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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禁書解讀 - 余傑：自由主義的敗局與新生 -- 陳奎德《自由中國譜系》
新書《自由中國譜系》封面截圖
讓自由主義者不再是「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思想史家朱學勤曾談及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他寫道：「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中國過剩的是人口資源，缺乏的是思想資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與代之間，你卻難以看到一條代代相連的思想史連線，一環一環向上螺旋發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資源的一次次浪費，一次次掉頭下行，宣告失敗。」
作為思想史研究者，朱學勤發現，很多「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不是自願「失蹤」，而是「被失蹤」，被專制政權打壓、禁言、摧殘、扭曲乃至毀滅，正像龔自珍在《病梅館記》中所說「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他們的肉體早逝，他們的思想成果也被消除得乾乾淨淨，「一代思想者失蹤，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嘆息。它連一個漣漪都不會泛起，不動聲色地、熟視無睹地繼續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被它暗殺的思想，也許比被它保存的思想還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數，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殺過多少除不盡的『餘數』？它既然能暗殺像顧准那樣大的『餘數』——拆下自己的肋骨當火炬點燃，那就不難暗殺散播在民間村落更為幼小的零散餘數。」這正是中國思想史到處都是天窗與留白的原因，如同一本頁碼散落的書籍。在中國，後人無法以先賢的思想為精神資源，不得不從頭開始、從零開始，耗費無數時間和精力，往前突進的距離卻相當有限。
讓人深思的是，「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十有八九都是自由主義者。中國古已有之的東方專制主義，跟近代以來西方產生的種種邪惡思潮，如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共產主義、新左派等，倒是能迅速緊緊擁抱、水乳交融，持這些思想觀念的人士往往能順風順水、功成名就，甚至出將入相、成為國師。但是，自由主義傳入中國一百多年，始終與中國的民情秩序格格不入，因為自由主義與中國兩千年來一以貫之的「秦制」針鋒相對。獨裁者將自由主義視為洪水猛獸，將自由主義者視為顛覆者，一向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要成為一名自由主義者就意味著選擇坎坷崚嶒乃至家破人亡的厄運，被通緝、被抓捕、被遊街、被示眾、被全民唾棄，乃至被死亡。邵飄萍被捕殺，史量才被暗殺，張東蓀被以「美國間諜」的罪名囚死於秦城監獄，儲安平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林昭被處決后家屬還被要求支付五分錢的子彈費，劉曉波在全球媒體關注下被肝癌死……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陳奎德所著之《自由中國譜系》，是一種打撈「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工作，是一種恢復自由主義者名譽和尊嚴的工作。用作者的話來說，「是要重新點燃七十多年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並把它傳遞到更為深邃廣袤的時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業，發揮其自由的道統。」書中所論及的百年自由主義「道統」，大致包括四代人：第一代為清末的嚴復、梁啟超、蔡元培，第二代為民國的胡適、魯迅、梁漱溟、張君勱、陳寅恪、張季鸞，第三代為兩岸分治之後的雷震、殷海光、顧准、林昭、李慎之，第四代為毛時代之後的楊小凱、王小波、陳子明、劉曉波。作者指出：「這一歷史脈搏，時斷時續，時隱時現，雖屢經橫逆，仍不絕於縷。」本書的主人公，大多是孤獨的先知。
在中國，自由主義者為何屢戰屢敗？
無需迴避的一個事實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百年的傳播和發展從未順風順水，自由主義者的事業屢戰屢敗。本書記述了自由主義在中國所經歷的曲折歷程，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境，大致用殷海光說過的八個字可形容——「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所謂「先天不足」，就是早期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到西方「取經」之際，正是古典自由主義在西方處於低潮之時，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思潮炫人耳目，來自後進國家的留學生不可能不受其吸引和誘惑。所以，他們汲取的自由主義思想並不純粹，而是充滿種種雜質，乃至將反自由主義的渣滓當做自由主義的瑰寶，恭恭敬敬地捧回中國。其中，最嚴重的錯誤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都丟掉了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的兩大精髓要件，這兩大精髓要件恰恰跟中國的文化傳統最為隔膜：一是形而下的經濟學層面的自由主義，即英國《大憲章》對私有產權的確立和哈耶克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強調；二是形而上的宗教信仰層面的自由主義，即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或者說作為英美秩序和憲政文明之基石的、宗教改革五百年來形成的新教傳統。
