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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失業三件套失效與中國社會流動的枯竭
文章來源：民生觀察
開網約車、送外賣、送快遞，是近年來中國“靈活就業者”最主要的選擇，也被媒體稱為中年失業者的“避風港”和中國就業市場的“三大蓄水池”。在經濟增長放緩、企業裁員增加、傳統行業持續收縮的背景下，這些低門檻、進入成本相對較低且能夠快速獲得現金收入的行業，長期承擔著吸納失業人口的重要功能。然而，隨著越來越多勞動者湧入，這些行業正在從“蓄水池”變成“堰塞湖”,價格越來越卷，訂單越來越少，收入越來越低，勞動時間卻越來越長。
深圳市交通運輸局5月25日發布風險提示，稱當地網約車市場總體已趨於飽和，提醒有意進入該行業者理性決策。類似的預警並非深圳獨有。自2024年以來，重慶、珠海、大理、合肥等多個城市先後發布過類似提示。重慶市交通運輸委在2025年第一季度風險提示中甚至明確指出，以現有訂單規模，中心城區11.8萬輛網約車已經遠遠超出實際需求。截至2025年底，全國合規持證網約車司機已達748萬餘人，辦證車輛超過320萬輛。供給的擴張速度顯然遠遠超過了需求增長的速度。
與此同時，外賣行業也經歷著相似的過程。2020年，美團和餓了么騎手總數尚不足800萬人；到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口已接近2億，其中外賣騎手達到1300萬人。2025年的平台補貼大戰又進一步刺激了騎手隊伍擴張，新增騎手超過800萬人，註冊騎手規模一度逼近2000萬。隨著補貼退潮，市場很快暴露出供需失衡的問題。訂單增長遠遠跟不上騎手增長，大量騎手陷入“搶單難”的境地。有媒體據此估算，目前市場上可能存在上千萬規模的冗餘騎手。
快遞行業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過去十余年，中國快遞業務量從不足百億件增長到超過1700億件，但快遞員數量增長卻遠遠跟不上業務量擴張，人均勞動強度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行業價格戰長期持續，快遞單價一路下跌，從2007年的28.5元下降到2024年的8元左右。業務量增長並沒有同步轉化為勞動者收入增長，反而意味著更大的工作負荷和更低的邊際收益。
當網約車、外賣和快遞這三個被視為中國就業市場最後緩衝地帶的行業同時出現飽和，那些原本用於吸納失業人口、緩衝經濟壓力的就業空間，正在迅速變得擁擠。透過這些行業的變化，或許能夠更清楚地理解當下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深層困境。
過去十余年間，中國就業市場所發生的變化，遠比簡單的產業升級或經濟周期波動更加複雜。伴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退、外部環境惡化以及國內增長模式的轉變，那種依靠投資擴張、房地產繁榮和出口增長不斷創造就業崗位的發展路徑正在走向終結。過去能夠持續吸納勞動力的大量行業開始收縮，而新的產業雖然在技術和資本層面不斷發展，卻並沒有形成與之相匹配的大規模就業創造能力。
一方面，傳統製造業吸納就業的能力逐漸下降；另一方面，曾經承擔大量就業崗位創造功能的房地產行業進入長期調整周期。與此同時，互聯網平台經濟迅速擴張，以網約車、外賣配送和快遞物流為代表的新業態承接了大量被傳統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
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超過七成網約車司機是在失業後轉入這一行業的。更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進入網約車行業的年輕群體中，高校畢業生比例明顯上升。對於失業的中年人、經營失敗的小企業主以及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而言，平台經濟曾經構成一個重要的緩衝地帶。它或許不能提供體面的職業發展路徑，卻能夠提供維持生活所需的現金流。
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平台經濟被視為中國經濟韌性的體現，其確實吸收了大量失業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壓力。然而今天的問題恰恰在於，這種緩衝機制正在接近極限。深圳近四十萬持證司機對應的訂單規模已經難以維持合理收入水平；外賣平台擴張出來的龐大騎手隊伍，也遠遠超出市場需求能夠消化的範圍。換句話說，那些原本承擔吸納就業功能的行業，正在因為就業壓力本身而失去吸納就業的能力。
如果僅僅從經濟周期角度來看，很容易把這一切歸結為增長放緩所導致的需求不足。然而增長放緩只是現象，而不是全部原因。任何成熟經濟體都會經歷周期性波動，但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人群同時向低門檻行業擠壓的現象。為什麼經濟一旦減速，大量勞動者會如此迅速地滑向平台零工經濟；為什麼越來越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開始與中年失業者共同爭奪同一種工作；又為什麼這些行業一旦飽和，整個社會便會產生如此強烈的焦慮感。
