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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如何做一枚敬業的熱鬧——不鏽鋼老鼠第一看守所冒險記
「本來我就是來看熱鬧的，現在我怎麼成了熱鬧了？」
——我的朋友杜冠宇如是說
獨立作家劉荻
2014年5月3日下午，我和徐友漁、郝建等十幾名師友在北京某地點舉行了紀念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的研討會。次日中午，本區國保來找談話；晚上，被片警叫到派出所，市局國保「了解情況」。5日凌晨，涉嫌「尋釁滋事」被傳喚，並被抄家，扣押了 兩台電腦、手機和若干本「非法出版物」；下午，傳喚延長至24小時。6日凌晨3時許，國保宣布，我涉嫌「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羈押地點為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在派出所椅子上度過的近30個小時時間里，我一直在琢磨：在十幾名與會者當中，我大概算是最無足輕重的那個，因此無論我怎麼做，大概都不會對最終結果有太大影響，關鍵還要看當局有沒有想不開到把我們全都拘留起來的程度；另一方面，如果我的朋友們都被捕了而我「逍遙法外」，我也會感到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在派出所的椅子上坐著的時候，專案組的同志們大概也一直沒有休息。6號凌晨宣布拘留我的時候，本區和市局的國保臉色都很難看，市局國保還強調說：「我和你沒有私人恩怨……」。我要求通知家人及請律師，他們都答應了。因為我在派出所絕食，他們還給我帶了不少零食。
警車上他們沒給我戴手銬。車上除我之外所有人都昏昏欲睡。我開玩笑說你們都睡著了我可要跑啦，他們也只是笑笑。看到他們情緒低落的樣子，我覺得自己似乎應該安慰安慰他們，就問：「你們把我們都抓了？」他們做出了肯定的答覆，我說：「我靠這事一定能鬧大。」聽到這話后他們精神了一點。我又問：「就這事判得了嗎？」國保回答說：「你們要還有別的事呢？」我說：「嗯我們還一塊搶了個銀行。」最後他們說，我就是淘氣。
到達第一看守所后，我們在車裡等了很長時間。接到拘留決定時我雖然震驚，但是看到羈押地點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時，卻又感到幾分安慰，因為劉曉波等人都曾經表揚過第一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2002年我被關押在秦城時，目前的第一看守所正在修建中（上小學、中學、大學時都恰好趕上學校正在蓋新房，到了看守所居然也趕上正在蓋新房）。目前的第一看守所建好之後，我曾兩次到這裏來給被關押的朋友存錢。現在終於輪到我來這裏體驗體驗了，看看劉曉波說的究竟有幾分靠譜。
對我來說，因為六四研討會而入獄不是一件壞事，與徐友漁、郝建等老師成為「同案犯」，是我的光榮。這一事件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甚至也不是我們十幾個人與公安機關之間的事，而是一件對內政外交都能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既然意外成為這麼大的熱鬧之中的一分子，咱就要下定決心，在貌似平靜的颱風眼中間做一枚敬業的熱鬧。而且，我們的目的是紀念六四，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時被關在看守所里，正是對這一事件最好的紀念。當局希望人們忘記六四，而我們被捕只會使更多的人記住六四。當局願意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這些石頭應該奉陪到底才對。因此，在看守所的30天中間，我總是像輕躁狂發作一樣興高采烈，面帶調皮的惡作劇般的笑容。除了最後兩天焦慮發作之外，總的來說心情相當不錯。剛入看守所時拍的嫌疑犯照片上，我的笑容就像比爾·蓋茨年輕時因為開車超速被捕后拍的嫌疑犯照片上的笑容一樣燦爛。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我身上正穿著GEEKCOOK製作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T恤。每當想到看守所無所不在的監控設施和自己身上這件T恤，我總是忍俊不禁。
此次被刑拘最大的感想就是，幾乎所有的警察，無論是預審還是看守所的管教和工作人員，對我的態度都非常之好。預審一直叫我「小荻」。有管教甚至稱我為「您」。有警察說：「你也是老運動員（指多次被捲入「政治運動」）了……」有人向我介紹第一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我說：「嗯，聽說一看不錯，我來視察一下。」有人問我一看的伙食如何，我回答說不怎麼樣，他說：「別和五星級酒店比。」有人對我們進來的原因表示不解，我說：「嗯，下次我們一塊搶個銀行再進來好了。」也有人說：「外地人鬧事也就罷了你們北京的怎麼也跟著鬧？」我回答說：「北京人忘不了六四啊！」我開玩笑說要越獄，他們也一笑了之。有次我跟管教聊天時說：「不管我有沒有敵人，反正我沒把你們當敵人……」年輕的小管教大概不知道其中的典故。
