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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投訴：陝西冤民袁芳芳在十九大和全國“兩會”期間的遭遇
2017年10月12日，我和我丈夫米綱維要到西安向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迴法庭告狀。我們在耀縣火車西站上車時，富平縣梅家坪鎮政府工作人員詹宏紀就跟上了我們，與我們一起上了車，並問我們要到哪裡去？我們告訴他后，火車開到富平車站，上來三個人，其中一個叫徐文義，叫我們下車，我們不下車，就強行把我們拉下車。
我大聲呼救，車站的警察趕過來，聽我們雙方說明情況，叫來了車站的派出所所長。所長把我們帶到派出所，訊問並作了筆錄。隨後，富平縣梅家坪鎮派出所所長翟百信帶著梅家坪鎮政府的人趕到了富平火車站派出所，富平火車站派出所所長把我們兩口交給翟百信等人，翟百信等人把我們押回了梅家坪鎮派出所，由鎮政府人員詹宏紀和一名警察看管。我和我丈夫執意要回我娘家，他們不允許，又叫來在富平火車站拉我們下車的徐文義等三人，這三人打我丈夫。到了夜裡12點多，我們不顧看管阻撓，離開派出所，往我娘家走，兩個警察領徐文義等三人開車追上我們，警察用手電筒照明，讓徐文義三人扒了我們的上衣，把我往他們的車裡拉，我昏過去了。
等我醒過來時，才知道我被關在富平縣紅霞賓館603房間，徐文義等三人搶走了我的手機，看管著我，連房門都不準出。徐文義對我說：“你要出去，就從窗子跳出去。”我多次想到過死，但我不能死。我死了我兒子怎麼辦？陷害我兒子的這些奸商老闆惡警誰來追究？
到了10月14日，徐文義等三個黑社會人員非法把我轉押到富平縣的富澤園賓館，關押在203房間，搶走我的手機，拘禁了23天。他們經常不給我吃飯，最長的一星期不給我飯吃，我被餓昏過去，他們給我打能量。徐文義還打我兩次，有一次要用煙頭燒我的臉，被我用手擋住。直到11月5日晚上，徐文義等四個黑社會人員，把我用車拉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搶走我的所有物品，衣物、30元錢、藥品等，把我扔下車，他們開車跑了。我摸黑走了一里多路，找到一個人家，用主人的手機報了警。淡村派出所的警察來了，把我送到梅家坪鎮政府。我在鎮政府的辦公室椅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鎮政府派人把我送回銅川新區我的租住地。這次我們被非法拘禁了22天。這期間正是中共召開十九大的日子，為了維穩，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續，雇傭黑社會人員，非法剝奪我們的居住和行動自由，連到西安上訪也強行阻止。
過了兩天，我到富平縣政府反映我被非法綁架、關押的遭遇，並要求歸還我被搶的物品。縣政府沒人理我。我報警，城關派出所不給立案，再打電話報警，110指揮中心說：“不要再報警了，我們不維護上訪人的權利。”經過這二十多天的折磨，我的心臟病加重，腰疼得直不起身來，借錢在銅川市醫院看病，花了2000多元。
2017年12月27日，我和我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訪。剛到北京，鎮政府人員詹宏紀就趕到了，尾隨、監視我。梅家坪鎮書記任軍林在12月30日也到了北京，要求我們回陝西富平，我們拒絕了，我們要上訪，反映並要求解決我的問題。這天晚上，富平縣政府駐京辦的田建斌帶著三個警察、十四五個黑社會人員，叫開我們住在北京西站南廣場一家旅館的房門，把我們架出房間，推進一輛麵包車裡，拉到鎮黨委書記任軍林住的地方。任軍林還是叫我們回富平，車票已經買好了。我們拒絕回富平。富平縣政府駐京辦的田建斌當著任軍林的面教訓我們說：“任書記的話你們要聽呢。任書記是你們兩個的大（父親）哩。”後來任軍林、田建斌一夥吃飯，叫我們兩人坐在一旁，用膠帶綁住我們的胳膊腿。他們吃完飯後，幾個黑社會人員把我們抬上一輛汽車，拉到馬家樓附近。五個黑社會人員一人一床被子在車裡睡了，我們兩口在車裡凍了一夜。
