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民生觀察
7月7日，國投證券前首席經濟學家經濟學家高善文因病去世，在網上引發哀思潮。終年55歲的高善文最廣為人知的事迹是他在2024年12月3日公開表示，疫情封控結束之後，中國社會隨處可見的現實可被歸納為「生機勃勃的老年人、死氣沉沉的青年人、生無可戀的中年人」。在2024年12月12日，高善文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們無法知道中國（經濟）增長數字的真實數字。我個人推測，過去兩三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平均值可能在2%左右，儘管官方數字接近5%。」他的社群平台賬號隨後就被當局封禁，在來自中共高層的壓力下，他后從國投證券離職。
7月11日，高善文的喪禮由北大校友會等舉辦，東禮堂大門上的輓聯寫著：「立心立命開太平，續關中千載文脈」「為國為民憂天下，添燕園百年光輝」。四五百人前往八寶山為他送行，很多人感懷他敢說真話，道出經濟現實，並且為此付出被打壓的代價。眾多財經圈友人發文悼念高善文，大陸媒體也紛紛設「追思」相關專題。
知名經濟學家林采宜的悼文《大悲無言——林采宜祭高善文》在網路熱傳，悼文中透露，早在2018年，一名中共官員就在北京金融街的一場會議上公開點名批評高善文，稱「領導對你夠寬容的，指示我們對你的言論要加強引導」。林采宜寫道：「如今，這麼多的悲傷在財經圈流淌，與其說是哀悼高善文的離去，不如說是哀悼一個能夠自由表達觀點的時代落幕。」
悼念高善文這股哀思潮引發當局的不安。新浪網有關高善文去世的專題，曾轉載了《大悲無言——林采宜祭高善文》，但文章目前已被下架。曾長期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專職「講好中國故事」的中共吹鼓手明金維在其微信公眾號發文，稱要警惕一些人將高善文「無限拔高的傾向」，以宣揚「新自由主義」，宣揚「不與政府合作、挑戰權威」的錯誤思想。明金維聲稱，高善文打著「為國為民」「敢於說真話」的旗號，發表了大量錯誤的、經不起推敲的言論。並指2018年高善文稱「30歲以下的年輕人就洗洗睡吧」是對美「投降主義」。文章還批評高善文質疑中國經濟數據的真實性，「生前種種言論，無一不暴露出他崇美、畏美、媚美的底層思維邏輯」。
固然，高善文在公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數據真實性之後，便已經觸怒了習近平。據《華爾街日報》此前援引知情人士披露，習近平曾親自下令調查並處分高善文，此後的封號、禁言、離職，不過都是這一政治後果的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善文生前早已完成了權力意義上的"處理"。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高善文去世之後當局所表現出來的緊張才更值得玩味。一個已經離開公共生活的人，本應不再構成任何現實威脅，但從刪帖、刪文到重新組織輿論批判，整個應對過程卻透露出一種近乎條件反射式的不安。
這意味著，當局真正擔心的，並不是一個曾經得罪黨魁的經濟學家，而是他的死亡可能重新聚集起早已彌散於社會各處、卻始終缺乏出口的公共情緒。一個人的死亡，本來只是一個生命的終結，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在習近平時代，這樣一件本來屬於私人領域的事情，卻總是很容易被推到公共空間之中，並且被賦予越來越強烈的政治含義，使公共情緒總要借死亡尋找出口，一個已經離開的人，反而能夠讓一個時代的壓抑、疲憊和絕望突然顯形。
這並不是偶然。習近平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收緊，而是整個中國公共生活日常表達空間的持續塌縮。這種塌縮並不僅僅表現為媒體審查更加嚴密、互聯網監管更加精細，也不僅僅表現為知識分子、律師、記者或者企業家越來越謹慎，而是意味著一個社會原本賴以通過正常交流而形成共識的公共空間，正在一點一點失去它原有的功能。久而久之，人們失去的已經不僅僅是表達的自由，而是表達本身的能力。整個社會看似安靜下來，實際上已進入高度原子化的沉默狀態。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死亡開始承擔它原本並不屬於自己的社會功能。一個人去世，按理說只是很私人很個體的事情，朋友悲傷，同事懷念，同行紀念，僅此而已。但是在社會的公共表達空間不斷收縮，越來越多的話題無法公開討論，死亡就不再只是死亡，人們悼念一個人，卻不僅僅是在悼念這個人，他們表達悲傷，也不僅僅是在表達悲傷本身，死者只是這一過程的媒介。
換句話說，死亡並沒有政治化，真正政治化的是每一個人在這個壓抑時代高度痛苦的情感，而情感之所以會被政治化，不是因為死者本身具有多麼強大的政治能量，真正賦予死亡政治含義的，也不是死者的身份，而是因為這個社會已經很久沒有正常說話的能力了。人們便只能藉助對於死者的紀念，說出那些活著的時候無法說出口的話。
高善文之死所以引發如此廣泛的共鳴，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具有典型意義。公眾真正懷念的，並不僅僅是高善文這個人，而是林采宜在悼文中所寫的，與其說是在哀悼高善文，不如說是在哀悼一個能夠自由表達觀點的時代。這句話之所以迅速傳播，是因為它已經不再只是對於高善文個人命運的評價，而是在藉由高善文的離去，對整個習近平時代作出概括性的總結。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善文才逐漸具有了超越其個人身份的象徵意義。人們懷念他的，並不僅僅是因為他說過幾句後來被證明正確的話，也不僅僅是因為他為自己的表達付出了代價，而是因為在一個越來越習慣於迴避現實的時代，他仍然堅持經濟學首先應當尊重事實，而不是服從官方政治需要，按照權力希望它呈現出來的樣子被描述。人們悼念的，其實並不僅僅是高善文本人，而是藉由他的離去，表達對於整個時代的失望。
也正因為如此，高善文之死的悼念潮才讓當局如此強烈的不安，從刪帖、刪文，到迅速組織輿論批判高善文。因為歷史上許多重要的政治時刻，都不是因為某個人具有多麼強大的政治號召力，而是因為他的離去，突然成為社會情緒尋找出口的機會，公眾紀念的對象只是一個象徵，真正爆發出來的，卻是長期壓抑的集體情感。1989年胡耀邦去世就是如此。今天，高善文去世，在整個痛苦、壓抑的時代再次出現類似的心理機制。
當然，它們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也不能簡單類比，但是，它們具有共同特點，死亡本身不是政治事件，公共情緒卻可能賦予它政治含義。一個已經去世的人卻可能因為公眾持續不斷的紀念，而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之中，並且獲得生前未必擁有的象徵意義。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並不是死者本人，而是圍繞死者形成的公共情感尋找出口。因此，人們藉由紀念一個人所表達的，往往早已超出了對於死者個人的懷念。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善文之死真正揭示的，並不是一位經濟學家的個人命運，而是習近平時代公共生活不斷萎縮之後所呈現出來的荒謬政治景觀，一個人的離開之所以仍然能夠引起如此廣泛的共鳴，是公共生活的不斷萎縮之後，死亡才成為公共情緒最後的寄託。當越來越多的人只能藉助對於死者的紀念，說出那些活著的時候無法說出口的話，於是，公眾所哀悼的，也早已不僅僅是一個人的離去，而是對所此的持續凋零時代的絕望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