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山重水複的中國」之第三部分，現再單獨成文推出。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國內有專業性解讀，但我以為都沒有讀出該書的要害之處，我所概括的「福山路徑」，福山自己也未必認可，但這很可能就是中國目前正在展開的一條路徑。
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
改革和革命是社會轉型的兩條基本路徑，這對所有轉型國家來說都是如此。改革一定是主動的，可選擇的，可設計的，或者可調節的，後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動的，不可選擇的，無法預計的，後果不可控的。在改革已死、革命不能的情況下，中國社會轉型會以什麼方式完成？在這裡有必要探討一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生的相關政治理論，在我看來，福山先生的著述為中國社會轉型展示出一條「福山路徑」（Fukuyama』 Path of Chinese transformation）。
自毛以來，中國各屆領導人均高度重視美國人的意見，雖然他們表面上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美國是世界的價值導向，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對中國社會各個階層都影響深遠。但自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成為世界老二之後，而且有可能在近幾年裡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時，美國原來那些中國通們對中國的許多看法就變得不合時宜了。說穿了，中國人需要聽到來自美國人的「好話」。2004年，美國的一個觀察家喬舒亞·庫帕·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將他看到的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稱為「北京共識」（BC），以區別於「華盛頓共識」（WC）。這個說法提出之後首先是在中國引起很大反響，在2008年至2010年，中國學界就這個主題舉行過多個國際性研討會，並公開發表了許多著述。和「北京共識」相匹配的是，「中國模式」論就是在這個時候達到了高潮。但是，這個高潮很快就過去了，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模式」的破產讓「中國模式」論備受質疑，以致「北京共識」再也無法繼續講下去，它現在已經銷聲匿跡。
雷默不行了，福山來了。福山先生顯然享有比雷默先生更大的名望，他的「歷史終結論」在歐美世界和中國都有著巨大影響，這是一個宣告西方民主制度即將徹底勝利、東方專制制度即將徹底失敗的一個歷史性宣言。作為這個宣言的作者，福山先生理應遭到中國的排斥，至少是作為一個被中國批判或嘲諷的對象，但實際情況卻完全相反。去年，福山先生先後被中國目前兩個最有權勢的人物王岐山和習近平接見，負責中國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曾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內部講話中，以欣賞的口氣談到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已經變了。中共高層為何會在現在這個時候高度關注福山政治學？我認為，這是因為福山先生最近說出了中共領導人一直想說並企圖力行實踐的那些想法。
2011年，福山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年，該書中文版便在中國出版。閱讀這部著作后，我發現該書的理論敘事框架基本上是以中國的歷史經驗為參考，而不是基於西方主流的政治制度史。福山先生沒有按西方政治敘事的慣例，從古希臘羅馬開始言說，中間論及中世紀的分裂狀態，然後到中央絕對主義政體的崛起和向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這是西方政治制度演進的典型過程。但是，這個典型過程在福山的著作中被置換了，他是從中國的國家建設開始闡述政治秩序的起源，認為秦朝憑藉政治權力建立了「強大的現代制度」，「在事實上定義了中國文明」。
福山先生對秦漢制度的由衷讚美，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國家建構」和「國家能力」這樣的概念，由此闡述政治秩序的起源，顯然不僅僅是一種歷史敘事，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他描述的從「國家建設」到「法治」再到「負責制政府」的政治秩序演化，並不是中國已經發生的歷史圖景，而毋寧是中國未來要展開的藍圖，這可能真是中共所需要的藍圖。我甚至認為，福山先生的這本著作是專門為中國「量身定做」的。
首先，福山先生對國家能力的強調極大地滿足了中共領導人對現有政治制度的信心。對一個西方學者來說，在長期目睹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低效和無能之後，很自然地會被中國自秦代以來一直顯示出來的強大國家能力和效力所吸引，我前面所說的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判斷中國國家能力的兩個重要尺度，福山差不多也是根據合理性和有效性來判定中國在秦代就是一個現代國家了，並把漢朝的制度視為一個偉大的制度。
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來的迅猛發展，似乎再一次證明了國家建構能力的重要性。說幾個數據吧，1977年，中國外匯儲備不到10億美元，只有9.5億美元；GDP總額是3200億人民幣；全國居民存款總額是181億人民幣；國家財政收入是874億人民幣；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600億人民幣。現在，一個華為企業的經濟數據恐怕就可以超過1977年的全國數據，華為2015年銷售額是3950億人民幣，利潤是369億人民幣，經營活動現金流是493億人民幣，研發投入600億人民幣。一個2015年的中國企業相當於一個1977年的中國，這個經濟上的巨大變化在世界現代化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沒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很難做到這一點，福山先生由此把國家能力視為建構政治秩序的第一要素或第一階段，顯然是符合中共領導人對自己國家制度優勢的認識。
其次，福山先生把法治視為政治秩序演化的第二階段，基本上是可以被中共領導人所接受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果沒有法治做保障，將會出現一系列問題，而法治建設將有助於國家建構能力的正常展開。福山先生在和王岐山會晤時，原來是準備和王重點談法治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但王並沒有給福山來談這個問題的時間，這並不表明王不重視法治，而毋寧說王是想表現出中國的法治計劃盡在其掌握之中的自信，他不需要再了解法治的ABC。他對福山說：你講的國家、法治、問責三要素在中國的歷史里都有DNA，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里有這三個要素。這說明他還是看了福山的書，他能夠接受法治的概念，但他同時也強調，中共不接受司法獨立，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的法治綱領，基本上就是王岐山所表達的那個意思，在黨的領導下實行法治，最大限度的把黨治和法治結合起來。
