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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五十五講 風暴前夜的清華附中
1967年，青年紅衛兵在中國各大城市與產業工人發生衝突。圖為一輛卡車滿載著紅衛兵駛過北京街頭。攝於1967年1月9日。
一、一場學生鬥毆反映出的問題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講述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過程。
在之前的內容中，我們已經介紹了紅衛兵運動的整個社會背景。在這一講中，我們就要進入正題了。如我們之前所講的，紅衛兵運動起源於北京的清華大學附中。那麼，在文革前夕，這所學校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在講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文革前夜的清華附中是一所怎樣的學校。根據清華附中文革親歷者鄭義的回憶，這所學校當時的狀態是：
「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雄心勃勃，要把學校辦成全國中等教育的典範。學校自行的教育改革，除了受當時越來越緊張的政治氣氛影響強化了政治教育之外，在擴大知識面（比如每周一節電影課，放映科技及外語片，鼓勵各種課外小組及講座）、講究教學方法（強調少而精，反對滿堂灌）、減輕學生負擔（反對課外加班學習）、重視加強學生體質（強調田徑運動以提高基本體能，甚至連下鄉勞動，也把增加體重當成重要指標）等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的努力。清華附中激烈地要求學生「全面發展」，甚至明確提出僅學習成績好不算好學生。」
按照今天的話來說，當時的清華附中是一所強調「素質教育」的學校，不搞唯分數論。然而問題是，這所學校當中又有很多幹部子弟，這就造成了很嚴重的學生之間的對立。為什麼呢？鄭義的文章這樣寫道：
「從全國形勢來看，我在清華附中的幾年，恰好又是大飢荒之後文革之前最為寬鬆的時期。當時的『階級路線』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看出身而不唯成份論，重在表現』。清華附中是個幹部子弟比較多的學校，『出身不好』的同學把那『重在表現』四字如水中稻草一般死死抓住不放。雖然『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已經在大力貫徹，但從學校本身的社會職能出發，校方也儘可能在這四個字上做文章，以期提高教學水平，並避免在學生中引起激烈的分化和鬥爭。」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所謂「出身不好」的學生由於家庭往往有較好的讀書、學習傳統，因此成績優良、在「素質教育」方面表現優異的人相當多，幹部子弟和他們相比比較缺乏這種優勢。因此，校方儘管在想盡辦法避免學生的分裂，但實際上並沒有阻止他們的辦法。鄭義把這種狀態形容成「走鋼絲繩」，說道：
「但校方這種走鋼絲繩的策略在越來越緊的政治氣氛里終於失去平衡，其標誌就是發生在我們高631班的『婁熊（打架）事件』……導致四中學校領導垮台的原因就是沒有「保護好」幹部子弟，沒有「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校領導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幹部子弟，大為震驚，連夜重新處理，生怕這幫幹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後塵鬧個全軍覆沒。」
（以上幾段引文，見鄭義：《清華附中、紅衛兵與我》）
「婁熊事件」，是1964年在清華附中發生的一起學生鬥毆事件。當時，該校學生、中國駐古巴大使熊向暉之子熊剛，以及該校的平民學生婁琦兩人發生了鬥毆。而在事後，校長萬邦儒則明顯偏袒幹部子弟，表示婁琦的打架行為是一種名叫『打幹部子弟』的『階級鬥爭』行為。校方的這種上綱上線的做法，激起了學校平民子弟的憤怒。結果，學校里貼滿了觀點對立的大字報，學生們因為這件事互相辯論，分成了尖銳對立的兩派。
二、幹部子弟與平民子弟：分成對立兩派的學生們
就在同一年裡，清華附中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根據當事人的回憶，這件事的情況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王仲方的兒子王銘，因為平時紀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團的問題上遇到困難，團支部多次討論沒有通過他的入團申請。這時，王銘就揚言要向團中央寫告狀信，控訴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把學校領導嚇得馬上跑來安慰他，並責令團支部立即發展王銘入團，而且入團后立即就讓王銘擔任團委的幹部。」
從以上兩件事可以看出，當時的清華附中校方對中共幹部子弟有著非常特殊的照顧。而這樣一種對幹部子弟特權的申張，在之後更是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爆發的那一個月，「清華附中校方要發展一位學習成績很好的學生加入共青團，而這個學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級知識分子。在那時強調階級鬥爭的大環境下，高級知識分子多半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雖說該學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類，但也不是紅五類。」