事實上，今天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網約車司機太多或者外賣騎手過剩的問題。網約車、外賣和快遞之所以引發如此廣泛的關注，恰恰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觀察中國社會流動狀況的一面鏡子。十年前，人們提到這些行業時，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農民工、城市低收入群體或者失業工人。而今天，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曾經的企業白領、小微企業經營者甚至部分中產階層成員，也開始進入這些行業謀生。碩士開網約車、本科生送外賣之所以引發社會關注，並不是因為這些職業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因為它們打破了人們對於社會流動的傳統認知。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結構中，不同教育背景和技能水平的人群應當進入不同層次的就業市場，形成相對穩定的職業梯度。大學畢業生進入專業崗位，職業教育畢業生進入技術崗位，普通勞動者進入製造業和服務業，各個層級之間既有分工也有流動。然而當越來越多高學歷勞動者開始與低學歷勞動者競爭同一種低門檻工作時，實際上意味著整個就業結構正在發生向下擠壓。
這種擠壓具有明顯的連鎖效應。原本屬於中產階層的崗位減少，於是部分中產開始下沉；中產下沉之後，又進一步壓縮普通勞動者的就業空間；普通勞動者則不得不接受更低收入、更長工時和更不穩定的勞動條件。最終形成一種不斷向下傳導壓力的社會結構。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位置，但每個人都發現自己的位置比過去更加脆弱。
從表面上看，這是就業競爭加劇；從深層次看，這是社會流動通道收縮的表現。討論社會流動性，實際上不能僅僅停留在教育或者就業層面。因為社會流動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市場現象，而是一個制度現象。
一個社會的流動性，取決於兩個基本因素：一是能否持續創造新的機會，二是這些機會能否相對公平地向社會開放。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大量新增機會掩蓋了許多結構性矛盾。房地產擴張創造了崗位，基礎設施建設創造了崗位，出口製造業創造了崗位，互聯網行業也創造了崗位。在增量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即使資源配置存在不均衡，人們仍然能夠分享到增長帶來的收益，因此許多深層問題並未充分暴露。
然而當經濟逐漸進入低增長階段之後，增長曾經掩蓋的問題正在重新浮出水面。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機會的生產速度已經明顯慢于機會的集中速度。從表面上看，中國社會依然存在大量競爭，學生競爭升學名額，畢業生競爭就業崗位，企業競爭市場份額，勞動者競爭有限的訂單和收入來源。但在這些激烈競爭背後，優質資源卻呈現出越來越強的集中趨勢。優質教育資源集中於少數地區和學校，優質醫療資源集中於少數大城市，優質就業機會集中於少數行業和機構，而大量普通勞動者所能接觸到的，則是越來越擁擠的競爭市場。
這種現象最大的影響，不是貧富差距本身，而是社會成員對於公平競爭的信心開始動搖。因為人們逐漸發現，決定命運的因素越來越多地取決於家庭背景、社會資源、地域條件以及既有優勢，而不僅僅是個人能力和努力程度。
當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越來越傾向於強化既有優勢時，社會流動便會不可避免地減緩。上層階層更容易維持優勢地位，中間階層越來越擔憂向下滑落，而底層群體則越來越難以通過奮鬥實現躍升。結果便是整個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固化傾向，上升越來越困難，下降卻越來越容易。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人們對於網約車、外賣和快遞行業的變化如此敏感。因為這些行業所承載的已經不僅僅是就業功能，而是社會最後的流動功能。當一個失業白領能夠通過送外賣維持生活時，他仍然保留著重新出發的可能；當一個創業失敗者能夠通過開網約車獲得收入時，他仍然擁有等待機會的空間。但當這些行業本身也開始飽和時，人們擔心的就不再是收入下降，而是整個社會用於承接風險和失敗的緩衝空間正在縮小。
中共所謂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社會成果之一，並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本身，而是在相當長時期內創造出一種廣泛存在的上升預期。人們相信，通過教育、創業、就業和個人奮鬥，自己的生活有機會比父輩更好。這種預期的重要性甚至不亞於收入增長本身，因為它構成了社會穩定最深層的心理基礎。
然而過去十余年間，越來越明顯的變化是向上流動的通道正在變得狹窄，而向下滑落的風險卻在不斷增加。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大學畢業已經不再自動意味著體面的職業；對於許多中年人來說，一次失業往往意味著整個職業生涯的斷裂。表面上看，網約車和外賣行業的過剩是供需關係失衡的結果，但在更深層次上，它反映的是整個社會中能夠提供穩定收入、職業成長和身份認同的崗位正在減少，而低門檻、高強度、低保障的工作卻成為越來越多人不得不接受的選擇。
