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滸傳》中，官府在收監罪犯時，都會先打一輪“殺威棒”，以使其懼服。而這次我前往廣東高院為兒子牛騰宇維權，高院方面雖然不敢讓他們的保安對我進行毆打，但其通過保安安排了一系列措施，對我進行恐嚇，以起到“殺威棒”的效果。

措施一、 喊打喊殺

5月26日下午3點，我再次來到高院門口，欲進行維權。高院外面停著警車，閃著警燈；高院內有二十幾個保安，他們隔著柵欄看到我來了，立刻集結列隊，開始操練拳腳，並喊打喊殺。

一般來說，軍警正常訓練時間都會安排在早上，因為要考慮溫度問題。當時正值下午3點，當時廣州30度高溫，又烈日炎炎。在這個時間點操練拳腳，本身就有問題，且我到之前他們不練，見我到了又緊急列隊開始訓練。其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在我進高院之前，向我展示高院方面的“兵強馬壯”、“軍威正盛”，以此來挫我志氣。

措施二、 高規格安檢

在進入廣東高院前，高院並沒有按照正常程序讓我們進去，而是對我和跟隨我的所有人進行了全方位地安檢，他們用掃描儀對我們每個人進行了全身掃描。然而，在我們前面進高院的人，其中不乏有拉著拉杆箱的，他們並沒有接受如此嚴苛的安檢。

為何要單獨對我們一行人進行如此高規格的安檢呢？一來他們需要檢查我是否攜帶了隱蔽式錄音設備，因為廣東高院謊話連篇，害怕我將他們的話錄音並公之於眾；二來，做安檢也是很好的“殺威棒”，無論你維權決心如何堅定，在做安檢這一刻，你就會像個傀儡一樣任人擺布。

如果是如機場、火車站這樣的場所，所有人都必須要接受這樣嚴格的安檢，那並非不可接受。但如果只針對我們一行人進行這樣嚴格的安檢，那便是在打“殺威棒”了。

措施三、 前後夾擊、跟隨錄像

我在做完安檢進門時，廣東高院的保安就對我們一行人進行了前後夾擊。有數名保安領著我們走，又一大堆保安跟在我們身後。即便是領袖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儀式，都未能有如此大的陣仗。

僅僅是前後夾擊也就罷了，他們當中甚至有人使用執法記錄儀對我們進行錄像。我扭過頭質問保安，憑什麼對我們進行錄像。其中一名女保安表示，這個執法記錄儀是廣州公安方面交給她的，是公安方面需要錄製關於我的視頻。

高院讓保安對我們前後夾擊，是想進行嚇唬，試圖將我們嚇破膽，從而在後續談判時處於心理劣勢。而其表示是公安的執法記錄，並強調公安需要對我進行錄像，則是妄圖借用公安的威權對我進行施壓，大有一種“都給我老實點，小心廣東公安把你們都給抓了”的意思。

我頂著廣東當局的重重“殺威棒”，在與廣東高院的工作人員的談判中，我成功逼問出了真相——廣東當局所謂的“給我兒批准假釋，但前提是我兒必須要先認罪”這一承諾，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雖然法律上允許我兒可以在刑期過半時辦理假釋，但廣東高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為對刑期超過10年的人辦理過假釋。也就是說，雖然法律支持我兒通過假釋出獄，但廣東政法委和高院可以以“未有過給刑期超過10年的人辦理假釋的案例”這一借口，在我兒認罪后，阻斷給我兒辦理假釋的所有程序。

雖然廣東高院費盡心機對我進行恐嚇，然而我並沒有被他們嚇住。其原因很簡單，自我為我子維權以來，我到過廣東很多次，廣東當局為了恐嚇我，曾在四會市監獄門口，安排了大量荷槍實彈的特警威脅我；派了一位領導在大街上對我進行抓扯，並威脅要把我抓進監獄；派遣大量廣東公安、國保、國安，在我入住的酒店、就餐的餐館進行跟蹤和騷擾。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心中早已沒了恐懼。廣東政法委與廣東高院無非就是特別喜歡騙人和嚇唬人的“紙豺狼”，這種騙人和嚇人的把戲對我來說毫無作用。

202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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