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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5日，「對華援助組織」負責人傅希秋（左二）出席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的一次會議。（視頻截圖/美國傳統基金會）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當年參与了北京六四抗議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除了清醒反思共產主義專制體制之外，不少人隨後變身成為反抗專制的行動者。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採訪了三位親身參加過八九民運的人士，他們雖然身在海外，卻都不約而同地投身到反抗專制的行動當中。
「當天晚上我是在木樨地和西單之間的街上。」
三十年前，何先生仍是清華大學的研究生。至今，他仍然記得1989年6月3日夜裡和6月4日清晨的事情：
「那時候天比較黑了，軍車和軍人走過來，就像鬼子進村一樣。然後在西單那裡被堵上了，就開槍了。本來我們不相信會開槍，看到傷者才相信。大家很激動，開始唱國際歌，喊口號。然後當兵的就開槍掃射，跑不及的就遭殃了。」
他對自由亞洲電台描述了他當時在長安街附近的所見所聞。作為中國頂尖大學的研究生，何先生之前一直是中共體制的支持者，直到六四事件：
「當時同學生病，送到了醫院……」
當年正在山東上大學的傅希秋，六四凌晨因為在醫院陪伴生病的同學，並未在街上參与圍堵軍車的行動，但也在醫院中聽到了密集的槍聲，看到了接踵而來的傷者。回到山東之後，逃回來的同學，也證實了當夜北京的慘狀：
「有同學從天安門逃出來，襯衫上還有血，跪在學校門口，大聲哭喊『他們真開槍了』。」
傅希秋後來成為基督教牧師，現在是美國基督教維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的負責人。多年以來，對華援助協會幫助了眾多的中國基督教地下教會信眾的維權行動，傅希秋本人，也參与過多次援救中國維權律師和家屬的行動。
傅牧師表示，除了認清中共專制體制以外，每個人也必須採取行動，才有可能促使中國發生真正的改變：
「六四一聲槍響，等於驚醒了我們的夢。但是，只是喊口號是不夠的，必須是每一個人一點一滴地做事，水滴石穿，才能改變中國，也才能讓中國人看到希望。」
在美國科技公司工作的何先生，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不願意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何先生參与了突破中國網路封鎖軟體的開發，包括自由門和無界網等，這些爬牆軟體，至今仍是許多中國人了解外界真實信息的重要工具：
「中共所有的努力，就是讓大家忘記。如果大家都去這麼做，傳播中共殘害人民的真相，中國才有希望。」
「真正的政治轉型，必須有各種利益驅動在背後……」
2019年5月23日，八九民運領袖王軍濤（右一）等人訪問台灣的總統府。（視頻截圖/總統府）
中國民主黨共同主席王軍濤，1989年任《北京經濟學周報》副總編。因為被認定為學生運動背後的「黑手」，1990年王軍濤被捕入獄，后被判刑13年。1994年，北京將王軍濤從監獄送到機場，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將他流放至美國。
2007年王軍濤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並反思作為一名宣傳民主價值的知識分子，如何才能更好的促進中國的進步：
「六四30周年之後，就是要在全國各個縣建立民主黨的支部，招到自己的人。我相信現在找到希望跟共產黨死磕，希望實現民主的人並不難。現在就是要樹立起旗幟，這樣我們在海外，就不僅僅是聲援中國那些相對範圍較小的各種權利運動。」
他認為，人類的任何進步都必須由眾多的個人採取實際行動，所有的政治理論，也都必須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上才能發揮作用。
六四屠殺，並不僅僅是三十年前一次已經血色消褪了的歷史事件，也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個集體意識轉折的標誌，它促使了中國人對民主轉型更深刻的思考，並在隨後化為各種各樣的行動。在中國大陸，眾多的知識分子因此採取行動，不少人也因此而入獄。
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的年輕人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王軍濤相信，六四事件，中國人再次以血的代價換來了群體性的醒悟，並將在不久的將來，影響中國的未來走向。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華盛頓報道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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