因此，開網約車、送外賣、送快遞這“失業三件套”的飽和真正發出的信號，並不在於某一個行業收入下降，而在於它揭示了中國社會風險消化機制正在發生變化。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社會之所以能夠承受高速轉型帶來的巨大壓力，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始終存在新的機會空間。農民可以進城務工，工人可以進入製造業，製造業勞動者可以進入房地產行業，房地產收縮之後又出現了平台經濟。每一次產業轉型都會製造新的崗位，也會提供新的上升通道。正因為如此，即使生活並不輕鬆，人們仍然願意相信未來。
然而今天，傳統產業難以創造足夠就業，房地產不再承擔增長引擎功能，互聯網平台進入存量競爭，而作為最後緩衝地帶的網約車、外賣和快遞行業也趨於飽和。對於大量普通勞動者而言，他們並不是找不到任何工作，而是越來越難找到能夠支撐長期生活規劃的工作；他們擔憂的也不僅僅是收入下降，而是不知道未來還能依靠什麼實現生活改善。
一個社會真正的穩定，從來不僅僅建立在當下收入水平之上，更建立在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期之上。當年輕人相信努力讀書仍然能夠改變命運，當創業者相信市場仍然存在機會，當勞動者相信勤奮工作能夠換來更好的生活時，社會就會保持活力；而當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些信念的時候，經濟問題便會逐漸轉化為社會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約車司機數量的激增、外賣騎手的過剩以及快遞行業利潤的持續壓縮，都只是表層現象。它們共同指向的，是中國社會賴以維繫活力的流動機制正在減弱，而支撐這種流動機制的未來預期也正在受到侵蝕的現實。
對於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問題已經不是如何讓更多人進入網約車平台或者外賣系統，而是為什麼一個曾經依靠高速增長不斷創造機會的社會，會在增長放緩之後如此迅速地暴露出機會匱乏、流動受阻和預期惡化的問題。這不僅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也與習近平時代日益出現的資源配置依賴權力、公共決策沒有監督、利益表達渠道受限以及社會競爭規則被破壞有關。
當權力、資源與機會越來越集中於少數領域和群體，而普通人越來越難以通過市場競爭和個人努力改變自身處境時，就業困境便不再只是經濟現象，而會逐漸演變為社會信任和發展信心的危機。一個社會真正陷入困境的時候，往往不是因為經濟增長暫時放緩，而是因為社會成員逐漸失去了改變自身處境的現實可能。
當財富、權力和機會越來越集中於少數群體手中，當普通人的命運越來越取決於出身、關係和既有資源，而不是能力、努力和創造力時，社會流動便會逐漸停滯。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最令人沮喪的並非貧窮本身，而是看不到擺脫貧窮的路徑；最令人焦慮的也並非競爭激烈，而是發現競爭的結果越來越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今天中國社會正是如此。就業壓力固然是表象，但就業壓力背後反映的卻是機會空間的收縮；平台經濟的飽和固然是現實，但平台經濟飽和背後反映的卻是整個社會缺乏新的增長領域和新的上升通道。當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不得不與失業工人競爭同一種工作，當越來越多中產階層開始擔憂向下滑落，當越來越多家庭將“維持現狀”而不是“改善生活”作為人生目標時，這已經不是某個行業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發展模式的問題。
一個健康社會最重要的特徵，不是沒有貧富差距，而是始終存在向上流動的希望；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相同的資源，而是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有機會通過奮鬥獲得更好的生活。如果這種希望不斷減弱，如果社會資源越來越向既有優勢群體集中，如果普通人越來越難以通過教育、創業和勞動改變自身命運，那麼經濟增長再高，也難以消除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挫敗感。
因此，在今天這樣一個機會收縮、社會流動趨於停滯、未來預期不斷下降的環境中，公眾最終關注的往往已經不再只是收入和就業本身，而是會越來越關心公共決策如何形成、不同利益如何協調、權力如何受到約束，以及普通公民是否能夠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影響與自身切身相關的命運。因為當經濟增長不足以持續提供新的機會時，社會對於公平、參与和問責的需求便會更加突出。然而，這又是中共的極權政體回應不了的。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困境所引發的影響便必然超越經濟領域，進入政治訴求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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