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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困境、權利與責任（一）—— 從郭文貴事件說起
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困境、權利與責任（一）——從郭文貴事件說起
楊建利
2017年的中國歷史年鑒上，郭文貴事件是無法被遺漏的，觀察者可以從多個視角對這一事件進行解讀，我認為，在中國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郭文貴事件可以被視為六四以來，中國經濟精英—–民營企業家—-與政治統治集團關係破裂的極端案例和典型象徵。
在郭文貴的爆料中，多次提及徐明、李明之死。死於中共「反腐」的富商當然不止徐明和李明，2017年，被羈押中死亡的富商還有劉希泳、董林等人，與此同時，肖建華被抓、吳曉輝被抓、王健林突然賤賣資產、圍繞馬雲的詭異傳言不斷，早些時候，信力健被抓、非中共黨員的郭廣昌被中紀委拘查、李嘉誠則早早從中國大量抽逃資金，這些，足以顯示富豪逐漸成為中國的高危階層，資產者的處境不妙未來堪憂。
中國民營企業的困境是一個長期話題，即使在國內媒體上，對這一話題的討論也在進行，但我們所說的不是具體經營上的限制、約束，不是行業准入限制，不是銀行貸款的歧視，而是中國民營企業、資產者的更深層的獨特困境。自2011年以來的中國經濟下滑，讓無數中小企業主的生存變得越來越困難，中小企業主跑路、入獄早已不是新聞。但一般而言，財力雄厚並且與權力高層關係密切的富商由於社會影響大、人脈關係廣，其人身安全應該是相對有保障的，但是，包括富商在內的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不得不共同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時代背景正在發生變化，他們的處境也正因此發生變化。
改革開放后，民營企業家與官員，或者說資本者與政府的關係，長期難以形成定論，甚至引發姓社姓資的爭論，1989年六四事件直至1992年的鄧小平的「南巡」的這段近三年的時間成為這一爭論的分水嶺：面對迫切的政治危機，中共不得不對政治、經濟、文化精英採取贖買策略，以穩固自己的統治，自此，以腐敗作為粘合劑，社會精英「悶聲發大財」，形成了贏家通吃的利益聯盟，這一階段持續了二十多年，是中共建政以來，權力者與資本者關係史上的蜜月期。
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為標誌，姓社姓資的爭論似乎結束了，此後，中國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自由度有所增加，市場經濟成分緩慢增長，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得到延續，成功的民營企業家成為社會明星和人們崇拜的對象，中國恍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變化，使新一代中國民營企業家逐漸忘記了過去幾十年資本在中國的遭遇，忘記了他們真正的社會稱謂其實是「資本家」，而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在過去和當今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話語中，是從來找不到合法地位的。
鄧小平是社會主義理論不徹底的修正者，他允許資本家在中國重新出現，卻不打算否定人類歷史上對資本最為敵視的這個政權的法理基礎，因此，他也就不允許資本家恢復自己本來的稱謂。就這一點而言，過去三十年，資產者階層在中國只是一種羞答答的存在：一方面，作為資本家掌握了大量的財富，另一方面，由於這個政權的「共產」基因以及對權力的無限膜拜和毫無底線現實運用，資本家是否能夠真正「掌握」他們的財富，始終是要打一個問號的。
請不要忘記，這個政權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來，是建立在對土地和資本所有者的幾乎毫無補償的暴力搶奪之上的，不僅如此，財富搶奪的過程，還伴有對地主、資本家的大量的肉體消滅。其規模和殘酷程度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的。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重新出現，是依附在權力基礎之上的一種畸形存在，我們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權力需要資本創造財富，從而建立中共統治的績效正當性基礎，資本被迫接受權力時時刻刻的干預和保護。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權貴資本主義似乎在中國發展出了一種成功模式，使人忘記了資本的屬性和中共權力的特殊基因，二者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了下來。儘管法治的缺失給經濟生活帶來種種弊端，但大體來說，歌舞昇平的現實似乎讓人們覺得這些還是可以忍受的。
十八大以後，情況顯然發生了變化。一個重要的政治變化是，攜帶共產主義紅色基因的紅二代全面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一開始，企業家階層並沒有對此產生足夠的警覺，以為鄧小平主義可以延續，以為政左經右的局面可以維持。但先知先覺者還是有的，比如李嘉誠，早在幾年前，李嘉誠就成功地從中國撤出了絕大多數資金，當2017年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正式限制資金外流的時候，人們不得不承認，具有國際視野的李嘉誠比一般中國本土企業家確實具有更敏銳的歷史洞察力。