所謂「後天失調」，就是在中國的本土文化中，很難找到可以支援和對接自由主義的傳統，比如對私有財產的保障、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對個體自由的尊重等，新儒家所憧憬的「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化」至今仍是水月鏡花。用作者的話來說：「主流自由主義是近代歐洲的產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臘羅馬，追溯到歐洲中古時期，其來有自，源遠流長。而遠古與中古時期的中國，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明體系，與源自西方的自由有相當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維方式。換言之，它們是兩種類型的政治文化，截然有別。」另一方面，在現實政治層面，自由主義進入中國的時代，中國處於內戰頻繁、外敵入寇的危機中，自由主義者無法用西方現成的自由主義理論打造出在中國適用的「建國大綱」，又無法應對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嚴峻挑戰。
所以，自由主義這個早產的、體弱多病的寧馨兒，又得不到有營養的奶水的滋潤，很難成長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至今仍是面黃肌瘦的侏儒。
在這群「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自由主義者中，儲安平就是一個典型。儲安平早就知道，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與少；在共產黨統治下，自由是有和無。但他仍選擇與共產黨「有限度的合作」。正如陳奎德所論：「他最後不由自主，仍追隨大多數自由派同仁，留在了中國大陸，埋下了悲劇性命運的種子。」韓戍在《儲安平傳》中指出，儲安平選擇與共產黨合作，除了個人利益（共產黨許諾的優待與官位）之外，是因為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本身就不純粹。在其思想中，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平分秋色。儲去英國留學前，出席德國柏林奧運會，發回國的報道對希特勒和納粹讚賞有加。他對希特勒和納粹的評價跟蔣介石不謀而合：若是中國出現一個跟希特勒一樣強有力的領導，就能團結國民，解救中國的內憂外患。到英國之後，他並未深刻領受《大憲章》、洛克和伯克的正宗英國自由主義傳統，而一頭栽進拉斯基和費邊社的左翼思潮之中。所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才是儲的思想底色，如韓戍所說：「不以個人為終極價值，而是認為自由的目的是促進國家的進步。這種功利主義的自由觀決定這樣的意識：自由並非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國家的進步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自由便是可以取捨的某種價值。」對此，香港評論人葉蔭聰認為，儲的教訓在於，沒有自己實力的民主黨派，跟中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只是奢談，除了悲劇結局，只會演變成今日政協的鬧劇。只是，同樣的悲劇，又在香港重演。
在中國，自由主義者為何屢敗屢戰？
儘管屢戰屢敗，自由主義者們卻從未心灰意冷、繳槍投降，他們屢敗屢戰，在與失敗的命運抗爭中，捍衛自由的尊嚴，實現自身的價值。他們早已超越勝敗本身，其生命實踐，其對暴政的反抗，早已凝聚成自由的豐碑。這些自由的碑林，或許可構成自由主義的「新道統」。
陳奎德為失敗者作史，以表明歷史並不盡然是由勝利者和掌權者書寫的。中國人相信「成王敗寇」的鐵律，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絕對化的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讓馬基雅維利望塵莫及——馬基雅維利背後其實有羅馬共和國的理想，有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線。然而，如果歷史真的只有「成王敗寇」這一單調的維度，身處其中的人就沒有必要做出個人選擇，只要「西瓜偎大邊」就行了。但自由主義者拒絕接受這樣的安排。
陳奎德在一九八九年中共屠城的血泊中逃離中國，從此再未踏上那片獨裁肆虐的土地。他在復旦大學求學期間，與王滬寧為先後同學，爾後，他與王滬寧分道揚鑣，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一為暴君幫凶，一為自由使徒。在美國，陳奎德創辦網刊和論壇，著書立說，兼有編輯、學術活動組織者和學者多重身份。他遠離海外民運的紛擾喧囂，從研究哈耶克到為中國自由先賢立傳，自己也活得自由、活得瀟洒。
自由人寫自由人，既有深情，又有深思。在陳奎德筆下，被扣上右派帽子、患肺癌而死的顧准，從世俗的眼光來看無疑是失敗者——妻子不堪受辱自殺身亡，子女都與他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但他在封閉和孤絕的環境中堅持思考，對希臘城邦制、經驗主義和市場經濟等重要的自由遺產不斷發掘和闡釋，在一個幾乎人人手上都沾滿鮮血的時代，他驕傲地宣稱「我的手上沒有血」。