其實在生活待遇方面，看守所已經是儘可能照顧我們了。我在號里連值日都不必做。據說我們進去之後，看守所的伙食都改善了，時常能吃到米飯、麵條和餃子，蔬菜的種類和菜里的肉也比以前多了。看守所有次還發紙調查在押人員對伙食的意見。醫療方面，我在看守所待的30天里天天被量血壓，而我的血壓從來都正常，管教說：「你們這批人都天天量。」此外我還經常被測血糖（我緊張焦慮時血糖會略高出正常值，看守所的高碳水化合物飲食對此也有不良影響），有次還被叫出去體檢，做心電圖和B超，不知是不是因為網上傳說我有心臟病。總之，看守所對我們的健康還是相當在意的。劉曉波看來還真沒說謊。當然他們大概也知道，我們早晚都會上國際媒體講述自己的遭遇，他們肯定希望我們多說他們的好話，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所改善之類的。
因為我曾在秦城被關押過一年，小管教總是好奇地問我現在的一看與秦城時相比有什麼不同。（當時我回答說：「呃，回頭我們開個關於一看的研討會，請您來參加吧！」）與十年前相比，現在的一看管理更規範、更少受管理者個人意志的影響，管教和工作人員對在押人員也更加尊重。現在在押人員不會隨意遭到體罰，出入時也不會被要求蹲下，但是要遵守的規矩也更多。比如說，現在「坐板」和晚上值班的要求比以前嚴格——以前值班可以坐著，現在則要求必須不停走動。過去食品日用品可以隨便買，現在則規定每人每周只能花120元。聽說今後還要根據各監室的表現調整為100元或80元（現在的看守所領導說不定看過福柯的《規訓與懲罰》），此舉也引起了一些在押人員的不滿。現在一看的生活還有一些不如人意之處，比如不賣盒飯，天氣很熱可是號里的風扇壞了修不好，有時候一星期清兩次監，而且不知是不是由於高瑜上央視認罪的緣故，我們進去之後幾乎就一直沒有報紙和新聞聯播看。一看的陰暗面還體現在他們自己拍的宣傳片里：有在押人員僅僅因為求葯不吃、把葯扔進廁所就被上「狗鏈」（手和腳被銬在一起直不起腰來）。
這次進一看還有一些意外收穫：5月6日早上剛進入一看時，來到第一個號子，號長聽說我是因為紀念六四進來的，忙說：「當時我家就住在木樨地附近……」。號里還有一個法輪功，她聽說過不鏽鋼老鼠，於是和我攀談：「認不認識許志永、胡佳、李海？」我當然都認識。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談話被看守所的監控設備聽到了，當天下午我就被調到另一個號，在那裡一直待到獲釋那天。這個號的號長有五十多歲，曾是某公司高管，因經濟問題入獄。她對我也很好，不過並沒有多說什麼。直到有一天放風的時候，同號另一個人問我：「六四的時候你還是小孩吧？」這時號長突然說道：「我可是親眼所見呀……」。這些事都可以證明，普通的北京人並沒有忘記六四。
下面談談大家最感興趣的受審的故事，很多涉及案情的具體內容不方便透露請大家諒解：
5月4日晚上在派出所被市局國保詢問，他們問及會上每個人的發言內容時，我詳細介紹了秦暉教授有關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爭奪六四的話語權和解釋權的長篇大論（因為他發言最有條理，所以大家都記得他的發言，別人的發言我都記不清了）和我自己關於非暴力的簡短髮言。但是問到會是誰組織的、誰主持的、誰拍的照、誰發上網的，我都回答說不知道、沒注意或者記不清了。結果一位國保說：「你很聰明啊！」又說，「不說聰明，說smart吧，你知道哪些問題關鍵！」最後他們要我「保證」，我只同意保證不做違法犯罪的事，不再參加六四研討會，但是拒絕保證不在網上談及六四。因為我已經給自由亞洲電台發送了一篇談及六四的文章尚未刊出，因此無法做出有關保證。
被拘留後，每周被提訊一至三次，短則20分鐘長則5、6個小時，一般是2小時左右。時間最長的那次預審還給我買了盒飯。最初三次提訊問及了開會的詳細情況（我堅持之前的說法，好多事都記不清了，後來我說自己注意力有缺陷，他們也記錄了），後面幾次就很少問了，而是只問「你寫過那些文章？」「在推特上發過哪些言？」「接受過哪些記者採訪？」「見過哪些外交官？」「得過什麼獎？」以及「你對這事有什麼認識？」「知道錯了嗎？」「你現在後悔去開會了嗎？」
5月9日第二次提訊時，預審就要我對開會一事「有個認識」。我回答說，這件事我不當英雄，但是也不當逃兵。開會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師、長輩，如果他們認為這事有錯，我當然也可以「認識」。於是預審把徐友漁老師寫的「認識」拿給我看（沒讓看到內容，只看到了標題和徐老師的簽名），說，徐老師認錯了，他承認研討會是他提議的。（我非常敬佩徐老師的表現，我理解他認錯是為了主動承擔責任。後來聽說他拒絕上央視認罪，不知他是不是第一位被要求上央視認罪而拒絕者。）我仍然只同意保證不做違法犯罪的事。
