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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廬山會議實錄 作者: 李銳
當時我心亂如麻，這記錄記得十分雜亂，自然也有脫漏之處，字跡也很潦草。30年後再來看，不少的字自己也認不出來了，一些句子也不很銜接。
我翻過「文革」期間民間編印的幾種毛澤東文錄，毛澤東在廬山的講話都只收有7月23日和8月2日這兩篇。這次趁本書再版，好不容易找到較完整的記錄，得以將毛澤東8月11日和16日的兩次講話，作了增補修訂，這樣就更接近當年的實際了。
毛澤東講完話，通過決議散會之後，周恩來讓我留下來，同我單獨作了次談話，在座有彭真和楊尚昆。4月上海會議時周恩來知道我連著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說到1959年原定鋼鐵指標絕對不能完成，還提出「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見后，是很高興的，曾在工交系統的小組會上表楊過我。
會後，經我動員，我陪周恩來到正在施工的新安江水電站視察了半天，他很滿意，還揮毫題詞：「為我國第一座自己設計和自製設備的大型水力發電站的勝利建設而歡呼！」一路同坐一輛車，閑談了許多事情，對我們能隨意向毛澤東直抒己見，讚許之中還流露一種安慰之情。這時，總理責備我，為什麼陷到那個圈子中去了，語氣嚴厲，又帶惋惜，談話的時間不長，最後囑我好好學習。彭真也講了幾句要改正錯誤的話。在8月10日前的批鬥高潮時，一次碰見尚昆同志，他曾關心地問我：你們同黃克誠談過什麼私房話沒有？那時我還抱著僥倖過關的想法，一口否定了。
這一天通過了一個公報和四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是當時就發表了的，它告訴全黨、全國和全世界：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了這一次全會，卻一字不提這以前在此地開了一個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這座「秀甲東南」的山上一個月里（從7月14日彭德懷上書算起）鬧得天翻地覆的中心議題，即對彭、黃、張、周的鬥爭，在公報中只是含糊其辭地說了這樣一段話：「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在某些幹部中滋長著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他們對於那些根據客觀條件和主觀努力本來可以完成的任務，不去千方百計地努力完成。他們對於幾億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所取得的偉大成績估計過低，而對於這兩個運動中由於經驗不足而產生並且已經迅速克服的若干缺點，則估計過於嚴重。他們對於在黨的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污衊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看不見黨領導下的一切人民事業，成績是主要的，而缺點錯誤則是第二位的，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已。」
甚至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彭、黃、張、周的姓名，在公報中也沒有出現，可是細心的讀者不久就從報紙上關於國慶十周年活動的報道中，特別是這次重新發表的國務院各部部長。副部長名單中，發現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名字已悄悄地（未做任何說明地）消失了（水電系統的同志發現我的名字也消失了）。從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判「自由平等博愛」，批判得不償失論，批判觀潮派，批判算賬派等的文章中，即使不怎麼敏感的讀者，也能感覺到發生了某種事情。當然，黨內是隨即作了分級傳達的。
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某些意見，在《公報》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彭德懷信中說的「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張聞天在發言中也說了「1958年的糧食產量估計過高，以及今年糧食指標規定高達10500億斤，也造成了損失，使吃、用發生了問題」。這一點，在（公報）中是這樣說的：「經過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實，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品產量的統計偏高……經過核實，1958年的糧食的實際收穫量為5000億斤，比1957年增長35%；棉花實際收穫量為4200萬擔，比1957年增長28%。」
這是不是承認彭德懷、張聞天也有說對了的地方呢？不，他們還是完全錯誤的。原來統計數字上的過分誇大，已經到了任何巧辯、強辯都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除了「再三核定」之外，已經別無他法了。而且這5000億斤和4200萬擔依然是一個有待核定的數字！（經過多次核實，糧食實際只有4000億斤，只比1957年增長2.5%；棉花只有3938萬擔，比1957年增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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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數字「統汁偏高」，完全不等於認錯。你看《公報》對此事所做的說明吧：「1958年的農業大豐收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的，農業統計機關由於對這個空前大豐收的產量估算缺乏經驗，在多數情況下是估得多了；同時由於對秋季大豐收缺乏適當的勞動力安排，割打收藏的工作進行得有些粗糙。」而且，經過「核實」后公布的新的「統計數字」，仍然是「巨大的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