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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中共為什麼再度高喊「新長征」與「過緊日子」
文章來源：民生觀察
面對經濟下行與財政壓力的持續累積，中共在今年“兩會”期間再度拋出“新征程是新的長征”的說法，與此同時，官媒體系密集刊文，對社會釋放“進入苦日子”信號。從今年1月以來，中共官方敘事中“過緊日子”的提法明顯增加，與‘新長征’敘事同時出現，顯示當局正在通過統一話語來應對經濟與財政壓力。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趨緩已是無可迴避的事實，而如果回溯過去數十年中共的制度運行邏輯，可以清晰看到，中共體制的穩定基礎，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所謂“增長合法性”之上，即通過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與相對可感的生活改善，來抵消高度集權所帶來的制度成本，在這一過程中，諸如分配不公、權力失衡與制度缺乏約束等問題，並未被真正解決，而只是被增長不斷推遲，因為只要“蛋糕”仍在變大，如何分配的問題便可以被延後處理，甚至被刻意迴避。
然而，當“蛋糕”不再迅速擴大甚至面臨重新切分時，這一長期被延後的問題便不可避免地重新浮現，而體制所面對的關鍵選擇，本應是通過制度調整來重新配置權力、責任與利益之間的關係，例如提高透明度、強化約束機制、擴大社會參与，使承擔成本者擁有相應的權利基礎，但在一個拒絕自我約束的極權框架之內，這一方向幾乎被系統性排除，於是剩下的路徑便只剩下一條：不調整體制，通過行政手段與動員機制來分配社會壓力。
“新長征”的提出，正是這一轉化的標誌性表達。它表面上強調的是過程的艱難與長期性，但其更深層的含義，在於將中共的現實困境轉化為社會必須承受的過程，要求人們接受困難的長期化，卻迴避困難的來源。在任何社會中，財政壓力本身並不必然導致危機，關鍵在於壓力如何分配，以及這種分配是否具有制度正當性；在權力受到約束的民主政體中，財政收縮往往伴隨著權力、責任與利益的再平衡，而在極權體系中，情況恰恰相反，權力集中是前提而非變數，因此當資源收縮時，不可能通過削減權力來適配資源規模，只能通過層級結構將成本逐級轉移，最終由社會個體消化全部後果。
因此，中共高喊的所謂“過緊日子”，本質上是一次再分配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資源向具有更高政治重要性的領域集中，而成本則向議價能力較弱的群體轉移，安全、戰略產業、核心國有部門等涉及中共政權穩定以及汲取龐大利益的領域保持甚至增長，而基層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等民生領域更容易被壓縮。由此出現原有的不平等結構往往被強化，擁有資源與關係的群體更容易維持既有位置，缺乏資源的群體更難獲得上升機會，是社會結構的固化強化的過程。
中共的所謂 “過緊日子”，正是將不公正分配轉化為常態機制，它要求人們將不公理解為艱難，將失衡接受為必然，將沉默視為責任，使壓力不再只是現實困境，而成為社會整體被強制接受的規範。這種以動員與控制來應對收縮的路徑，並不會立刻引發斷裂，相反，它在相當時期內可以維持一種表面穩定，因為它通過壓低預期來減少不滿，通過分散壓力來避免集中爆發，並通過行政手段控制風險的顯性化，但這種穩定，本質上是一種以壓製為代價的穩定，其結果並非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延後與累積。
但其代價在於，會逐步顯現為“低烈度但長期化”的結構性停滯，民眾對未來預期持續下降，創新與投資意願被抑制，基層承壓累積，但缺乏釋放渠道，所有問題被延後處理，而非真正解決。在這種狀態中，社會既不會迅速崩潰，也難以恢復活力，而是進入既不能前進，也難以後退進退失據時間。這正是“長征”敘事在現實中的對應形態——不是向前推進，而是原地維持。
這也正構成了習近平所主導的這一新型極權主義的根本困境：它在權力上空前集中，在控制手段上高度精細，在動員能力上趨於制度化，但與此同時，它賴以維持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卻在收縮，其合法性不再來源於持續改善，而越來越依賴於對風險的強調與對服從的要求，從而使整個體系從“提供機會”轉向“分配壓力”，從“承諾未來”轉向“控制期望”。
這種困境不會以戲劇性的方式立刻爆發，卻會以更隱蔽而持續的方式侵蝕其基礎，因為一個既無法通過增長吸收矛盾、又拒絕通過制度調整釋放矛盾的體系，終究只能在控制與收縮之間反覆循環，而每一次循環，都會加深其對社會的依賴，也會逼近社會承受的邊界。它可以壓製表達，卻無法消除不滿；可以延緩危機，卻無法取消危機。
一個長期依賴壓制來維持穩定、卻又拒絕通過制度調整來應對收縮的政權，其可持續性終究是有限的，而“新長征”這一表述，恰恰不是前行的宣告，而是一個再也走不動的體制，對自身困境的無意承認。這種以“新長征”為標誌的收縮性極權，試圖通過強化控制來對抗制度危機，卻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加深危機本身，從而為社會對民主轉型的制度想象提供現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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