彼岸的殷海光，不到五十歲就患胃癌去世，用世俗的眼光來看也是失敗者——他被蔣介石政權解除教職、不準公開發表文章，不準出國，宛如囚徒。但他堅信「自由」是人類反抗一切外在桎梏或壓迫的天性，它是每個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可讓渡與剝奪。台灣學者陳瑞麟概括說，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是「批判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蘊涵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與倫理的四個層面。有政治自由才能保障倫理自由與經濟自由，而思想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因為在具有政治自由的狀態下，仍然需要思想自由來維持政治自由與實現倫理自由，並解決經濟自由產生的不平等；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狀態下，自由受到壓迫，仍有賴於思想自由的突破以啟蒙人民，反抗對於自由的壓迫。
這群屢敗屢戰的自由主義者，如同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被毛澤東政權殺害的林昭生前寫過一首名為《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的長詩，與其說她是在寫普羅米修斯，不如說她是在寫自己——「醒來，醒來啊，可敬的囚人，/生命在呼喚著，你要響應。/鷹隼啄食了你的心肺，/鐵鏈捆束著你的肉身，/但你的靈魂比風更自由，/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堅韌。」
這些屢敗屢戰的自由主義者，也如同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表達了西西弗斯的心聲：「儘管遭受了這麼多苦難與考驗，我的年紀與我崇高的靈魂讓我認為：一切都很好。」加繆論述說：「他知道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人回到自己生命的這個微妙時刻，西西弗斯返回他的巨石，凝視這一連串莫名其妙不相關的行動成為他的命運，這命運是由他創造出來的，在他的記憶中串聯起來，也將隨著他的死亡而封緘。他相信所有人性的事物都起源於人性，眼盲的人儘管知道黑夜沒有盡頭，還是想看見，因此他繼續走著，巨石也繼續滾動。……這塊巨石的每顆細沙粒，夜色中這座山每一塊岩石的光芒，都是一沙一世界。通向山頂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本書中的自由主義者們，有寂寞悲苦，亦有追求真理路上的幸福與快樂。
楊小凱與劉曉波：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新標杆
陳奎德是文革結束之後中國的第一批哲學博士，他經受過嚴格的西方哲學的學術訓練，又有文學家的筆法和深情，他的著述兼具學理與文采，既有歷史的縱深，更有現實的觀照。離開中國之後，他沒有進入西方大學的學術體系，而是在邊緣處觀察、思考和寫作，故而不受僵化、刻板的學術規則的束縛。他與兩岸三地很多一流知識分子都保持著密切聯繫，其中有些人並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倡導新權威主義的蕭功秦、由自由主義轉向新左派的甘陽、由文化基督徒轉向毛派的劉小楓，他從這些人的變臉中反過來肯定自由主義的可貴。因此，他在論及多位當代自由主義者，如楊小凱和劉曉波等人時，不僅論及他們在思想學術上的貢獻，更肯定他們在中國民主憲政事業中的功績。
在陳奎德筆下，多災多難的楊小凱的學術生涯始於文革期間的牢獄之災，在其色彩斑斕一生的最後幾年，他個人皈依了基督教，更撰寫長文《憲政與基督教》，闡明基督教與現代主流的經濟與政治秩序的某種內在聯繫。陳奎德引用若干西方學者的研究佐證楊小凱的結論：韋伯的論述自不待言，哈佛大學教授安德烈·施萊費爾亦指出，經濟表現與宗教背景有直接聯繫，有些宗教對經濟起著阻礙作用，而有些宗教，如基督新教，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和平起著促進作用。經濟史家諾斯也認為，意識形態和宗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道德準則，決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為。近年來，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家本傑明·弗里德曼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中指出，宗教從一開始就給經濟學施加強大影響，在亞當·斯密及其同時代人生活的世界里，關於上帝賦予人類的責任、關於來世和關於人類存在的目的等議題都受到全面檢視。從十八世紀開始，我們現在認識的經濟學思維發生了基礎性轉變，這一轉變是被英語新教世界中激烈爭論的宗教思想路線所決定的。若楊小凱不是英年早逝，他的研究一定與之殊途同歸。
在論及劉曉波的章節，陳奎德因為與劉曉波有諸多交往——在擔任《觀察》網刊主編期間，他編輯發表了劉曉波三百多篇重要文章，故而對劉曉波有更多個人性的體認。在其眼中，劉曉波始終是性情中人，兼有沉思性和行動性，從來都不是純然書齋中人。劉曉波一直堅持在民間社會創造「政治」，而拒絕官方的吸納和收編。劉曉波的寫作、思考、生命實踐和精神探索，突破了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局限和缺陷，在形而下層面凸顯保障私有產權和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在形而上層面「赤身裸體，走向上帝」。最後，劉曉波因為組織《零八憲章》運動，戴上「自由荊冠」，將自己作為獻祭，以身殉道。陳奎德禮讚說：「作為自由中國的當代象徵，作為公民社會的代言人，作為自由中國的殉難者，作為民主中國的第一位公民，劉曉波，已經進入中國的乃至世界的賢人堂。劉曉波去了，但是『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著他們』。」
此書既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史，更是自由主義者的精神史和心靈史。此一譜系，能否在未來中國傳承併發揚光大，將直接關係著中國民主轉型的成敗。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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