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粉絲交流群
RSS/FEED訂閱龔楚將軍回憶錄(4)
來源: 龔楚將軍回憶錄 作者: 龔楚 
第二章 參加農民運動
我自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后，正值香港工人在中共黨員蘇兆征、鄧中夏領導之下，繼上海「五卅」運動，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口開始大罷工；緊接著六月廿三日，廣州工、農、商、學、兵十萬群眾舉行反日反英的示威遊行，又發生「沙基慘案」，致造成了嚴重的省港大罷工風潮，這一次巨大的大罷工風潮，充份表現出工人階級的力量。儘管如此，因為中國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農業社會階段，全國工人的總數，根據中共當年的調查估計，僅約為二百萬人，以中國四億人口計，它的比例，工人僅佔全國人口的二百份之一；再從質量上言，中國工人絕大多數都是剛從農村跑到城市去做工，從農民轉為工人，所以比真正的工人無產階級實在少之又少。以這樣少數的工人階級能夠肩負起中國革命的重任嗎？
當我接受了參加農民運動工作的時候，我就考慮到農民問題。
中共的農運，開始於一九二一年，廣東彭湃所組織的海陸豐兩縣農民協會，有十萬會員之多，在當地進行了對地主階級的經濟鬥爭，甚得農民所擁護，後來雖曾被陳烱明所摧殘，但陳軍失敗后，農民協會又恢復活動。
一九二四年，毛澤東在汪精衛、廖仲凱的協助下在廣州開辦了一間「農民運動講習所」（以下簡稱農訓所），由他自己負責，學生人數不到百人，以廣東籍之知識青年為最多，如當時在北江做農運工作的侯鳳墀、陳果強、李樂大、蔡正文，及福建的張鼎丞……等，都是當時廣東農訓所的學生，我既不是農訓所的學生，對於農民工作是否勝任？但我又想到：彭湃可以做，難道我不可以做嗎？我乃搜集有關農民問題的文件，加以研究，根據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黨如何展開全國性的民眾運動」，指出了工人階級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的：「在於爭取這個革命的徹底勝利后，把它引向無產階級革命，同時指出了農民是工人階級的主要同盟軍，必須儘可能的組織農民，進行政治及經濟的鬥爭，因而必須普遍的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以反對地主政權和地主武裝」。這個農民問題，過去末為中共所重視，直至此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加以特別注意，但他們仍認為農民只是無產階級的主要同盟軍。我當時覺得：在中國現階段革命鬥爭中，他們對農民力量的認識，仍然是不夠的。我認為：農民在數量上佔全中國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以上，甚至現時各階層各業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內，也多是農民出身，因此，中國革命必須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和參加，才有成功的希望，這是無可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無論你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不管你是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民權革命或是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脫離這一巨大無比的農民力量。
那麼，要爭取中國廣大農民來參加現階段這一「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是當前最主要的工作，農民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因此我覺得我的任務極有意義，而且很重要。我對農民問題得到了這個結論，就懷著興奮而又喜悅的心情，於六月廿一日乘搭粵漢鐵路的火車赴韶關。是日下午五時到達韶關后即前往省農會北江辦事處接洽。是晚與辦事處負責人侯鳳塀、盧克平及曲江農會負責人陳果強（上述數人都是農民部特派員）開了一次會議，決定我先到樂昌協助陳德釗開展樂昌縣農民協會的組織工作，並負責指導仁化縣農民運動。
翌日晨早起程去樂昌，于晚上六時才到達了我的故鄉——樂昌縣城，便立即到民團局與陳德釗同志晤面。我們隔別了將近四個多月，又在故鄉重敘，而且共同工作，自然是喜不自勝。
當晚我洗過澡后，即與陳德釗同志同到一間小酒家吃晚飯，正是：杯酒言歡，暢敘舊情，並聽他敘述過去的工作情況，直到深夜，才盡歡而散。次日一早，我就獨雇小舟，回家省親，稍事勾留，即回縣城。是夜我和陳德釗同志應樂昌民團局長李傅楷之邀宴。席上他對我回樂昌工作，表示極為歡迎，允以全力支持，並要求我利用時間為他整訓現有之民團，以為將來革命之用，他這種無私精神和誠懇的態度令我感佩。
李局長雖是前清拔貢，但思想開明，當中山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時，他就是黨員之一，被派來樂昌發展組織，又曾任樂昌民選縣長，卸任后，便留在家鄉，因他是本縣大紳，具有實力，外來官吏皆必須利用他的實力來維持地方治安，故任本縣民團局長有年。後來樂昌農民協會的發展，賴他的助力不少。
北江地區橫亘著五嶺山脈，位連湘、贛之邊，這一帶大部份是起伏不斷的山巒，地形險要，由贛入粵，經梅嶺關至南雄，沿湞江南下；由湘入粵，經蔚嶺關至樂昌或經坪石，沿武水南下至樂昌；湞、武兩水匯合於韶關成為北江，故韶關為北江之樞紐，從來為軍事要地，現雖有粵漢鐵路貫通南北，但仍不失其軍事要地之價值。
北江農民都具有中國農民的勞動樸實的品質，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因為土地並不肥沃，而耕作技術又十分保守，所以長年都生活在窮困的日子里，吃的是青菜飯和雜糧，穿的是破爛布衣，住的是泥土築成的古老房屋，中國傳統的「樂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根本就不會自發地從事一項要求改善生活方式的行動。
北江的可耕地面積很少，而且很分散；擁有二百畝以上土地的地主為數很少，多半是十畝至五十畝的自耕農。他們的生活雖然比較普通農民好些，但由於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及中國社會的變亂相襲，農村的經濟破產，正如中山先生所說：只有「大貧和小貧」的分別而已！
少數的豪、紳是農村中的特殊階級，他們與貪官污吏相勾結，朋比為奸，把持著地方政權。國家的糧賦和捐欵，全部分派給小商人及窮人負擔，他們不願拿出分文，還要從中竊騙。屬於人民大眾的教育基金、義賬基金、積穀基金等等，他們可以隨意侵吞，巧取豪奪，縱情浪費。農民稍有異言，小則破產，大則亡身。同時，有些劣紳，常在鄉間利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製造爭訟，使人傾家蕩產，而他們卻從中漁利，藉此來增加他們在農村中的權勢。至於放高利貸和借故強奪民產……亦為地方土豪常做的事。
農民耕種著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將土地收益的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五十，繳納給地主作田租。每逢節日還要送禮孝敬地主，有時還要無條件為地主義務勞動。許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們剩餘的糧食和金錢，在青黃不接的夏荒時候，將糧食或相等於糧食價值的金錢，作高利貸貸放給農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時借一擔（一百斤）穀子，秋收后即要還一擔半（一百五十斤），僅僅三四個月的時間，利息就等於貸金的百份之五十。
- 🔥免費PC翻牆、安卓VPN翻牆APP
- 🔥靈魂之謎|中華文化|治國大道
有些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的貸欵，年息亦達百份之三十六以上。農民終年辛勤，秋收后所得的穀物，除了繳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無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