令我在短短的2年半之內對文革的態度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炮轟康生
67年1月20日下午，我跟無線電系的張渝娜去清華參加了一個串聯會，主要是生物系樊立勤講。他介紹了黨校、清華等校最近出現的反康生思潮的概況，羅列了他掌握的一些康生的材料，還說了康生私生活的一些事（如愛收集古硯的癖好）。之後，他憑這些材料先後給康生貼了2張大字報，署名僅他一人。
會後，我徵求張渝娜的意見。她明確表示要反康，說：文革這樣搞不行，把開國功臣、老幹部都打到了，中國怎麼辦？確實，這半年多里看到的聽到的，大學校長都是黑幫，省委書記都是走資派。張渝娜說的有道理。
我小時候是個《水滸》迷，讀過很多遍，當然受其「當今聖上至聖至明、蔡京高俅之流陷害忠良」觀點的影響。至於把奸臣對號到康生頭上來，則與之前見到他2次都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有關。
第一次是66年6月5（或6）日，我在校醫院附近看大字報，聽到有人喊：康老來看大字報了！我似信非信（他真要看大字報只能夜深人靜時來），朝發出聲音的方向走去，看到一個瘦削的老人，雙頰塌陷，臉色泛黃，一口焦黃的牙齒。他講話有明顯的山東口音，顯得很激動，講了幾句就喊起口號來了。這個人與我以前見過的大官（如史夢蘭）的模樣、舉止、說話腔調等都大不一樣；尤其令我不解的是：大首長應該很有城府且表現沉穩的，這種場合何必如此亢奮還要高呼口號呢？
第二次見到他是那兩晚上東操場的萬人辯論會。他抽煙時把空煙盒丟在主席台上，被擔任保衛的同學撿到了。我們才知道康生抽的是熊貓煙，據說60元錢（1個老工人的月薪）一包。另外，康生的一句話很刺耳，我們聽了不服氣。他說：「我告訴大家，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一個也沒派？那北大和其它大學的工作組哪兒來的？只能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派的么！再說了，我們都當過四清工作隊的隊員；下鄉之前，工作隊領導反覆強調：一定要跟農民群眾講，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四清）工作隊！
於是，我也同意反康。那個串聯會後，我在張渝娜的宿舍里編了一期「動態報」，介紹了社會上的反康思潮的情況；也加了幾條別的內容以障耳目。張渝娜連夜刻蠟板、印刷並分發到附近宿舍。
那時我們想得很天真：先轟一炮看看，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轟垮了活該；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越轟越堅強！但事情的發展卻遠不是這麼簡單。陳伯達和江青幾乎是氣急敗壞地立即站出來表態：康生同志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不能炮轟！我們一下傻了，從頭涼到腳，知道犯了大錯。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或時刻，甚至生與死也可能只是一步之隔，何況是左派與右派之間？57年反右不是「陽謀」嗎？文革當然更是一場大「陽謀」了。緊急剎車吧，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嘎然止步，我的文革生涯進入了第二階段。
智者的點撥
67年8月回上海，拜訪了一位長輩，是歷史老師。一進門他就問：「你在北大是哪一派？」我答哪派都沒參加。他說：「好，以後什麼活動也別參加」。他又問：「還記得這十幾年裡掛了哪些領袖像嗎？」我答后，他說：「這幾年，每逢五一和國慶，報紙上頭版頭條都是毛、劉二位的大幅照片。儘管照片下面有文字說明，但老百姓們不一定弄得清楚什麼是黨主席什麼是國家主席，只知道中國有兩個主席。老話說『天不可有二日，民不可有二主』，現在天有二日了啊！」
