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RSS/FEED訂閱李劼：中國和前蘇聯的民族問題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和前蘇聯各自的民族問題和民族問題對這兩個共產黨大國所產生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和前蘇聯都是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大國，兩國有著相同的歷史和政治制度，而且兩國無一例外都是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對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民族問題進行對比非常有趣，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初步探討：
一，中國和前蘇聯在民族成份和民族分佈上的不同
中國和前蘇聯儘管都是多民族國家，但其民族成份和民族分佈有很大的不同。前蘇聯從行政上分為十五個以不同民族為主體的加盟共和國，而全國有超過一百多個民族和部族。而前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在１９９１年時佔全國總人口的不到百份之五十，即便加上另外兩個前蘇聯的主體民族—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斯拉夫民族在１９９１年也只是佔全國總人口比例的百份之七十。從分佈來說，俄羅斯和其他斯拉夫語系的民族都主要集中在前蘇聯的歐洲部份，而俄羅斯人更主要居住在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境內。因為前蘇聯人口密度低和地域橫跨歐亞，但歐洲部份只佔該國總面積的四份之一，所以在其大部份國土裡都難覓俄羅斯等主體民族的蹤跡。相反，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在本世紀末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百份之九十五，儘管在１９７９年中共引入“一胎化＂政策，而這政策並不適用於其他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但漢族至今仍然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民族，其人口數量有增無減。從全國的分佈而言，因為中國國土面積比前蘇聯小，而人口則多十倍，所以人口密度大。再加上不像前蘇聯，中國大部份領土都非常適宜人居住，因此漢族可以說是遍布全中國的每個角落，即便是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除西藏外，漢族人口占的比例都超過了四份之三。
二，中國和前蘇聯在制訂民族政策上所走過之道路
１９４９年以後，像其他各項國策，中國在民族政策上一直師承前蘇聯。中國對民族自治區的劃分就是參考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政策，但少數族裔在中國的自治權方面要比前蘇聯的少數族裔來得少，而且在憲法中中國的民族自治區並無權利謀求從中央獨立和分離，這一點與前蘇聯大不相同。另外，因為前蘇聯的非俄羅斯裔少數民族佔全國總人口的百份之五十，所以在此情況下，前蘇聯歷任領導人，包括斯大林在內，對少數民族的中央集權式統治較少，並給予他們比較大的自治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新思維＂的方針下，少數民族在經濟和政治各方面的話事權越來越大。相反，中國因為漢族佔了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共一直以來對少數民族的中央集權比前蘇聯嚴重得多，甚至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是如此。
三，民族問題如何令前蘇聯解體
前蘇聯自１９１７年立國以來，其民族問題無日無之。雖然在１９２２年成立共和國聯盟制度，並在憲法中註明，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權自動脫離聯盟而獨立，在斯大林上台後，這一項顯然是此路不通。從文化和語言上，前蘇聯的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名義上保留自己母語和權利，但實際上憲法又規定俄語才是各民族交往和一切官方，日常生活行為的語言，俄語實際上是由前蘇聯的憲法強加給了其各族人民。另外，請不要忘記，前蘇聯的很多少數民族和部族因為發展水平落後，他們甚至沒有自己的文字。在１９１７年後，主要由前蘇聯的語言學者根據俄語字母發明出來，這樣無形中強化了俄羅斯的文化殖民主義。從經濟上，由於前蘇聯奉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一切為國家的經濟規劃服務。因為前蘇聯以該國的歐洲部份，尤其是俄羅斯等主體民族，為中心，所以很多加盟共和國都成了莫斯科的原材料供應地。例如，中亞的五個加盟共和國長期以來其工業得不到發展，它們只是為前蘇聯中央政府輸送棉花和能源，其糧食和日用品甚至不能自給自足。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赫魯曉夫上台並推行“去斯大林化＂以來，前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和少數民族要求自治的呼聲越來越高，這種情況在８０年代戈爾巴喬夫當政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先是經濟發達，歐化程度高的波羅的海三國率先提出獨立，要求回歸歐洲；其後就是一堆多米諾骨牌效應：高加索，中亞，甚至三個主體斯拉夫民族都去意堅決。在９０年代開始之際，戈爾巴喬夫純粹只是一位“空頭司令＂而已。我個人認為，前蘇聯的解體不是經濟或政治原因，儘管這些都是其中之一，但最主要的是其民族政策的失敗導致其內部大分裂。
四，前蘇聯解體后，中國如何在民族問題上吸取前蘇聯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１９９１年之後，中共首先絕對不學前蘇聯的做法，即讓本地民族幹部擔任所屬加盟共和國的黨總書記和其他重要的領導位置。此舉雖然名義上為了顯揚民族平等，但實際上導致了責任權力混亂和為日後民族糾紛埋下伏筆。對中共而言最深刻的教訓是戈爾巴喬夫在１９８７年因懲治貪污，罷免哈薩克共和國第一書記，由一位俄羅斯人取而代之，結果引起了震驚世界的當地民族騷亂。其次，在蘇聯解體后，中共全面減少非漢族在中央行政領導層中的數目和作用，即便有些位置有少數民族人員，純粹是花瓶角色和起宣傳作用。最後，中共政權在前蘇聯解體后吸取了另一個教訓：對待民族自治的呼聲絕不手軟和妥協，並加大力度，甚至不惜用武力鎮壓任何民族獨立運動，扼殺其于萌芽之中。
五，中國未來在民族問題上所面臨的挑戰
總的來說，中共政權在１９９１年前蘇聯解體后所面臨著三大民族亂源：新疆維吾爾，西藏，內蒙古。內蒙古的情況較好，那裡漢人比例遠超過蒙古人已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外國勢力的干涉難成氣候（外蒙古國無論政治和經濟實力都太差，根本無法對中共施加威脅）。相反，新疆和西藏的情況最為複雜和微妙，兩地的動亂一直以來持續不斷，難以平息。最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的介入，流亡海外的維藏人士，和這兩個民族自治區鄰近國家的背景（西藏和印度，新疆和中亞）都令問題越來越複雜。另外，中國自１９４９年以來在少數民族發展上有兩點與前蘇聯完全不同：首先，中國的少數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並沒有取得很大的進步，至今為止，包括漢族在內，中國的文盲率仍然是全球首屈一指。相反，前蘇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基本消滅文盲，而且其大學生比例也超過很多西方國家。另外，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遠較沿海地區落後，即便在建國后將近七十年的今天也是如此。儘管前蘇聯也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但比起中國卻是好多了。例如，該國的中亞地區在解體時的生活水準遠超過世界上許多穆斯林國家，相反，所屬同一地理位置的中國新疆卻沒這般幸運。總括而言，中共今天所面對的民族問題並不比當年的前蘇聯少，而且因為時代和國情不同，中共今天的民族問題似乎無法從前蘇聯的失敗教訓中找到矯正的方法。一言以敝之，中國在未來重蹈前蘇聯因民族問題而最終解體的覆轍並非危言聳聽。
***議報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