第二天，五個黑社會人員開著這輛車，把我們押送回富平，交給梅家坪鎮政府人員。鎮政府給押送人員支付了2萬元。鎮政府把我們押回了銅川新區。
2018年2月13日，已是農曆臘月二十八，我再次到北京上訪，找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解決非法關押我兒子的問題。北京市公安局人員把我押送到久敬庄“收容救助中心”，
久敬庄“收容救助中心”又把我交給渭南市政府駐京辦人員，渭南市政府駐京辦人員又雇車和人員，把我押送回富平，花了1萬元。
這次到了梅家坪，鎮政府人員對我說：“不要再跑咧，不要再外出上訪咧。過年咧。”我有什麼條件過年？我有什麼心情過年？我兒子米茂德在2007年被人誘騙到北京福祥烤鴨店做奴工。他要求離開福祥烤鴨店，向該店老闆楊曉燕討要工資，楊曉燕勾結當地的岳各庄派出所，以涉嫌敲詐勒索為由，沒有出具《拘留證》，把米茂德非法關押75天，關進北京精神病醫院14個月。2015年，富平縣公安局將我兒子米茂德送進富平縣華竹精神病醫院至今。十年了，我為了拯救兒子，就是在不斷上訪、屢次遭關押中渡過旳。
2018年2月28日，梅家坪鎮政府人員叫我們到鎮政府“說事”。我和我丈夫到了鎮政府，即被用車拉到陝西省焦化廠賓館，進了406房間。沒多長時間，四五個黑社會人員把我一人又拉到富平縣紅漣酒店，關押進902房間。我這次遭非法關押31天，直到3月31日才被送回銅川新區我的租住地。
在富平縣紅漣酒店902房間，四個黑社會人員輪流看守我，不准我出房間一步。這些人打過我，搧我耳光，有一次把我摔倒在地，腳踩我的頭，我昏過去。醒來時我還躺在地上，打手得意地問：“這案子你要多少錢？”3月15日早上，在紅漣酒店房間里，我吃看管人員打回來的豆腐腦，發現飯里有一片10公分見方的紙。我問：“飯里咋來的紙？”看管人說是豆腐皮。我說：“你們看是紙還是豆腐皮？”看管人把紙連同豆腐腦倒掉了。3月17人，來了兩個自稱是縣醫院的人，沒有出示證件，壓住我，強行從我的手指上采血。此後我吃了看守人打回來的飯就兩手發麻，一直持續到3月31日我被放回家。
這次我們被騙到梅家坪鎮政府，遭非法拘禁32天，是因為在北京召開國“兩會”。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開會，就能這樣做嗎？
我與我丈夫米綱維從3月2日在省焦化廠賓館分離，至今兩個月了，再沒見過面，也聯繫不上他，不知他的下落。我向縣公安局報案，不給我答覆。我打渭南市110指揮中心電話報警，也問不出米綱維的下落。第三遍打渭南市110報警電話，接聽的人員說：“不要再打電話了。這個事不歸我們管。”
十年來，我不斷上訪，要求把我的兒子米茂德還給我，對我們家的冤案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歸還我們被搶走的物品，賠償我們的經歷和財產損失。我被判刑一次、勞教一次、拘留三次、非法關押十多次，被搶走的手機有13個，只歸還了1個。
從2017年10月12日到2018年3月31日，我因到西安、北京上訪，又被劫持了四次，遭非法拘禁2次，一次因中共召開十九大，一次因為在北京舉行全國“兩會”， 這2次非法拘禁共54天。
為什麼要對我採取非法拘禁的手段呢？政府雇傭的黑社會人員徐文義在看守我時說得很明白：“政府不正式拘留你，正式拘留要給手續，你就有了證據了”，“政府就是這樣關你，以後這樣關你的次數多著呢，直到關得你走不動了。”徐文義是什麼人？他在富平縣是數得著的黑道人物，多次被刑事拘留和判刑，時間最長的一次判刑16年。這樣的人物成了政府和警察的得力助手。
陝西冤民、訪民
袁芳芳
電話號碼 13488008321