「天無二日」，這是我第一次聽人這樣論述文革。像是在幽深黑暗的隧道盡頭看到了一絲來自出口的亮光，儘管距離出口還是那樣遙遠。當然，我聽了他的話，回京后什麼政治活動都不參加了。
這次找他主要是為了借書。他從書櫃底層的最深處找出來2本書，一本是慈禧太后的傳記（上、下兩冊），另一本是許嘯天著的《清宮十三朝演義》。重點是閱讀後者，最感震驚的是太平天國由盛而急劇衰敗的轉折即天京內訌。東王楊秀清居功自傲，借「天父」之名要天王封自己為萬歲。天王密詔北王韋昌輝返回天京誅殺東王。殺掉東王和3萬余東府將士后，北王持詔濫殺無辜，甚至血洗翼王石達開府，導致民怨沸騰。天王乘機詔告天下「北王偽作天王密詔」，逼迫北王自盡；接著處斬了隨北王進京的燕王秦日綱。翼王心寒，被迫離京出走，隨其西行者達20萬之眾。
當時只是把天京內訌作為歷史故事來讀的，絕無一絲一毫「以古鑒今」的聯想。4年以後即1971年的9月下旬，我出差到咸寧地區。晚飯後出去散步，恰逢軍分區的會議散會，軍人列隊退場。只見他們個個耷拉著腦袋，鐵青著臉，垂頭喪氣，像丟了魂似的，完全不同於昨天那種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的摸樣。我一下呆了：莫非有什麼驚天巨變？馬上去把近期所有報紙都翻閱了一遍，發現9月10日以後「黃吳葉李邱」突然絕跡，「二月逆流」的老臣重返政治舞台。夜深人靜，我偷偷地噓出一口冷氣，驚曰：林彪——當代北王？
劉瑋之死
劉瑋是天津人，構造地質專業的學生。65年元旦，四年級與我們二年級的構造專業的學生一起開過聯歡會，所以我認識此人。68年春節后，傳來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劉瑋被新北大公社的幾個積极參与武鬥的人打死了！據說劉瑋回家探親時，留意到天津挖出的一個CC特務集團中好像有張炳光。為查實此事，他之後又專程去天津，證實張炳光加入了CC，在入CC時宣誓再次加入三青團。公社的人抓他去，大概就是要他交出有關材料。至於劉瑋是在哪裡被綁走的，關在哪裡，又是被誰審訊被誰毆打致死的，就都不清楚了。
儘管劉瑋被打死的細節並不清楚，但他遭暗算的原因卻再清楚不過了。他是系裡為數不多的「紅旗飄」之一，是個鐵杆反聶派。他調查的張炳光是地質地理系的「第一左派」，新北大公社五團的精神領袖。劉揭發了張炳光的歷史問題后，「保張」陣營內可能出現了兩種極端傾向：有以大義為重者，認為張真有問題的話應由我們自己調查，並與張劃清界線；另部分在運動初期吹捧張炳光不夠賣力的人則認為機會來了，急於立功請賞「分一杯羹」，於是大打出手。可憐劉瑋尚未為國出力就慘遭橫禍，魂斷燕園！
這使我們有了危機感。試想：連一個已分配離校的人都可以捉起來打死，我們這些人還在校內，就在他們眼皮底下，豈不是更容易被他們盯上？
北大武鬥
北大的兩派武鬥，從小打小鬧升級為全面武鬥的日子是68年3月29日。「329」其實不是武鬥，是偷襲。凌晨，新北大公社的武鬥隊乘夜深人靜襲擊了31樓（化學系男生宿舍），先攻佔一層，再衝到四層把人逐層往下趕；被驅趕者到不了一層，只能從二層跳窗逃生。天一亮，學生宿舍區便跟開了鍋似的，人聲鼎沸。不要說北大驚震了，連全北京都驚震了。「329」事件宣布北大進入全面武鬥階段。除了兩派都把高音喇叭架到樓頂上日夜嚷嚷外，公社還在樓頂上架起了大彈弓（「子彈」是小半塊磚頭），明顯形成了空中優勢。
一看這架勢，北京的及近途（如河北）的同學都躲回家去了。我們這些離家遠的，感到還沒有到「最後關頭」必須離校，但又不願也不敢在學校獃著。商量的結果，是每人去買一張4月份的學生月票，白天在外頭玩（實際上是「混」），晚上回校去睡覺。頤和園、北海等地已去過多次，故主要跑一些邊遠的地方，路上也能多耗點時間。