將中國政治的左轉全部歸咎於習近平、王岐山等人的紅色家族基因，並不是完全準確的，因為共產主義的紅色基因並非只是通過血統遺傳。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理論的修正既不全面又不徹底，因而十分脆弱，共產革命對自由、法治、民主的排斥是這個政權最本質的特點，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做過一些讓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可貴努力，但在六四之後，這個政權在政治上幾乎完全恢復了它的本性：信奉暴力、培育仇恨、拒絕法治、限制自由……尤其是在軍隊、政法、宣傳領域，以極為警覺的態度，阻斷一切可能導向實質性政治改革的因子。
處在發展初期的中國新生資產階級事實上是在這一政治現實之下艱難成長起來的，並與權力結成了一種暫時的同盟關係，因此，中國新生資產者，尤其是具備一定規模的資產者，成為權錢利益組合的一部分，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備受社會的道德質疑，中國社會的仇富現象，相當程度上也是仇官，是對權力和資本壟斷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一種強烈反感和反彈。但是民營企業家階層總體上是參与創造社會財富的，他們對社會的作用，與那些憑藉權力尋租的官員其實是不同的。
2011年之後，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後續乏力的態勢，一般認為，這與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和內需匱乏相關。在此之前，是十幾年的對外貿易黃金期，強勁的出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動機，但低人權、低環保優勢是這個發動機重要的動力，這一點引起國內外的擔憂，這種粗放、無法治、非保護創新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另一方面，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的成果被權貴攫取，無法廣泛惠及普通民眾，造成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長期無法形成強勁的內需市場，國內市場無力支撐企業擴大生產的要求。對中國企業來說，這是由政府造成的嚴重製約企業長遠發展的錯誤的路徑選擇。
當經濟出現下滑勢頭的時候，各種社會矛盾和衝突卻呈迅速增長趨勢，社會矛盾和衝突反應的是利益分配的失衡和不公平，也就是說，蛋糕已開始變小，要求分蛋糕的人卻在增加，市場、需求、分配的關係出現紊亂。其中，底層民眾在住房、教育、醫療三座大山的壓力之下，已無壓榨空間，而權貴的乳酪是動不得的，於是，資產者、中產階層的好日子就到頭了，尤其是資產者與權力者的聯盟關係，便歷史性地走到了破裂的邊緣，這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在資本者對權力的附庸關係中，正如郭文貴所說，中國不存在平等的官商勾結關係，商人只是「坐台小姐」，甚至「坐台小姐」都不如。中國的權力者歷來視法律如無物，權力便意味著一切。而對財產的合法掌控權實際上可以歸入人權範疇，在罔顧人權的中國當然是沒有保障的，資本者無法依靠法律維護自己對財產的掌控權，甚至也無法維護對財產的處置權，2015年王健林接受採訪時說，「自己辛苦賺的錢，愛往哪兒投就往哪兒投。」到了2017年，面對政府限制海外投資的「政策」，王健林不得不表態說，「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決定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
對資本者財產處置權的限制和財產控制權的覬覦，與中共政權對公民權利普遍的收緊和約束是同步的，這事關中共政權面臨社會危機時的「核心利益」，即使是與官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私人關係也不可能大得過政治需要，因此，資產者被剝奪將成為未來中共的一個戰略選項。
與市場經濟下的資本者不同，中國的企業家不僅要面對市場不確定性的風險，還要面對官場不確定性的風險，這本已嚴重限制了企業家從事創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官場並不是屬於他們的領域，是他們無法掌控的，遺憾的是，中國的現實是官場、商場人物往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個官員的倒台，同時也就意味著一些商人成為狼群圍攻的肥羊，一旦這樣的局面出現，幾十年經營的巨型企業，一夜之間就會土崩瓦解。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面對民間社會的成長和公民力量的壯大，中共加強思想鉗制和網路封鎖的同時，試圖繼續加大國有企業在經濟中所佔的份額，在「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幌子之下，經濟領域官進民退的勢頭加快，民營企業越來越無法獲得與國有企業相同的待遇，處在完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之下。對民間社會的不信任促使中共政權在經濟領域越來越多直接插手，而不是立足於建立以產權保障為核心的公平競爭機制。一個多世紀前，清政府試圖自救的洋務運動曾因產權不清、官員過多插手而走向衰亡，同一時期的日本明治維新卻因有著更明確的產權保護制度、鼓勵私營企業發展，最終建立了完勝大清的工業基礎。中共這種官進民退、違背市場規律的做法最終一定會走向失敗，但在一段時間內，對民營企業的打擊和傷害卻會是十分嚴重的。民營企業家必定成為習近平政治左轉的犧牲品和被剝奪者。
在沒有法治和人權保障的地方，說到底，資本者與權力、權力者的暫時結盟，無助於他們從根本上保障自己的利益，而且，當經濟下行期到來的時候，由於「樹大招風」，他們可能要面對更大的被剝奪的風險，要忍受稅收之外的數不清的苛捐雜稅，要面對政治新貴垂涎欲滴的眼神，甚至人身自由也會成為一種要挾，被新貴們將多年積累的財富悉數剝奪。這種剝奪的進行，以前是以革命的名義，現在卻往往會以根本就不存在的法治的名義。不要忘記，一個拒絕接受普世價值的共產黨，即使穿了西裝打了領帶，仍然是共產黨。