2018年4月27日
附 以前的有關文章
我們一家被北京、陝西警方迫害的悲慘遭遇
我名叫袁芳芳，家住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梅家坪鎮岔口村三組。我們家的鄰居米小軍的父母，在文化革命時參与將我公公家的成分由土改時劃定的貧農補划為地主，文化革命結束后，經我公公等人的申訴，我們家的成分又核實定為貧農。對此，米小軍懷恨在心，多次尋隙製造傷害我們家的事端。
2007年，米小軍夥同他姐夫李耀昌把我兒子米茂德綁架走，在北京福祥烤鴨做奴工。2008年12月，我兒子米茂德要求離開福祥烤鴨店，向該店老闆楊曉燕討要工資，楊曉燕拒不支付，米茂德與工友們同楊曉燕理論，被當地的岳各庄派出所以涉嫌敲詐勒索為由抓去，沒有出具《拘留證》，非法關押75天，遭受百般毆打折磨，致使我兒子米茂德精神錯亂，被送進精神病醫院。
我得到消息后，2009年3月28日找到北京市丰台區公安分局查詢，丰台區公安分局拒不接待更不回答我的詢問，叫我“自己到安康醫院去看”。我先後到北京安康醫院一百多次，反覆問醫院：是誰把我兒子送進醫院的？醫院不回答。我要求出具病情鑒定書和病歷，醫院不給。我找北京丰台公安分局，提出這些問題，分局拒絕回答。我到北京市公安局、國家信訪局反映這些問題，並沒有任何過激言辭和行為，7月15日，富平縣梅家坪派出所所長敖文博把我非法監禁在北京市永定路西利小區10天。 7月29日，富平縣公安局指派徐長智科長和梅家坪派出所所長敖文博帶領十幾人再次到北京，以我進京上訪為由，給我一個婦女人家戴上背銬，一路多次拳打腳踢押回富平，搶走我的行李、皮包、上訪材料《身份證》、戶口本、手機等，多次毆打戴背銬的我，把我關進富平縣看守所，不給《拘留證》，非法關押11天。
我不服，8月11日到省城西安，向陝西省公安廳反映情況，索要《拘留證》，在我回富平的路上，又被縣公安局科長徐長智帶人抓到富平縣，關進看守所，關押了6天，還是沒有出具《拘留證》。
2010年4月29日，我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談我兒子被非法關押之事，又被富平縣截訪人員從久敬庄押解出來，關進黑監獄，毒打、折磨了五六天，頭戴黑塑料袋，嘴巴被膠帶封住，先後換過三個地點，最後被押回富平縣，關押了11天，仍然不給我出具《拘留證》。
2010年5月30日，我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安康醫院看我兒子米茂德，醫院說米茂德被富平縣公安局帶走了。富平縣公安局具體哪一天帶走了我兒子我不知道。在我們多次催問下，富平縣公安局將我兒子米茂德交給我們。2015年，本村村民李建利狀告我兒子米茂德放火燒了他家的汽車，富平縣公安局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我兒子米茂德送進富平縣華竹精神病醫院至今。
2011年3月，我再次到北京岳各庄派出所，提出我兒子被非法關押以致造成精神疾患的問題，派出所警察無言以對氣急敗壞，將我關押5天，其間對我使用老虎凳，帶鐐銬48小時，逼得我要服毒自殺未遂。釋放我時，岳各庄派出所所長黃衛東指使陝西的三個截訪人員扒去我的上衣，三四次進行人格侮辱。我這次被富平縣公安人員押回富平后，遭到長期監控看押。
2011年7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訪，梅家坪派出所所長敖文博帶人把我押回富平，我的衣服、行李、手機、現金等全部被丟棄在北京。敖文博深夜兩點把我扔到縣公安局門口，對我說：“把你娃專門關進精神病院治成精神病！你再找你娃，我用車把你軋成肉泥！你再去北京找你兒子，讓你全家都死！”