第三，福山先生提出的「負責制政府」這個概念為中共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學術支持，這可能是中共領導人目前最需要的一個合法性理論解決方案，因為以「負責制」而不是以「民主制」的角度來看待政府的產生和行為，可以使執政者規避程序正義的挑戰，而這是中共當下面臨的最大挑戰。福山先生認為：「負責制政府意味著，統治者相信自己應對治下的民眾負責，應將民眾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如何讓政府負起對民眾的責任，福山先生認為可以有多種方式，除了是通過選舉這個主要的程序來建立負責制，同時也可以通過道德教育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古代中國是通過道德教育來建立君主對民眾的責任統治，而英國早期則是以法律的名義塑造出一個可被問責的政府，道德和法律至少在歷史上是可以成為合法性的途徑。中共領導人目前就是想迴避選舉這個程序正義，而致力於通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來重建政治合法性。
福山先生提出的以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來依次建構政治秩序的路線圖，一定給了中共領導人以深刻印象，而福山先生對西方民主制度低效無能的批評，一定會更進一步提高中共領導人堅持現有制度的信心。他們會認為：既然你們的制度不行了，為什麼還要叫我們走你們的路？現在中共領導人已經放出風來了，中國制定的「中國方案」不僅要解決中國問題，而且還要解決世界問題。用習近平的話來說：「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現在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新戰略，大概就是「中國方案」的一個具體組成部分。由此看來，中共領導人沒有放棄以前在推行「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上所做的努力，他們實際認為中國現在已經有能力按「中國方案」把中國打造成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並重組世界秩序。
我把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演進的路線圖說成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福山先生自己未必認可，而中共領導人也絕不會認為他們的政治智慧會來自於一個美國人的啟示，他們至多認為，福山先生關於政治秩序的起源和發展的基本路徑是可以被中國的經驗所證實的，他們當然也樂於看到一個原來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美國著名學者因為中國的經驗而修正了他的看法，或許也期待福山先生在中國經驗的指引下能在「中國道路」上走的更遠，我認為這是福山先生之所以被中共領導人所重視的原因所在。其實，不管是福山先生講還是不講政治秩序演進的三個要素或三個階段，中共領導人都將一如既往地繼續加強國家能力的建構，實行黨領導下的法治，並努力建立起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如果沒有福山，這將是一條沒有福山的「福山路徑」。
依據這條路徑，可以對中國社會轉型做出如下三個判斷：
第一，中共領導人將會繼續加強國家的建構能力，繼續實行國家（政府）主導的社會發展模式，繼續實行國家主義的發展戰略。強化軍隊建設，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進一步提高國家的財政能力，繼續壟斷重大經濟資源，進軍新經濟領域，掌控互聯網龍頭企業，通過國家力量建立起對政治、經濟、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能主義控制體系。如果成功，這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型國家「利維坦」（Leviathan）。
第二，中共領導人會在黨的領導下實行有限度的法治，既不會是香港式的法治，也不會是新加坡式的法治，而是中國式的法治。中國式法治的核心是要維護黨治，即保證黨享有對司法的最高和最後裁量權。在此前提下，中國式法治會儘可能多地借鑒香港式法治或新加坡式法治的經驗，建立起一個有限規範政府運行和全面規範社會運行的法律保障體系。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會大幅提高，執法機關會較以往受到更加嚴厲的法律約束和監督，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夠依法受到更大的保護，規範社會經濟事務的法律體系會更加完備。
第三，中共領導人將繼續實行一黨專政體制，即使在法治基本完善的情況下，也絕不會主動放棄或改變這個體制。在國家權力的最基層，中共領導人也不會實行真正的自由開放的選舉，更不會實行新加坡式的一黨執政模式。中共領導人將繼續通過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來重鑄其政治合法性，建立起一個儘可能對人民負責的政府，通過整頓黨治、整頓吏治、清除腐敗、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福祉這些方式，來改善它的領導，緩和官民矛盾，增強其統治的正當性。
上述三個判斷可以說是構成了中共希望長期執政的一個理想願景，也可以說就是它當下正在展開的一個現行路徑。從橫向的權力結構來看，中共正力圖通過構造國家能力和受黨治約束的法治之間的一種政治平衡，以求重建它的政治合法性。從縱向的權力演進來看，中共最終是希望通過非程序正義的方式來建立起一個儘可能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但是，中共沿著這個路徑最終能不能走下去，我想一定會遭到最廣泛的質疑。至少在我看來，在中共目前面臨著巨大的合法性問題時，它企圖依靠以往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政治控制方式來繼續維持和建構強大的國家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原來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已經開始逐步衰竭；黨治和法治的內在矛盾不會因為法治的進一步完善而被逐步削弱，相反卻會因為法治空間的不斷擴大而加劇黨治和法治的衝突，黨治和法治最終是不可兼容的；脫離選舉制來建立一個現代負責制政府，以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來形成政府及其官員對人民的政治責任，基本上就是一個一廂情願的事情，沒有真正的選舉制度，政府只能對黨負責，而絕不會對人民負責。因此，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能不能在中國順利鋪開並達到預期結果，前景並不樂觀，中國未來仍將長久地陷入在不確定性之中。
轉自博客中國
來源：新公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