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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宣部被批 「閻王殿」遭解散 副部長大筆杆子等三人自殺
中宣部一直是負責把握輿論導向，堅持新聞媒體為黨服務的一個部門。1966年文革初期，毛澤東指出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副部長姚臻、大筆杆子劉克林和王宗一同年被逼自殺，中宣部兩百多工作人員被下放寧夏賀蘭山腳下的“五七幹校”，統統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1962年，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受到以彭真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以陸定一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1966年，毛澤東指出，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
文革后不久中宣部被取消。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職權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兼。
《五一六通知》附件中稱：“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於是紅衛兵到各“閻王”和“判官”家造反、抄家、批判。當時在部里的副部長經常被部內外的群眾揪斗，有的群眾組織還揪著一串“黑幫”（每個人脖上都掛著一個牌子，寫著“我是黑幫XXX”）到街上去游斗。
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誣陷為“反革命分子”。中宣部九名副部長分別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國民黨分子”。中宣部的部長、副部長、秘書長們首批被揪出來了，被稱為閻王殿的閻王。
1969年的深秋，老中宣部全班人馬，在瑟瑟的寒風下，被連鍋端到了寧夏賀蘭山脈的化建、立崗勞改農場。《紅旗》雜誌社在陳伯達的把持下，將老幹部統統發配到了石家莊市郊的杜北公社南、北高基村的“五七幹校”。至此，老中宣部被康生、陳伯達、江青徹底砸爛了。
王宗一全家福
王宗一；毛在中宣部的“一支筆”
王宗一1936年參加中共革命。1950年調中央中央宣傳部工作，宣傳處(即現宣傳局)處長等職務。他曾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編輯、註釋和宣傳工作。曾受到過毛澤東的稱讚，他是毛在中宣部的“一支筆”。
隨之中宣部的正副部長除陳伯達外，一個個被打成“閻王殿”的“閻王”，處長們成了“閻王殿”的“判官”，還有什麼“牛頭馬面”等等。那個時候，給黨做工作做得越多的人，“罪”也就越多、越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中宣部被戴上了“閻王殿”的帽子。
王宗一是處長中揪出來較早的，他被打成“閻王殿”的“大判官”、“忠實判官”、“黑幫”、“牛鬼蛇神”，還被誣為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
他和部里被揪出來的人一樣，被剃了光頭，被勒令每天早晨到指定地點站隊集合，低頭、彎腰、挨批鬥、罰勞動，還要唱“我是牛鬼蛇神”的歌自辱。
俞小敏在《我記憶里的老中宣部大院》文章描述，王宗一是一位很有思想、富於文化深思精神的理論幹部，但不是政治家。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這不能怪任何人，因為當時所有參与的人都認為自己是一種積極的革命，面對“叛徒”，很容易做出極端的行為。王宗一看到整個社會是那樣一種狀態，包括在他之前，許多人都自殺了，他們無法預測未來的情況，也看不到前景。1966年9月9日自殺身亡，時年45歲。
姚臻–中宣部副部長
文革前的中宣部副部長、國際問題專家姚臻。姚臻出生於1921年生，早年畢業於大同大學，長期從事宣傳文化工作。
從1960年開始，姚臻在康生領導下的寫作班子里工作，同康生朝夕相處，做了大量工作。1966年他參与“二月提綱”的起草，又參与起草撤銷“二月提綱”通知的起草。