2011年8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訪。8月5日被富平縣公安局人員抓住，隨身攜帶的行李、錢、手機、上訪材料等全部來不及攜帶，被硬拉扯上汽車從北京押回富平，關押在陶藝村賓館和瑞辛賓館共18天，遭到警方種種毆打迫害。梅家坪派出所所長敖文博富揪住我的頭髮毆打，賈永奇掐我的脖子，致使我兩次吐血，三次休克。我被逼得割腕自殺，經搶救脫離危險。警察搶走我身帶的二百多元錢買煙抽。8月13日，梅家坪派出所所長敖文博帶領6個人，將我抬上警車，拉到山裡要活埋我。因當時當地過往的行人較多，暴行未能得逞。8月21日，敖文博又叫黑社會人員威脅我，叫賈永奇和曹惠扭我的胳膊，多次把我打得休克，晚上叫我和男警察住在一個房間。
2011年11月16日，我到北京市公安局上訪，被送到久敬庄，富平的賈永奇叫三個人毆打我，把我的頭髮揪掉一大把，把我的臉、胳膊、脖子打得出血，再次把我關到永定路西利小區，又轉到公主墳的一個地下室，共關押9天。
2011年12月，我再次到北京上訪，29日晚，梅家坪派出所所長敖文博和曹惠、賈永奇把我押上車拉回富平，一路上不允許我上廁所，叫我幾次尿在褲子里。曹惠還揪住我的頭髮逼我把他叫爺。
2012年1月8日，我被從北京押回富平，在瑞信賓館被關押到20日，共12天。1月30日至2月7日，在北京東風賓館被關押9天。2月7日我被從北京抓回，至28日關在瑞辛賓館22天。3月12日，我和我丈夫被從北京抓回富平，非法關押在瑞辛賓館，敖文博把我的行李搶走，賈永奇把我打得休克。到3月30日，非法關押我們19天。敖文博把我的行李搶走，還對旁人說我是法輪功。4月11日，我和我丈夫再次被抓回富平關在老城賓館，到27日共非法關押18天。
2012年5月8日，敖文博和朱滿平在拘禁我們的北京賓館房間里，搶走我丈夫的624元，不給我丈夫吃飯，非法關押了三天。5月18日我被押回富平，再次關到老城賓館，派五個警察和四個特警看守，敖文博、朱滿平多次把我打得遍體鱗傷，強迫我把不到二十歲的特警叫爺，敖文博用煙頭在我身上燒，用車鑰匙鑽我的腳心。朱滿平多次命令特警把我壓在床上毆打。梅家坪鎮政府人員賈永奇、派出所協警曹惠等人還多次在夜深人靜時扭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野外，對我毒打，逼我承認我闖中南海、天安門。富平縣公安局局長劉建偉不但不認真查處我反映的問題，反而多次到非法關押我的賓館對我訓誡，拿走我被打傷的照片，至今不還給我。劉建偉發狠地對我說：“袁芳芳，你上訪得有名氣了！我讓你名利雙得！”
2012年6月17日，富平縣公安局夥同渭南市勞教委以我非法上訪為由，決定對我勞教一年。《勞教決定書》所依據的三項“事實”均屬無端捏造，尤其是為了捏造我到溫家寶總理駐地上訪的“事實”，竟然偽造《訓誡書》，對我栽贓陷害。這次的《勞教決定書》不送達我本人和我的家屬。我實際在勞教所被關押十三個月。
2016年3月11日，梅家坪派出所的田佐軍在北京市東城區將我們老兩口連打帶罵；2016年7月19日，我在富平縣公安局大廳里被打得昏迷了一個多小時。……
各位讀者看到這裏，請不要嫌我絮叨得繁雜瑣碎。我和我一家人這十多年的遭遇，遠比我在這篇文章里寫的紛繁複雜悲慘痛苦！我們夫婦倆雖然是農民，戶籍在富平縣梅家坪鎮岔口村三組，但這些年來，我們的日子就是反覆在富平、渭南、西安、北京上訪，流落街頭，在黑監獄、看守所、勞教所度過的。誰願意放著正常的日子不過，要走上訪這條路呢？上訪有什麼過？有什麼罪？我們的兒子討要工錢反被非法關押，被折磨成精神病，做父母的能不討個公道，不保護兒子嗎？就是豁出我們這條老命，我也要找公安，找政府！我就不信，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里就沒有個說理的地方！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為我兒子洗清冤屈，給我兒子治療，解決我兒子的生活問題；撤銷迫害我的渭勞教字（2012）第36號《勞動教養決定書》，渭南市勞教委公開承認錯誤；賠償我們家遭受的一切經濟和精神損失；追究所有欺壓迫害我們的公安和政府人員的刑事責任。