此後幾乎每次提訊都被要求「認識」，但從未有人要求我認罪。（有一次預審和我聊天時說向南夫上央視認罪了，我說你們是不是也想讓我上央視認罪啊？他說你要想上我可以安排。然後就沒有下文了。）甚至我質問他們在家開會怎麼能算「尋釁滋事」時，他們也只是說，沒人認定你們有罪，現在你們只是「涉嫌」而已。前面也提到過，預審的態度一直非常和藹，經常擺出一副耐心教育不聽話的小孩的姿態來。我則一直拿「提高認識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你得給我個思想鬥爭的時間（《我愛我家》裏面賈志新的話）」來推脫。
5月20日見到馬綱權律師。馬律師說這是他第四次來一看，前面三次來見我都沒有見到，他們投訴了警方；同案其他人都見到了律師，只有我沒見到。馬律師說，徐友漁的律師是莫少平和尚寶軍，浦志強的律師是張思之，我的律師是他和丁錫奎。看來大家都有兩手準備。馬律師還說，我們的行為應不構成尋釁滋事罪，而且在開會這件事上，我沒起任何作用，應該不會被批捕。問我有沒有被刑訊逼供，我說沒有，他們都很溫柔，讓我心裏有點發毛。最後馬律師說，等丁律師回國后他們再來看我，結果直到我獲釋他們也沒能再來見我。
到了5月底，我終於答應寫一個「認識」，大致內容如下（詞句可能有出入）：
5月3日下午我參加了2014·北京·六四紀念研討會。當時我的想法是，一個國家就像一個人一樣，只有面對自己歷史上的傷疤，才能獲得治愈。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之後，我認識到，有些事情能讓一個健康的人更加充滿活力，但是也能讓一個脆弱的人崩潰。國家也是一樣。
本來我不認為這件事會造成什麼嚴重後果，經過反思，我認識到此事可能會被海外媒體炒作，還可能會對國內產生影響，甚至可能會造成社會動蕩，影響政局穩定。如果此事造成了不可預料且我不願意看到的後果，我將承擔道義責任，我必須懺悔。
因此，我保證今後注意言行，不做違法犯罪的事，不盲目轉發不可靠的消息，不慎轉發了被證實為謠言的消息之後及時闢謠，不參加六四研討會。
預審看后表示滿意。
最後一次提訊時，預審按慣例問我，有沒有其他違法犯罪行為？我說：「我搶銀行的事還沒有交代啊！」預審說：「海灣戰爭是不是你發動的？」我說：「好吧，我過馬路闖過紅燈……」預審問，有沒有檢舉揭發？我說：「我檢舉揭發周永康！」問：「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好好跟這兒待著唄。」他說：「你想跟這兒待著？」我說：「你們把我關著沒關係，把老徐放了吧。」他說：「我說了不算啊。」我說：「你說了不算，我說了也不算，所以我就跟這兒老實待著唄……」
本來以為不會再見到預審了，可是6月4日下午又被提出來，意外的是居然見到了平時經常找我談話的區國保和片警，交談甚歡。見到他們本來應該是一件好事，我見到他們之後本來心情也不錯，但最後還是因為命運未卜而焦慮發作，判斷力完全無法發揮作用，念《沙丘》中的祈禱詞也沒用。後來反思，大概是念的方法不對。（克服恐懼的祈禱詞：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思維能力，是潛伏的死神，會徹底毀滅一個人。我要容忍它，讓它掠過我的心頭，穿越我的身心。當這一切過去之後，我將睜開心靈深處的眼睛，審視它的軌跡。恐懼如風，風過無痕，惟有我依然屹立。）
6月5日是我被刑事拘留的第30天。按照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刑事拘留滿30天之後要麼獲釋，要麼由公安局向檢察院申請批准逮捕。這一天午飯之後午睡之前，負責我的管教突然把我提出去聊天。後來回想起來，大概是她得知我的幾名「同案」已經獲釋，想來我也很快會獲釋，想最後來我和聊一次。
午睡起來后不久（我完全沒睡著，前一天晚上也只睡了一兩個小時），隊長（管教們的小頭目）就來叫我「收拾東西」。我只拿走兩件有紀念意義的T恤——一件是開會那天穿的，另一件是我穿進看守所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離開監區之後看到幾名預審和看守所的警察。一位預審一臉嚴肅地對我說：「怎麼就拿這點東西？被子怎麼不拿上？知道我們要送你去哪嗎？到新地方還要用的……」我也知道他是戲弄我，不過我戲弄了他們那麼久，總要給人家一個扳回來的機會。
最後，辦取保候審手續和其他各種手續。除了不得串供等取保候審的一般規定之外，通知上只要求不做違法犯罪的事。在一間辦公室見到了我爸和本區國保。警察開車送我們回去，結果我爸半路就說還要上班，走了。國保把我帶到家附近的派出所做筆錄。要求不得接受採訪，不許談論「裏面」的事。最後，國保還要帶我到郊區「旅遊」一周，由片警和兩名協警（其中一人是女性）陪伴，理由是躲避記者……
自此，不鏽鋼老鼠的第一看守所大冒險就算結束了。
來源：新公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