文革一開始，有人貼了姚臻的幾張大字報，康生立即把姚臻拋了出來。在批中宣部的大字報中，說他是閻王殿的“閻王”。康生污衊他是中宣部派到釣魚台寫作組的特務，是彭真“專門派來監視我的特務”。並派他的秘書李鑫到中宣部的批判會上對姚臻進行恐嚇、誣陷，結果姚臻於當天晚上上吊自殺，終年45歲。
圖：右戴新疆帽者為劉克林
劉克林–中宣部有名的筆杆子
劉克林1924年生，時任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幹部。1966年8月自殺，年僅42歲。當年，他的文字鏗鏘有力，是中宣部有名的筆杆子，也是“《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主要執筆人。
劉克林的兒子劉自立回憶父親在自殺前的情景。從1966年7月份中宣部副部長父親的頂頭上司姚溱自殺以後，父親的精神已開始變做遊魂。他寢食不安，茫然四顧。
父親終日失眠，在屋裡不斷踱步，苦思以慮。1966年8月6日午，暑雨如縷。父親給我留下一摞薪水，忽對我說，“凄風苦雨啊……”
黃昏，事情終於發生了。父親從中宣部國際處他的辦公室墜樓而下，撒手人寰。
俞小敏在《我記憶里的老中宣部大院》分析，劉克林之所以自殺，是他深知中宣部是黨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最強有力的武器，是黨的核心的部門，他太清楚在核心部門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后的下場了，他的上級姚溱就是因為康生的一句話而被迫自殺。
他多年在中宣部工作，經歷了許許多多“政治運動”，親眼看到了抓意識形態的中宣部為什麼紅的像烙鐵，毒的像異蛇，許許多多的老幹部因為種種“罪名”受到的打擊及其下場，他都歷歷在目。選擇自殺，看來是他最好的解脫了。
中宣部兩百多人工作人員被下放寧夏“五七幹校”
1969年中宣部實行軍管。7月，軍管組為了響應毛澤東的關於幹部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宣布中宣部全體幹部，一律要到寧夏“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
從此，中宣部的200多幹部們，在寧夏賀蘭山腳下的化建、財貿兩個地方，進行了長達三年的“五七幹校”生活。
寧夏的冬天奇冷，夏天酷熱，常年氣候變化無常。本來是回族地區牛羊很多，但在銀川卻買不到羊肉。幹校所在地，是距銀川百多裡外的賀蘭縣的一個空閑下來的勞改農場。勞改犯都呆不下去的地方，幹校卻在那裡安營紮寨。除了有十余排破舊草屋，一片荒涼景象。
在化建有家的分2間一套的住房。單身3個人共住一套。在財貿農場二連的中宣部幹部全是男性均住集體宿舍（軍管組除外），這裏夜間鼾聲此起彼伏，空氣污濁，臭味熏天。頓頓是白菜煮豆腐，大部分是吃窩頭或饅頭，很少吃米飯。十幾天才能吃一次肉。當時，年老體弱多病的照顧不去大田（即水稻田）勞動，而安排在菜地種菜，除草施肥。
每天都是日出（飯後）而作，晚飯時歸隊，幾乎是一天到晚在地里，累得筋疲力盡。
原來宣布的是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因為村莊離幹校較遠，見不到農民，只是請過一兩次農民（每次兩三人）到幹校來講生產情況。
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代之以抽時間就安排對“走資派”一個一個地進行批鬥，交待“罪行”，以便對每個“走資派”定性結案。
熊復犯心肌梗塞倒在貯菜窖口
中宣部辦公室副主任吉偉青回憶：隨他們這批“黑幫”下幹校的人員中，有兩個中宣部副部長，一個是熊復（原中聯部副部長），一個是劉祖春（原華北局宣傳部長），他倆調到中宣部，上任不到一個月就被“革命”小將打成“保皇派”、“走資派”，和“判官”們一起集中到市委黨校接受審查，然後與我們一起到幹校勞動改造。
1968年初冬，一車車大白菜從賀蘭縣城和立崗鎮運到幹校大食堂廣場上，準備往早就挖好的一個很大貯白菜的地窖里搬。軍管組發出指令，革命群眾押著“走資派”，分成兩班，輪流把大堆白菜倒騰到菜窖里。
在第一天運送大白菜的我們這個班的前頭，突然倒下一位老者，他就是患有心臟病，而且心肌梗塞過兩次的熊復。只見他卧在地上，臉色蒼白，口吐污物，渾身抽動。當時場內一片混亂。校醫給他含上硫酸甘油，然後讓車緊急送往銀川醫院搶救。
他的家屬在現場哭著說：熊復這是第三次犯心肌梗塞了。他這樣的病人，根本不能到幹校來，更不能參加運送白菜這樣的強勞動，這不是拿人命開玩笑嗎？熊復躺在吉普車裡，顛簸幾十里轉到銀川醫院。生命垂危，經搶救，在銀川住了一年多，一直未治好。
1972年的8月份，中宣部全體幹部從五七幹校全部撤回北京了。
來源：阿波羅網吳莉亞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