我們不在校的日子里宿舍樓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的學生宿舍樓已經分別被兩派佔領，並按防衛的要求進行了必要的「改造」。37樓（以地質地理系男生為主）的北側面臨校園，怕有「流彈」破窗而入，故用桌子或床鋪封死；再在牆上鑿洞以解決採光和觀察問題。武鬥期間隨時可能停電，得準備照明的蠟燭。這樣，學生宿舍成了昏暗凌亂的「花」燭「洞」房。
4月26日早晨，感到校園的情況有點異樣，決定先在37樓呆會兒。上午，有女生（可能還有男生陪同）來36樓（女生宿舍樓，已被井岡山佔領）取被褥等物品，因一層的門窗都已封死，東西只能捆好后從二樓吊下來。快中午時，頭戴柳條帽、身穿緊身棉襖、手持長矛的公社武鬥隊員在36樓前（南側）集結，開始攻樓。先攻一層，未奏效，然後架梯子試圖從二層的窗口攻進去（幾個窗口同時攻）。守樓的井岡山人則拚死反抗，連暖氣片都擱到窗台上了（未丟下來，不然真要出人命）。
目睹這貌似悲壯的場面，我驚呼真是歷史的大倒退！800年前十字軍東征的情景竟然在今天的北大出現了，只是背上的十字架成了口袋中的小紅書！第二個想法則是呼天天不應的滿腔悲憤：敬愛的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啊，兩年前你們不是常來北大指導文革的嗎？現在打成這樣了，你們卻連氣都不吭一聲，都到哪兒去了呢？
當時37樓里總共約20多人，都是反對武鬥的，都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大家都聚集到四樓，緊張地關注著眼前的這場武鬥，慶幸公社沒有來攻不具任何抵禦能力的37樓。不然，我們就得全都成為「戰俘」，難免要驚嚇一場、還受點皮肉之苦了。
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只能回家以避戰亂了。乘天黑以前先把認為將來可能有用的書籍詞典等分批搬運到樓頂上，在靠近通風道的地方藏好，壓上磚頭和木板。天黑后，先穿毛衣，再把所有的單衣褲都穿在身上，最後把那個人造革的大旅行袋綁在背後（萬一有長矛刺來多少能起點保護作用）。當時37樓前的圍牆已扒開一個口子，砌牆的石塊還未運走。「逃難」的人踩著石塊，魚貫而出，跑過馬路就迅速分散了。我連奔帶跑地穿過海淀，在黃莊上的公共汽車，直到了新街口靳中華家，懸著的心才算落了地。
避難與遭難
為避北大武鬥的「戰亂」，68年4月底起在上海家裡住了4個多月。這一時期，社會上的「鬥批改」搞得轟轟烈烈，到處都在深挖暗藏的階級敵人，於是，不少家庭就「出事」了。我家儘管地處偏僻（在浦東），一度也成了北大同學的「避難所」。
第一個來避難的是鄔金華，武漢人，其准岳父是上海海運學院的老師。他曾是國民黨海軍一艘炮艦的中尉二副，后投誠解放軍，再轉業到地方上任教。一「清隊」，這不明擺著有個國民黨反動軍官么！白天總有造反派去要他交代問題，鄔就不好在准岳父家裡呆下去了。
第二個來避難的是楊頌孚，其父是上海天文台地磁組組長。楊的哥哥是北航的學生，還是先當的兵後上的學，說明家庭背景無大問題。那天楊突然來找我，顯得心神不定。他早晨出去散步，回家路上被母親攔住，說家裡有天文台的人在「找東西」，給了他點錢要他快走。他就只能先來我家暫避。
我對他們兩人說：只管放心住在這兒，我家沒人來抄，就是生活苦一點。好在家裡已把廚房（上海叫的「灶披間」）內原堆稻草和雜物的那塊地方隔成了一個小房間，晚上3人擠在一張大床上睡。約一周吧，楊頌孚就跟著鄔金華先去武漢了。
這兩位剛走，我家也遭難了。其實父親只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窮工人，怎麼「深挖隱藏的階級敵人」挖到他頭上了呢？因為造反派頭頭的「邏輯」是：你在舊社會生活那麼多年，不參加國民黨，怎麼可能呢！要不你怎麼過來的？於是，就要他交代參加國民黨的問題。