沒有法治，便沒有平等的法律主體地位，任何人的被剝奪，對權力者來說，都只是代價極小的一個「案子」。畢竟，無論擁有多少財富，一個資本家在專制政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因此，2017年，當習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後退的時候，所有的中國民營企業家，或者說資本者，需要靜下心來想一下可能原本被忽視的某些東西：比如政治！比如自己的權利！比如社會責任！
中國資本者要想擺脫懸在自己和子孫頭上的紅色共產魔咒，必須對這個政權與資本的關係有所了解，必須認識到中國資產者對於法治、自由應該承擔的特殊的歷史責任。
自由作為一種生活信仰，與近現代工業文明密切相關，相互促進。多數國家的歷史表明，在建立現在民主制度的過程中，資產者作為一個階層或者說一個階級，總是極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中堅力量。我們無法想象一場被工商資產者階層廣泛抵制的革命會成功地促進現代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自由運動、民主變革，首先應該是資產者的責任。而資產者具有追求自由制度的動力，具有豐厚的資源和優秀的組織能力，概言之，這一階層不僅應該承擔推動自由的歷史責任，也有能力參与這一偉大的變革。在中共的官方理論中，長期以來，資產階級革命就是民主革命的代名詞，這一定義雖有偏頗，卻大體說明了資產者階層與民主革命、自由制度的密切關係。
當下中國的情況固然有其複雜性，不宜進行簡單的概念推演，比如說，今天的中共不太可能再次將資產者作為一個階級加以消滅，甚至會大力扶植與官員關係親近的企業，但它嚴格地將資產者捆綁在權力附庸的地位，它可以有針對性地分批次消滅某些資產者，也就是說，將一次性屠殺，變為持續不斷的謀殺。這種做法具有相當欺騙性，但不會改變其根本上仇視資產階級及其所屬價值體系的心態。東方專制主義加列寧主義的專制統治固然是強大而精緻的，但權力的一元化控制與資本的多元化、多樣化之間，權力的封閉需求與資本的自由屬性之間，權力的集體主義要求與資產者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之間的矛盾是深刻的，其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資產者階層與紅色專制制度之間的全面衝突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中國的資產者應該意識到，六四之後中國權貴者與資產者的結盟關係，並非一種可以持續的常態，而是一種特殊歷史情境下的例外。對資產者來說，財富的保全和財富創造過程是同樣重要的，可只要拒絕法治的中共政權在，所有人的財產權利都是可以被非程序化剝奪的。有鑒於此，資產者傾盡全力創造財富的同時，必須拿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來思考、解決財富的保全問題。法治可以使人具有穩定的預期，人治下的「政策」卻不能，政策總是隨著當政者的變化隨時都可能劇烈搖擺，當人們必須為這種搖擺調整自己的行為策略時，那些具有規模的企業恰恰處在最不利的位置。中共不僅不打算認真建立法治，也絕不會認真對待「產權」二字。
郭文貴事件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宣布了他與大體相安無事相處二十多年的中共權力體系的徹底決裂。若論對中共官場人脈關係的經營，一般資產者遠不能達到郭文貴的高度，然而郭文貴還是不得不逃離中國，其中國境內的資產很難再回到他的手上。我們不要忘記，28年前，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有過類似的經歷，作為四通最主要的創辦人，僅僅因為政治觀點的不同，四通的財富不再與他有關。從萬潤南到郭文貴，從黃光裕到王健林，沒有哪一個中國商人能夠擺脫中國政治的魔爪。萬潤南、郭文貴選擇了回擊，選擇了不逃避，這也將會是也應該是越來越多中國資產者的人生選擇。這不是富商的專利，我們看到，在人數不多的紐約聯合國上訪隊伍中，也不乏像馬永田女士這樣普通企業家的身影。當權力普遍侵犯民眾利益的時候，不同規模的資產者都是無法置身事外的。
資產者往往具有比一般人更敏銳的觀察力和決斷力，相信很多人已經從習近平的政治左轉中看到了更多的歷史和現實信息，看到了所謂王岐山罔顧法治的「反腐」對中國未來的破壞力，這種「反腐」與對709律師的抓捕一樣，在全社會傳播仇恨、敵對的觀念。習王的歷史性倒退發生在中國經濟衰退的趨勢越來越清晰展現出來的時候，作為整體的中國資產者，經營上會變得越來越困難，「政策」的橫加干涉會越來越頻繁，社會矛盾的加劇也會讓企業面臨非經濟性的不可預測風險，就整體而言，資產者階層過去二十多年的黃金髮展期已經結束，如果延續舊的思維慣性，這個階層已經看不到希望。
我們知道，自由主義是資產者和企業家精神的核心要素，市場要素的自由組合是現代企業的基本要求，社會自由度的增加是提升市場質量的前提。讓企業生存在法治之下，摘掉資產者頭上的政治緊箍咒，除掉罩在民眾身上的種種人身、思想限制，社會才會具有無限創新的空間，這才是中國資產者階層的希望。
現在是中國私有資產者—–民營企業家—-這個階層的重要關頭，請以屬於你們的歷史視野、以屬於你們的時代精神來推動政治層面的變革，取得長期孤獨奮鬥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獨立知識分子、社會底層抗爭者的諒解並與他們聯盟。應該讓政治層面的變革成為你們的根本理想和自覺行動，讓中國資產者階層作為一種非從屬、非附庸的政治力量，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國、站在歷史面前。
2017年8月8日 華盛頓
《公民議報》首發，轉載請註明:文章來自公民議報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