不過，在幹部子弟們看來，儘管這個學生並不是「黑五類」，但這位同學的「出身」依然是顯得所謂太「反動」了。當時，學校中的高幹子弟學生們的想法是這樣的：「共青團應該是純粹紅色的團體。要保證這個團體的純粹紅色，必須保證共青團員來自於紅五類的紅色家庭出身，如果讓其他類別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團，這個組織就會變顏色。」
不過，以上這些想法，實際上還是高幹子弟學生們不滿的「表層原因」。他們的不滿，還有一層「深層原因」是這樣的：「這些高幹子女對學校的不滿，一方面是來自思想上，他們認為老師對那些非紅色家庭出身的學生過於偏愛，是喪失了階級立場，是修正主義的表現。另一方面，高幹子女的不滿還有來自現實的利益。學校重用平民子弟，佔了他們的位置，奪了他們的風頭。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較好，他們在高考時分數較高，擠掉了許多高幹子女進大學的機會。」
那麼，為什麼當時的學校依然會有重用平民子弟的現象呢？事實上，儘管當時學校的政策已經是對幹部子弟非常之照顧的了。但是，在學校老師的心目中，那些驕傲跋扈的幹部子弟並不招人喜歡，所以教師們「儘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們，但在具體問題上，還儘可能地照顧那些『表現好』而出身一般的學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團的問題上，他們擋不住『表現不好』的幹部子弟入（共青）團，於是就注重發展『出身不夠好』但『表現好』的平民子弟入團。」
（以上多段引文，來自崇新岳、百思峰：《文革洞見》三十）
此外，在當時清華附中的平民子弟們看來，學校中發生的一切與幹部子弟的視角中所看到的呈現一種截然相反的狀態。當時的情況是，「從1964年開始，學校組織了『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和軍訓隊。對幹部子弟的拔苗助長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蕭凌：《清華附中與紅衛兵運動》，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就這樣，在學生們分裂成兩派的情況下，多數成員是幹部子弟的那一派在文革前夜就展開了一連串的活動。歷史學者卜偉華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羅列了他們的活動，我給大家展示一下其中的幾個例子：
「1964年7月，他們就『學校里有沒有階級鬥爭』，『學校里要不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兩個問題與校方進行辯論。一位學校黨支部委員明確地答覆這些學生：『學校里就是沒有階級鬥爭!』『家庭出身好的也出了不少反革命。』
「1965年2月，他們認為學校提出的『興無滅資，團結百分之百』的口號『提得過右，而且在實際中它貫徹得還要更右一些』。
「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們兩度向學校提出要求開展『小整風』，大搞階級教育活動(如清明掃墓)，兩憶三查(即：一憶階級苦，憶先輩闖江山的艱苦卓絕；二憶自己的成長過程，憶黨對自己的辛勤培養；一查自己入團來的表現。查自己的覺悟；二查自己的革命鬥志、朝氣；三查自己的工作，找差距，學先進)，均被學校拒絕。學校某黨支部委員和團委會書記反駁說：『階級教育在哪裡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兩憶三查不能搞，我們應當堅持正面教育，以表揚為主。」
（卜偉華：《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載於《中共黨史研究》第70期，1999年）
三、文革前夜的清華附中是一個火藥桶
從他們這種殺氣騰騰的姿態來看，他們看上去雖然是在反對校方的權威，但實際上卻是在訴諸一種更為恐怖的極權力量、追求一種更為極權、恐怖的校園氛圍。試圖息事寧人的校方，不太希望他們在學校里挑起激烈的鬥爭，而他們則是希望在學校裏面儘可能地挑起更激烈的鬥爭，搞更為嚴苛的審查體制。他們的這些行為固然是包裝在瘋狂的毛主義理念和口號之下，但實際上如果按照我之前所梳理出來的脈絡來看的話，他們其實就是在試圖將幹部子弟們所擁有的特權變得更多、更大。可以說，他們一方面確實接受了非常嚴重的政治洗腦。另一方面，在被洗腦的同時，他們的行為實際上也遵循著人類行為的一些基本原則，有著背後的行為邏輯。正如我所反覆講過的，在看文革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用簡單的「大家都瘋了」來解釋那時候人們的瘋狂行為。
總而言之，到文革爆發的時候，實際上清華附中的學生已經形成了尖銳對立的兩個派別。其中一派多數是幹部子弟，認為學校的種種政策不夠激進，希望在學校中建立起一套更為極權、更為激進的體制，並且想要把幹部子弟的特權變得更大、更多。另一派則反對學校對於幹部子弟的特殊照顧，代表著一種平民的聲音。這兩派在文革前夜呈現出一種尖銳仇恨對立，也可以說是水火不容的態勢。這時候，只需要一個火星輕輕一點，這個早已積蓄了極高能量的火藥桶就會爆裂開來，釋放巨大的能量。可以說，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之所以能夠在文革爆發之後這麼快地崛起，並在學校中製造出種種殘酷的暴行和血案，正是因為這種仇恨對立的迅速引爆。而在文革前夜和文革時期清華附中所發生的事，實際上也是當時大量學校中發生的事情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縮影。
好了，感謝大家。這周就到這裏，我們下周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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