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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綏靖主義不是走向和平的捷徑 對中國的無知是綏靖主義的根源：被誤讀的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余傑）
艾利森並非中國問題專家，卻敢於寫一本中美關係的著作，這種「學術跨界」必然帶來巨大風險。本書論及中國部分，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實在有損國際關係領域大師級學者的聲譽。比如，作者認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毛澤東信任的同事」，可實際情況是，習仲勛是劉志丹、高崗一派的西北系官員，並非毛澤東的嫡系人馬，早在延安時代就頗受猜忌，從未受到毛的信任。作者又說，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已有九百多個項目，成本超過一點四兆美元，「相當於十二個馬歇爾計劃」。這種過於簡單化的類比連中學生都不會輕易去做，「一帶一路」完全不能同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馬歇爾計劃不僅幫助西歐國家完成經濟重建，而且鞏固了這些國家的民主自由制度；反之，「一帶一路」剛剛實施就四處碰壁、難以為繼，其新殖民主義的本質遭致普遍反感。
艾利森佩服中國「兩天之內建成羅馬」的速度，也對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數據深信不疑，實在大失學者應有的「求真意志」。因此，就連美國之音在介紹這本書時也不禁質疑說：「中國的發展速度固然令人嘆服，但是且不說中國的GDP數字中有多少水分，就是目前這種債台高築來進行基建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否能持續下去，連中國領導人心裏也沒底。再加上中國的房市和銀行壞賬兩大泡沫不知何時戳破，所以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充滿變數的。忽視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而來分析美中未來的力量消長難免會有偏差。」可見，他就像中了中國西南地區的神秘「蠱毒」，成了一具任由趕屍人驅趕的行屍走肉。
更危險的是，艾利森對中國的認識基本上來自基辛格、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李光耀和陸克文（Kevin Rudd）等人，他們無一不是「擁抱熊貓派」。艾利森撰寫過李光耀的傳記，對李光耀崇拜得五體投地，當然也就篤信李光耀對習近平的溢美之詞。他錯誤地將李光耀定位為「習近平的政治導師」，但習近平從未承認這一點。李光耀將習近平與曼德拉（Nelson Mandela）作比較，認為習近平是「城府甚深、波瀾不驚的人，不允許他個人的不幸或痛苦影響他的判斷」，又認為習近平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這種被喚醒的使命感，是一種壓倒性的力量」。進而，艾利森也贊同李光耀開給中國的「處方」——不是美式民主，而是恢復中國傳統的政治道德以及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他接著肯定習近平的意識形態策略：「在這方面，習近平具有價值導向的民族主義，可能有助於被唯物主義掏空的操作系統的完整性。」而艾利森刻意隱瞞的事實是：習近平並未放棄對毛式原教旨主義的捍衛，而李光耀在其晚年早已宣布「亞洲價值觀」破產了。
艾利森又引用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話說：「習近平有著深厚的國家使命感，對國家有明確的政治眼光，而且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這樣的頌詞好像是《環球時報》的風格。陸克文從早年研究中國民主運動到近年來變臉為習近平的吹鼓手，正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艾利森對這樣的看法不假思索、照單全收。
受這群人影響，艾利森成了習近平的粉絲。他對習近平及其「中國夢」如此評述說：「習近平以曼德拉那樣的鋼鐵意志展望中國。他的中國夢結合了繁榮與權力，其中雄心勃勃的視野頗似西奧多·羅斯福的『美國世紀』 〔Theodore Roosevelt〕，改革圖強頗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他當然不會閱讀和引述達賴喇嘛、劉曉波等勇敢者對中共獨裁暴政的嚴詞譴責，他缺乏此種常識：中國的真相不在統計數據裏面，而在達賴喇嘛和劉曉們的吶喊當中。艾利森這樣的西方左派，表面上看有一套言之成理、冠冕堂皇的論述，其骨子裡則是一種根深蔕固的「隱形種族歧視」——中國人或亞洲人只適合、只喜歡專制制度，由他們去吧。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艾利森在書中諷刺當年西方學界對蘇俄的誤判：「我要求哈佛大學的學生閱讀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經濟學》，他們對其中的一章感到困惑，這本二十世紀中期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科書，預計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超過美國。」今天，他本人不正犯了跟薩繆爾森同樣的錯誤嗎？薩繆爾森是誤判蘇聯，艾利森則是誤判中國。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來源:RFA,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