冤民 袁芳芳
2016年8月4日
袁芳芳和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訪被抓回富平縣拘禁
我是冤民袁芳芳的娘家哥哥袁解放。袁芳芳今天下午給我打電話說，她和她丈夫再次到北京上訪，被富平縣公安局和梅家坪派出所的六七個人抓住。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騙袁芳芳兩口兒說叫他們回富平，給他們解決問題。這樣的把戲袁芳芳經過多次了，袁芳芳不信，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就把袁芳芳兩口兒強行拉上車，前天押回富平，送到洪水鄉派出所關押起來，沒有出具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定手續。袁芳芳反抗，衣服都被派出所所長吳增明扯破了。今天下午袁芳芳兩口兒鬧著要回家，看管袁芳芳兩口的幾個小夥子就毆打袁芳芳。袁芳芳兩口被抓和拘禁，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
袁解放
2016年10月26日
這次袁芳芳被關了11天，鎮政府人員並警告她“以後不準到北京上訪”。
我們家的冤情應由哪個單位管？
2017年1月26日深夜，我和我丈夫趁監控我們的鎮政府人員疏忽之機逃出我們租住的房子，輾轉搭車在1月27日到了北京。已是農曆大年三十，有關的各單位信訪接待室已經休息，全國人民都全家團聚歡度春節，我們卻舉目無親，只好到北京南站的地下通道里棲身。整個春節長假，我們都是在北京南站的地下通道里渡過的，氣溫在攝氏零下七八度，我們找了幾塊包裝用的紙箱板搭了個小棚子，鑽在裏面避寒，餓了就在垃圾桶里找些丟棄的食品充饑。還有全國的一些訪民也是這樣。滿街道汽車像流水的一樣開過，火車站裡高鐵出出進進，旅客們穿著時髦鮮艷的服裝，提著大包小包的禮品川流不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們這些上訪的難民。
2月4日是正月初八，各個信訪接待室開始上班，我們到國家信訪局接待處遞交了上訪材料，接待人員答覆說公檢法機關接辦的案子不歸國家信訪局管。中紀委信訪接待人員也是這樣答覆我們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接訪人員說已經轉給了陝西省公安廳，他們繼續督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人員叫我們找最高法院設在陝西的巡迴法庭。我們說我們已經三次找過駐陝西的巡迴法庭，巡迴法庭不受理，我們才再次找最高法院的。最高法院接待人員仍堅持叫我們找陝西巡迴法庭。七八天的時間，我們就在這些單位的信訪接待部門來回跑，被推來推去。我們真不知道我們該到哪裡投訴？哪裡能給我們伸冤？這個國家就這麼一個黨，就這麼一個政府，設了那麼多的機構，有那麼多的官員辦事人員，發了那麼多的文件，怎麼就沒有一個機構、一個人來查辦我們的案子？我們的案子究竟屬哪裡管？
因為我上訪，2014年，由富平縣人民檢察院起訴，富平縣人民法院判決我犯擾亂社會秩序罪，服有期徒刑兩年。我不服，上訴到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渭南中院維持原判，我進而向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申訴，陝西高院駁回我的申訴，維持原判。 我們的家院多年無人收拾，加之遭人破壞，破爛不堪無法居住，2016年2月21日我出獄后，與我丈夫在銅川新區租了一間小房子居住，繼續不斷地上訪。2016年10月，北京召開18屆6中全會，我到北京上訪，10月24日被從北京押回富平，又送回銅川家中。富平縣梅家坪鎮政府派人到銅川我們的住地，常年不間斷地監控我們，多時有四五個人，少時有兩個人。我們上訪，首先要躲開這些人的監控。2017年1月中旬，陝西省召開“兩會”，