既然屬「清隊」對象，當然有懲教措施。一是調離原碼頭去上「盪班」。「盪」即「晃蕩」，哪裡缺人到哪裡去頂班，隨叫隨走，沒人替你不得下班。二是隔三岔五就找幾個造反派來給你開個會，先拍桌子喊口號嚇唬你一頓，再搞「攻心戰」，弄張什麼紙來一念，說你當年的某某同事已承認參加過國民黨，詐得你心驚肉跳、神魂不寧。
這樣拖了50多天，實在找不到什麼證據，就通知父親回原碼頭正常上班。既沒有什麼審查結論，也沒有任何道歉的話（倒是父親對造反派千謝萬謝），就好象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
這兩件事使我對文革的態度轉為反感。我發自內心地認為是毛主席送我上了大學，我們家也真心誠意地感謝共產黨帶來了安定的生活，怎麼還要受衝擊！從來政治運動都只抓一小撮，所謂百分之一二三，現在弄得家家遭難，人人自危，這是搞的什麼運動？！
悲憤離校
武鬥結束后，只能返校了，因為要領這幾個月的助學金和糧票。回北大也只是「身回」，什麼也不想干，只求早日畢業走人。國慶節上午，像文革前一樣參加了遊行，發現所有的彩車都裝著一個淺綠色的長玩意兒。初看樣子像冬瓜，但端部變尖且彎曲，有點像桃子的頂端，不過其形狀和顏色顯然不是桃子。到底是什麼東西要這樣被當成圖騰來崇拜？有人很好奇，我卻什麼也不想問，因為相信弄個什麼新玩意兒出來，無非又是愚民整群眾的另一招。
工宣隊領導的日子，就是一天的三段時間都學毛選：通讀1－4卷。重要的文章只有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因文內傳達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而必須連夜敲鑼打鼓地慶祝。不過我們對這篇文章實在不敢恭維。文革初期踢走工作組時號召「群眾自己領導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現在的工宣隊其實還是工作組，姚卻在那裡氣勢洶洶地責問：難道工人階級不是自己？難道工人群眾不是群眾？簡直是太不講理了。
真要說隊員素質，工宣隊比當年的工作組至少低兩個數量級。後者都是大學教職員或機關幹部，堪稱吾輩師長。絕大部分工宣隊員是胸無文墨之人，一張嘴，不是罵粗口，就是讀白字。指導員是軍官，四川人，全系大會上每次提到林超（著名地理學家），總是說「龜兒子格林超」，或「林超格龜兒子」。我班的一個工宣隊員（留八字鬍），每次開會必開口訓人，顛來倒去只兩句話：我們為什麼要來？就是要防止你們走到崖（邪？）路上去！對已經走上崖路的，要把你們從崖路上拉回來！我們只能咬緊牙關繃著臉，免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57年反右，「反」出了個「外行領導內行是絕對真理」；而今，文革2年多一點，大老粗們就來教讀書人識字明理了。
總算要離校了。這時，分到哪裡、「面向」什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儘早離開這是非之地。真到離京這一天，心情反而更加沉重。我們拜別的只是文革的北大，並沒有告別中國的文革。在校，我們還是一個群體；一別燕園，我們就只能孤身直面地方上和基層單位的文革了。尤其令人寒心的是：離京前夕剛傳來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新最高指示；播音員似乎還特別拖長了嗓門念「大學畢業」這幾個字。這豈止宣判了我們求學之路的死刑，還把我們降格為「知青」了。我們還有出頭之日嗎？我們當年的雄心壯志和美好願望，難道就與這一腔悲憤永遠地埋在未名湖畔了嗎？
2017年5月22日定稿于北京
（選自《風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屆往事》，張從、奚學瑤、鄭振卿主編，中國傳記出版社，201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