1月12日凌晨我躲過鎮政府人員的監控跑出來，到西安省“兩會”住地，要向“兩會”代表喊冤。像往年一樣，各地的冤民、訪民連省“兩會”召開地的陝西賓館的大門口都到不了，警察和各地、各級的截訪人員比訪民還多，在大門外三四百米的地方就層層封鎖，查看過往人員，一發現上訪人員，立刻叫當地截訪人員抓走。我也在當天下午被抓回富平。
冤民 袁芳芳
2017年2月23日
袁芳芳兩口“兩會”赴京上訪遭非法拘禁24天
2017年3月4日早，我和我丈夫米綱維上訪到了北京，在北京西站出站口被富平縣駐京辦的田建斌、縣信訪局副局長董光榮等三人截住，把我們騙到一家飯館吃飯。在飯館剛坐下不久，來了二十幾個人，把和我丈夫連抬帶拉塞到一輛麵包車裡，車裡坐的是富平縣梅家坪鎮黨委副書記石立奇和五個在北京雇傭的人員。我們掙扎，石立奇叫雇傭的人員壓在我丈夫身上，搧我丈夫耳光，並說“不要把臉打傷”。
石立奇命令我們交出手機、錢、車票和《身份證》，我們不給，打手繼續打我們，並撕爛我們的包，搶去上述東西。麵包車直接往陝西開，一路上不允許我們上廁所。在服務區袁芳芳要上廁所，石立奇不讓停車，到了公路上讓袁芳芳在路邊解手，還叫一個男打手在一旁盯著。路上走了14個小時，不給吃喝。
3月4日深夜到了富平縣城，石立奇副書記下了車，車開到678酒店，北京的雇傭人員把我們兩口交給富平縣的十多個不知身份的人。我們不下車，富平縣的雇傭人員就把我們強行拉下車，抬到賓館房間，十多個人看守我們。第二天來了三輛車，把我們拉到富平縣山區的底店鎮郭家村的鳳凰山莊，強行把我們抬到103號窯洞里，關到17號晚上。在這14天里，不准我們出窯洞門一步，總共給我們兩口吃了四頓飯，袁芳芳昏迷過三次。富平縣的看守人員晝夜有兩個男人住在我們住的窯洞里，晚上一個跟我們兩口睡在一個炕上，另一個睡在靠近窯門口的沙發上。窯洞的衛生間沒有門插，袁芳芳上廁所時就有看管人員拉開衛生間門看。看管人員打過袁芳芳三次，有一次袁芳芳質問看管人員為什麼非法拘禁我們？一個看管人員把他端的一杯煎茶潑到袁芳芳臉上、身上，袁芳芳大聲呼喊，兩個看管人員把袁芳芳拉到另一間窯洞里，掐住袁芳芳的脖子，問袁芳芳：“要死還是要活？”還有一次，一個看管人員還說叫車來把我們拉到山裡剁了。看管人員兩次對我們說：“你們把息訴罷訪的《保證書》寫了簽字，我們就把你們放了。”我們說問題解決了我們就不上訪了，不解決，我們不寫息訴罷訪《保證書》。
3月17日晚上，來了兩輛車，又把我們轉到富平縣薛鎮順陽大酒店，不准我們出房間，兩個看管人員始終睡在同一個房間門口。在這十天里，有兩三天不給我們吃飯。一直關到27號晚上，開來兩輛車，拉上我們說叫我們見領導。到了富平縣城附近，叫我們下車。我們不下車，看管的人說領導在前面的車上，把我們拉下了車，他們開車跑了。
從3月4日我們被富平官員在北京截住，到3月27日，我們被非法劫持關押24天。在富平被非法關押期間，黨政官員沒有一個見過我們。我們被搜搶去的兩人的《身份證》、手機、280元錢至今沒有歸還。獲釋后我們找過縣信訪局兩天，縣信訪局副局長董光榮聽了我們講述被非法拘禁的情況，說他不知道這些情況，他給縣上彙報。我們為遭到非法拘禁向富平縣城關鎮派出所報案，派出所警察連登記都不給登記。
2017年3月31日，我們兩口躲過監控人員，再次到西安，向陝西省政府信訪接待室和中央巡視組反映問題。
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梅家坪鎮岔口村三組村民
袁芳芳 米綱維
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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